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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论宗教与政治|“社会思想与世界政治”工作坊·系列研讨第一期纪要
来源:人大国关学

斯宾诺莎论宗教与政治|“社会思想与世界政治”工作坊系列研讨第一期纪要

 

 

 

201842014:00,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社会思想与世界政治”工作坊在明德国际楼813会议室正式启动。应中国人民大学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邀请,北京大学哲学系吴增定教授作了主题为“斯宾诺莎论宗教与政治”的演讲,拉开了工作坊系列研讨活动的序幕。中国人民大学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张广生教授主持讲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欧树军副教授、丁凡副教授、陈华文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吴功青讲师、雷思温讲师、孙帅讲师出席并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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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生教授发言

 

张广生教授在介绍主讲人时说,在学院的鼎力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思想与战略学社主办的“社会思想与世界政治”工作坊今天启动,有幸邀请到吴增定教授,为大家讲授斯宾诺莎对宗教与政治这一世界性政治问题的见解。吴增定教授对政治哲学和理论哲学都有深入的研究,今天讲演的主题,不仅与欧洲民族国家形成时期面临的神学-政治困境有关,更有理解现当代世界政治的重要意义。理论思考与时代关切会通、理解世界政治的重大问题,是工作坊促进学术交流的宗旨和期待,吴老师今天的讲演,定能为我们做一个示范。

 

 

吴增定教授

随后,主讲人吴增定教授为工作坊的首期系列研讨带来了精彩的演讲。

 

 

 

主讲内容概要

 

1、“政教分离”原则的当代境况 冷战以后,美国的“逆世俗化”浪潮和近来欧洲的移民问题,既表明宗教问题并未伴随着自由主义的“胜利”退潮,也说明近代欧洲的“政教分离”原则仍在当代面临重大挑战。“政教分离”原则最早是在法国《人权宣言》中奠定下来的,在“教会与国家的分离”这个表述背后,同时包含两层意义:(1)宗教活动和政治活动各有其领域,互不干预内部事务;(2)所有教会组织及其公开活动都必须服从世俗国家。这一当代境况,使人们不得不回到“政教分离”的源头思考:近代欧洲最初推动政教分离的原因、策略、手段、结果是什么,也揭开了宗教与政治这一当代问题与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相关性。

 

2、“政教分离”的两个版本 从思想史看,“政教分离”原则在理论上又可以分为两个不同强度的版本:以霍布斯和洛克为代表,弱版本“政教分离”原则强调,国家不关心宗教教义对错,而只关心宗教的外在行动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是否侵犯个人自由和权利,这是现代欧洲采取的一般方案;而强版本“政教分离”则更激进地指出,宗教信仰本身就是错误、迷信和无知,信仰自由、外在服从,只是消除宗教影响的权宜之计。斯宾诺莎和后来的费尔巴哈、马克思一样,都主张按照现代性的理性自决原则实现后一个版本的“政教分离”。在斯宾诺莎看来,弱版本的政教分离不可能真正建立国家,即使国家建立起来,也无法消除宗教带来的问题,真正的出路是通过哲学的启蒙,终结宗教带来的纷争。

 

3、斯宾诺莎的独特性 斯宾诺莎生活的17世纪,是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思想根源,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历史中,政治生活如何摆脱宗教战争和冲突,是一个中心问题。但斯宾诺莎方案包含的矛盾冲突,远远大于霍布斯和洛克:(1)一个犹太人和犹太教会的矛盾。(2)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冲突。(3)基督教各教派的斗争。面对17世纪新教、天主教及其各教派的战争冲突,斯宾诺莎的宗教-政治方案希望建立一个国家,其中,每个人都是独立的自由人,自由选择各种信仰,从而将宗教问题变成一个次阶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必须超越教派论争和政治妥协,进一步从哲学上回答:真正的神是什么;认识神的手段是什么;由此才能以理性方式建立自由的共和国。

 

 

讲演中的吴增定教授

 

4、神是什么,人能认识神吗 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讨论的真正的神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神就是自然,是唯一的实体;这一讲法使神不再具备超验于自然的特征。其次,神没有超越性的意志,不是超自然的人格。作为结果,“恩典”与“启示”——神与人的超自然接触,从理论上被排除了;“奇迹”——神的意志不受自然法则约束的证明,也受到了斯宾诺莎的全面批判。认识这样一个与自然无异的神,第一种方式是理性,第二种是想象。相比理性认识到的因果关系和自然法则,“想象”是对世界和上帝不充分的认识,是由于对真正的原因无知,将感官留下的种种印记投射到外部世界,认为无法理解的诸多自然事件背后,都有一个特殊的人格意志。基于这个形而上学-认识论构架,斯宾诺莎为“宗教”给出了一个非常自然主义的解释。

 

5、宗教 斯宾诺莎认为,任何形式的宗教,都是基于对神的“想象”,是无知的产物。产生宗教的原因有二:(1)人的脆弱性和恐惧。与实体相对,人作为一个样态,能力有限,无法控制一切。(2)无知。由于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人们想象自然世界是被某种不可知的力量在操纵着,并用人与人的关系,来想象人与这种力量的关系,于是产生了神的恩典/启示的宗教教义。由此斯宾诺莎才指出:宗教本身即是蒙昧、无知和错误,最终需要得到理性的解放。这种对宗教的批判力度,是霍布斯乃至马基雅维利等前人所没有的:例如在“奇迹”的问题上,《利维坦》只是保守地指出人无法知道“奇迹”有还是无、并将奇迹的解释权交给国家,而斯宾诺莎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前提却直接将“奇迹”归于错误,将《圣经》解构为凡人的作品。

