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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工作坊 | 理解中国政学传统中的秩序思维:以治体论为视角
来源:人大国关学

理解中国政学传统中的秩序思维:以治体论为视角——国际关系学院“秩序理论”研究工作坊第三期活动简报

 

晚清以来,西学东渐,我们对于自身历史和现实的梳理判断,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政治文明的视野中进行的。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世界接触的逐步加深,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在世界性的交流与对话中,除了西方提供的一系列概念工具、理论资源,我们应如何定位和命名几千年的中国政治传统。

基于这样一个问题意识,继“一统与多统:基于中国问题的秩序原理探讨”和“‘统’与宪制秩序:政治理论进路下的审视”两次工作坊之后,2018年6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秩序理论”研究工作坊举办了第三期活动,从治体论的视角理解中国政学传统中的秩序思维。

本次工作坊报告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老师。治体论是任锋近年学术研究的聚焦点。作为分析中国传统政治的资源,治体论还未受到太多重视,这背后的基本传统也未得到较深发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彤老师、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尹钛老师、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刘训练老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欧树军老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翟志勇老师和清华大学法学院屠凯老师作为此次工作坊的评议人,从各个角度对治体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任锋基于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的历史发展和现实实践,列举了历史传统中有关治体理论运用的几个重要节点。贾谊《新书》、荀悦《申鉴》、杜恕《体论》、《贞观政要》、《近思录》、吕中《宋大事记讲义》、明代丘濬《大学衍义补》、《皇清经世文编》,循着这条线索,治体论的概念内涵、理论深发和一系列重要命题都能够得到较为清晰的梳理。对于接下来从整体上把握治体论,提炼出理论化的说明有着十分基础而关键的作用。

 

治体概念的运用反映出中国传统对于政治理论的总体把握。汉魏至唐,治体论带有很强的古典理论色彩。治体论的思考在宋朝到达了新的理性化高度。这其中,经制事功学作为被遮蔽的传统,不同于理学大传统在治道层次上对于治体论的思考,特别彰显了对于治法的重视。实际上,围绕治道、治人、治法,对于历史政治形态的命名和概括,治体论这一进路就包含了不同的概括与分析。而这些为我们重新理解晚清以来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思考角度。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尹钛老师在评议环节中认为,治体论在方法上有创新,即将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结合起来,而这恰恰是我们创造新知识的生长点。但同时,治体论作为中国传统政治话语,激活它就有制度和话语的两个走向,而这其中也面临许多困境。最典型的问题就是如何将“治体”翻译成英文。如果应用“regime”的概念,不可避免会落入西方的知识传统中。因而中外古今概念之间的不统一,就需要研究者进一步地阐释这其中的内涵和关系。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刘训练老师也赞同尹钛的评论。治体论的翻译问题折射出这一概念内涵的“超载”。刘训练指出,当治体论作为一种概念和范畴提出的时候,其中应该有一个一贯性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不能太宽泛,应学会“卸载”,因为这关涉到一项理论的实际传播与交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翟志勇老师在谈及治体论的理论建构时,认为治体论能不能给我们探讨当代问题提供理论模型或分析工具,是治体论在变化的传统中所要做的。实际上,我们的学术议程与整个社会的进程之间有着直接的相关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欧树军老师评论认为,最近十年,越来越多不同思想、立场、观念的学者都在思考一个共同的问题: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中国所需要的理论究竟是什么。欧树军借用亨廷顿的理论原理,指出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的阐发需要一个世界性的视野,就如同亨廷顿对于美国政治传统的发挥与应用。这些都是治体论在今后的发展中值得借鉴的。清华大学法学院屠凯老师赞同治体中的治人、治法、治道三要素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度。同时指出,如何让经世之学焕发出现代活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彤老师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认为,我们对于西方很多概念的理解大多是不清晰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靠想象去接触西方、认识西方。但是在进行政治学研究的时候,不论是对于西方政治文明还是中国政治传统,我们都应该在整全意义的社会生活形态的角度去阐发和思考,而不是片面的观察和提炼。

 

 

 

“理一分殊,万川映月”。本次工作坊以治体论为视角,站在中国传统政治理论、政治实践的基石之上,以古今、中西之辨为方向,深入探讨和阐释了儒家传统与现代转型之间所面临的种种复杂而精微的问题。沿着这一思路,治体论是我们分析和理解延续性的中国政治传统,以及与西方对话的宝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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