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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工作坊 | “政治科学前沿与方法”工作坊第一期活动顺利举行
来源:人大国关学


2018329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科学前沿与方法”工作坊在明德国际楼813会议室成功举办第一期活动,本期活动邀请到了美国加州理工州立大学教授张善若教授作题为“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前沿”的主旨发言,活动由韩冬临老师主持,学院林红、马得勇、邱静、朱晓明 、黄晨等老师及同学们参与本期活动并围绕相关主题进行了交流。

会议伊始,韩冬临老师介绍了张善若教授,张教授于1999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得法学学士学位,随即赴美留学,师从政治心理学、政治学方法论大师 M. Kent Jennings教授, 2007年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在美国加州理工州立大学 政治学系任教至今。工作坊的设立目的在于推动政治科学方法理论进行创新,促进师生之间对于政治前沿科学方法理论有更加深入的探究。

 

张善若教授感谢大家的到来,并阐述自己对于文化研究的前沿以及政治文化建构过程的理解。(1)文化研究的前沿方法中,文本研究是重要的方法之一。而文本研究主要有三种研究范式,一是将文本中的文字以及标点等作为有意义的符号进行研究,二是近年来大数据的兴起,通过强大的检索功能在海量文献当中进行词频的探究,三是属于较为传统的文献阅读的定性研究方法。(2)要理解什么是文化,张教授提出需要从知识论的角度去理解和看待。近代知识论主要是受到欧美国家建构的影响,而影响的背后是欧美霸权的支撑。拉美整个地区的发文量甚至不及耶鲁大学的一个教授的发文量,从中可以窥视现今的知识论体系权力分配不均。但现今,由于欧美国家构建的理论体系难以解释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现象,正在受到发展中国家话语体系的挑战。

在解释中国问题的时候,西方和中国存在不同的争论,张教授认为可以从现象学和诠释学的角度进行理解。西方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有两个背景。一个是冷战背景,西方国家需要对不同的国家发生的事情进行解释和应对现实的需要,因此会对中国政治运动进行分析,而分析的过程当中,则会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进行解读。一个是知识环境,最早研究中国的学术期刊是China Quarterly,是由美国CIA资助,文献来源于台湾转送,访谈的对象主要是逃离大陆的人,因此对于研究中国存在一种偏差。

中西视域的不同是源于历史的不同。西方在基督教的千年统治之下想要反抗教权,其需要一种合法性,知识也就是自然科学在当中就扮演着提供合法性的角色。自然科学有力量将追求真理和自由等概念与教权进行对抗。西方对科学的追求,常常会受到宗教的影响,带着一种普适性的价值。其往往将西方古代世界理想化,将民主理想化,将自身理想化。而中国则是实用理性。中国是一种早熟的文化,中华民族经历过残酷的春秋战国,没有空间去理想化,所以必须要极度现实。因此中国的历史观都是实际和现实的。相反,欧洲没有这样的历史观,基督教统治的时候,没有存在人的历史的意义。

而要解决知识霸权这种情况,则主要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去美国从美国知识体系当中,用美国的知识体系向美国西方人进行解释;另外一种是从中国的角度,从更加贴切国情的角度来进行阐释。

在解释过程中,经常使用定量的方法,其核心是建立一个关联性,对于关联中间的联系越来越被淡化。例如美国蓝领阶层支持右派,英国可能也存在这种关系,但是背后的原因却是不一样的。由于理论框架、观察角度、数据生成和处理程序、推论形式等原因,现有研究将政治文化现象、变量、过程带离这个解释关联中间的过程。因此解释有必要回归到文本当中。

最后,张教授提出了“文史哲”文本分析方法论。文是通过文体和论证,建立事实,进行说服;史是通过“文”表达,使得一般的“发生”成为历史事件;哲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讨论,言说和评价,总结出政治思想。三者反复循环,三轮滚动,不停的在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充实和改进。在最后张教授通过自己的新书Confucian political epistemology,对《大学》、《王阳明奏疏》进行文本分析,以此对方法论进行一个阐释。

 

在会议讨论阶段,林红、马得勇、朱晓明、黄晨等老师先后发言并进行深入而热烈讨论。

林红教授首先对张老师的精彩论述表示感谢,认为用文本的方式将中国问题的讨论带回它的意义建构过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有助于建构中国自身的政治学话语体系。林红教授赞同张老师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实用理性的观点,认为其典型即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政治经验与政治思想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历史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文本的历史,可以从中进行挖掘很多现代政治的传统基因,文本研究是一种很好的切入路径。

马得勇教授认为从文本分析的过程当中去恢复历史,其存在一个疑问,应该怎么样去理解这段历史,是以现代人的观点,或者是古代人的观点,是还原历史,还是还原自己的想法。另外,面对先人选择过的历史,怎么去解决客观的事实和主观的感受之间的关系。

朱晓明老师认为知识的建构过程是非常有趣,中国和西方都是相似的。古代巴比伦神话,以及天道学说传播和建构是很类似的,其往往被用来影响和控制民众。

黄晨老师提出观点,从空间上如果将福柯的话语贯彻到底,刨去国家话语权的影响,民众是否有真正的思想。从时间段上来说,有多少文本能够解释真正的文化。文化本身不是常量,而是变量,历史上不断变化的文化,是权力驯化的结果。

韩冬临副教授根据自身出国访学的经历,赞成张若善教授的观点。认为国外受到西方知识论的影响,例如对于威权主义的抗争,治理不善等方面的理解和认识,都存在着文化冲突。对于观点一刀切是没有用的,而应该专注在于是怎么样,而不是缺少什么。

张若张若善教授进行了回应:历史诠释学是用来解释欧洲国家是怎么认识自己的历史,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这不是还原一种现实,因为没有存在一种客观的历史,而是一种效果历史,有形无形的对后面的人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同样也是戴着一种透镜看待历史。现象学和诠释学认为,认识一个东西,需要带着一种先见进行理解,然后才会对历史进行再理解。所以对于任何的文本,是不存在客观性的存在。但是对于历史的解释,还是存在一个诠释圈,诠释层层叠加之后,就会存在一种客观性,这不是一种实证主义通过隔离的所说的那种客观性,这是不同的视角,是可以共存的。


 “政治科学前沿与方法”工作坊第一期活动落下了帷幕,本次的工作坊学术交流,不仅提升了老师和同学的国际化的理论视野,同时也促进了师生们对于新的方法论的认知,在学术探索的路上需要有不同的方法论指引以及相互借鉴,唯有此方能够探索真理。

 

 黄种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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