 

6、倒转《圣经》 斯宾诺莎的《圣经》解释,彻底倒转了圣经的神圣性质,可以指出其中的三个方面。(1)对犹太教义的倒转。以《神学政治论》中批判的若干教义为例,斯宾诺莎将《圣经》中高于理性的先知和预言解释为“想象力过于发达”的结果,将犹太人是“选民”的教义解释为犹太人在面对强敌时发明出来的修辞。(2)对《圣经》成典的历史批判。过往解经的基本前提是《圣经》在神的启示下写就,但斯宾诺莎根据年代考证,不仅将经书各部的差异做了历史化的解释,甚至否认摩西是《摩西五经》的作者。(3)将《圣经》的历史书写解释为犹太人的想象。根据斯宾诺莎,《圣经》的教义和叙事与犹太人的“巴比伦之囚”密不可分:为防止本族历史湮灭,犹太经师将当下的惨状解释为神的惩罚,并进一步倒推出“选民”的叙事。这样看来,《圣经》记载的“神圣”历史,不过是犹太人自我认同的塑造,而犹太民族的选民特征解构了,也不过是弱者的想象罢了。

 

7、斯宾诺莎的政治方案与“犹太人问题”为消除犹太人和基督教之争,斯宾诺莎的政治方案要求人们走出启示宗教的想象世界,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家。第一步是政治上的弱解决,即保护和尊重所有人的信仰与思想自由,由此达成契约、建立国家。第二步要求一个更强的哲学启蒙方案:只要社会中绝大多数人还是受想象、宗教信仰支配,共和国就很难建立和稳固起来,只有对哲学和理性的保护,才能使绝大多数人摆脱远离各种形式的启示宗教。这个判断逐渐被历史验证:法国大革命之后,犹太人逐渐在欧洲各国获得了公民权,以同化的方式实现了“政治解放”;但正如斯宾诺莎和马克思看到的那样,“政治解放”既不平等,也不彻底:虽然犹太人首先将自己视为国家的自由公民,但社会中占主流的公民仍然认为犹太人首先不是“人”,而是“犹太人”。弱版本的政教分离将信仰和启示归于个人,国家尽管不干涉犹太人信仰犹太教,却也无法干涉其他人歧视犹太人。这是斯宾诺莎的洞见之一:弱版本提供的抽象世俗法权,无法解决人们内心的冲突,只是掩盖了真正的问题。

 

8、哲学启蒙与宗教 不过,要做一个斯宾诺莎意义上的理性的自由人,同样非常困难。斯宾诺莎自己也曾指出,理性的、能够认识自然法则的人本来为数不多。如果想象和愚昧不可避免,宗教有可能被哲学启蒙排除出政治生活么?对此,斯宾诺莎抱着一种17世纪启蒙哲学家独有的乐观。但只要宗教生活存在,某种宗教的力量足以使被保护的少数转变为多数,用弱版本“政教分离”框架下的政治-法律权利,突破弱版本政教分离的框架。某种意义上,冷战结束以后“逆世俗化”浪潮的原因也就在于此。斯宾诺莎正确地提示后人:宗教永远不能成为政治和权力的中心,并且一定需要某种程度上的理性启蒙。但斯宾诺莎的洞察也让我们对斯宾诺莎产生反思:理性的启蒙有限度吗?如果宗教贯穿着人类生活,且与社会的良序联系在一起,理性启蒙与宗教是否可能形成一种更加积极的关系呢?

 

 

对谈环节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吴功青讲师

 

吴功青讲师:在早期教父和中世纪时代,也有政教分离的讲法,但它们的形而上学基础是灵魂和身体的二分。但正如报告揭示的:灵魂和身体在斯宾诺莎那儿不能分离。如果做一检讨,斯宾诺莎政教分离方案在身心关系的基础上是否存在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孙帅讲师

 

孙帅讲师:天主教传统中,人能够理解上帝,是逐渐接近上帝;宗教改革之后,暴露出人的有限性,无法认识神,从此开出了教会的必要性和国家的必要性。在这个意义上,斯宾诺莎过于乐观的理解,一方面源自后宗教改革的困境,一方面同时打碎了教会和国家的必要性。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丁凡副教授

 

丁凡副教授斯宾诺莎处理了三个问题,宗教、政治、哲学。这是所有文明都要处理的三个问题。宗教和政治有很强同构性,不是纯粹理性的领域,而是强调权威;哲学和理性是非常宝贵的力量,但在如何与前两种力量相处的问题上,即如何把人的生活和理性更多地绑在一起,而不是使社会生活滑向非理性的一面?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雷思温讲师

 

雷思温讲师:在早期近代哲学中,“上帝的不可理解性”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为什么斯宾诺莎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吴老师在讲座中还提到,关于政和教的关系,儒家的讲法是“敬鬼神而远之”,这个方案和政教分离各种版本的适用面和差异是什么呢?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欧树军副教授

 

欧树军副教授结合《利维坦的道德困境》中的思考,从今天的讲演回头看“政教分离”这个自由主义政治原则,有助于回头思考许多学理上的误解。这里可以举个例子,亨廷顿在评论美国时说:在美国这个“自由主义”国家里,所有现代政治原则都离不开新教特殊的宗教信念。表面上看,美国遵循了政教分离的自由主义原则,但实际上,新教扮演了近似公民宗教的作用,是“不立国教的国教”。从这个角度看,政教分离的原则和实践存在张力,仅凭这一原则,是否无法化解自身的内在困境?

 

想看吴增定教授的现场回应和对谈环节的完整版?敬请期待中国人民大学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出品的后续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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