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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庆70周年 | 抗美援朝70周年系列讲座成功举办
来源:人大国关学

为纪念抗美援朝战争70周年,加强当代中国外交史、战略史和军事史的教学与研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办了院庆70周年·抗美援朝70周年系列讲座,邀请四位院内外专家学者就抗美援朝相关问题作了四场主题演讲,并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与参加讲座的校内外师生和专家学者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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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时殷弘作题为《朝鲜战争的基本原因和复杂后果》的讲座。时殷弘认为,抗美援朝对新中国极其重要,入朝参战使得新中国成为东亚强国,是新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朝鲜战争的起源有两个重要背景,即美苏冷战和朝鲜南北之间的敌意。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得益巨大,朝战的爆发使得美国在1950年批准了对称性的、不区分利益是否紧要的国安会68号文件;美国在亚太地区组建了军事同盟体系,并且推进北约军事化和西德重新武装;完成了初期目标,使得美韩同盟成为在东亚的支柱之一,在欧洲、东亚与苏联的对峙中占优。但是美国也付出了巨大代价,陷入了与中国的长期对抗,这成为后来陷入越战泥潭的重要背景。苏联则因面临的军事负担加重,国际环境进一步恶化,成为朝鲜战争的最大输家。朝战中的中国是大赢家,实现了挽救朝鲜、确立强国地位、形成了对美国的长远威慑等目标,也付出了高昂代价。一项很大的教益在于,中国对任何与中国的利益关系重大的战争和其他国际军事行动,一定要从中国本身的利益出发,去做出自己的真正自主的判断和决定

最后,时殷弘以《战争论》的两个视角,即战争的双重属性和“胜利的顶点”对于各方在战争中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战略目标的调整进行深入诠释,包括美国决策者对于麦克阿瑟态度的转变,从仁川登陆后的尾随到将其撤职,以及1951年上半年中方战略目标的两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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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作题为《抗美援朝出兵决策研究》的讲座。章百家将中国抗美援朝的相关决策作为中美安全危机管理的一个案例进行分析,详细梳理了中国决定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全过程。战争初期,中国领导人对战争发展作了谨慎估计,并作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以应对朝鲜半岛战局逆转的可能。在保留军事选项的同时,中国采取许多外交行动以减缓危机、避免战争进一步扩大,但成效甚微。在美军宣称将越过三八线后,中国领导人通过全国政协会议报告、召见潘尼迦传递信息等方式向美国清晰表明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底线——即美军越过三八线。美军越过三八线以及中国决策高层形成共识后,中国完成了出兵决策。

章百家认为,中国在出兵决策中面临三个基本困难。第一,中国是被不受自己控制的因素卷入朝鲜问题的,且形势紧迫;第二,美国是中国的明确对手,中美实力悬殊;第三,中国面临的决策环境复杂,变数多且风险大。为应对这三个基本困难,中国的危机决策过程有三个重点:第一,设定了必须采取军事行动的底线,即美军越过三八线,但是中国隐蔽出兵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美国对中国参战决心的误判;第二,在危机决策中全面权衡不同政策选项的利弊得失,在抗美援朝案例中则是考虑出兵与不出兵两种决策的成本与收益;第三,明确了中国出兵参战的目的,估计可能的参战前景和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即顶住美国的进攻,使其知难而退,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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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特聘教授牛军作题为《从鸭绿江到三八线:抗美援朝决策若干问题再探讨》的讲座。牛军将中国的“抗美援朝决策”分为五次战略层面的选择,按时间顺序分别是“预防”“出兵”“打过三八线”“决定谈判”和“结束战争”,并着重分析了前三个阶段的决策过程。

在“预防”阶段,中国的主要目标先后有两个,首先是防止战争爆发,战争爆发后是避免中国卷入战争。如何影响朝鲜的政策选择是中国面临的战略难题,中国必须与苏联合作才能有效影响朝鲜的选择。苏联转向支持朝鲜的统一行动,中国防止战争爆发的努力就失败了。在避免中国卷入战争方面,中国通过可行外交渠道向美国进行表态和信号传递,但最终美国误判了中国的决心和意图越过三八线,中国的决策阶段从“预防”转向“出兵”。

牛军认为,“出兵”阶段中国决策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战争的特点和前景;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以及出兵的战略意图和行动目的;战略意图和军事计划等之间的关系;同盟外交与制定军事计划之间的关系等。在中国决定出兵并扭转战局后,决定是否“打过三八线”成为新的决策阶段,这一阶段的决策需要来源于战场形势的发展,同中国战略目标的模糊性有直接关系;这一决策本质上更多是考虑政治需要的军事决策,关键在于如何协调政治目标与军事目标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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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晨作题为《从运动战到阵地战:抗美援朝的作战层面》的讲座。李晨从作战层面解读抗美援朝战争,重点分析了志愿军如何应对运动战、阵地战两个阶段的不同挑战,战略层面和战役层面互动的影响,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在我军军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三个方面的问题。朝鲜半岛狭长多山、三面环海的地理环境特点影响了战争双方的兵力、机动能力和攻防效率。而从二战延伸而来的军事技术背景影响了战争低成本、利于动员和持久战的特点。

运动战阶段包括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的五次战役。美国、韩国和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的初始状态对运动战阶段的作战进程产生较大影响。第一次战役是志愿军和联合国军的遭遇战。美军情报失误造成对中方出兵的误判,因而两度向中朝边境冒进。这导致志愿军没有时间设防固守,只能采取运动战的方式歼敌。第一、二次战役志愿军战略战术得当,利用对手弱点,诱敌深入,大量围歼美韩军队,改变战局。但由于装备和后勤落后,无法给敌军造成更大伤亡。第三次战役志愿军克服困难,越过三八线,达到了预期作战目标。但美军有序后撤,保存了有生力量。第四、五次战役,美军更换指挥官,统一指挥权,逐渐适应中国军队的作战样式,调整作战计划,转守为攻。而志愿军由于战线拉长以及一线部队长期消耗等原因,攻势减弱。双方攻防拉锯,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从解放战争到朝鲜战争,解放军到志愿军面临着更大的装备差距、政治工作和后勤补给困难等诸多的挑战,但还是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在机动作战战法等方面取得了进展,初步实现了转型。

阵地战阶段从1951年7月开始持续到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由于双方在军事上都无法取得全胜,以及军事与政治协调的需要,战争目标调整为守住战线、消耗对手,为谈判争取有利条件。这一阶段的阵地战有着不对称的特点。美军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火力强大,给志愿军的固定阵地、后方纵深和补给线都造成了巨大威胁。志愿军则缺乏阵地防御和攻坚经验,并且面对比运动战阶段更大的消耗。但志愿军得到了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加强了体系作战方式,完善了后勤保障体系,攻坚和防御能力都有所增强。例如炮兵部队发挥了重要作用;坑道的完善为阵地攻防作战提供了可靠的依托。1952年,志愿军的作战体系和后勤保障体系日臻完善,并经历了上甘岭防御作战的考验,进攻作战也不断取得战果。在双方都建立纵深防御体系之后,作战样式总体有利于防御,攻坚的主要挑战在于难以取得纵深突破,双方只能拉锯消耗。同时,志愿军部队通过轮战的方式,减轻了一线部队和后勤保障的压力,使更多部队和指挥员在对美军的作战中丰富了实战经验,获得了锤炼。空军和装甲兵也通过朝鲜战场获得实战经验,并快速发展。抗美援朝战争对我军随后的发展规划和建设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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