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11日—1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政治与治理研究所承办的人大政治学论坛2023在北京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澳门城市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们围绕“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会议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续添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做了开幕致辞。杨光斌教授对与会专家学者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和真挚的感谢，他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在过往已有相当研究积淀，作为当下的政治热词，我们更需要对它做好学理阐释。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两大学科建设在强大队伍支持下，硕果累累：在国际问题研究上，强调世界市场、政治思潮与世界秩序之间关系的世界政治学被提出；在政治学研究上，一般性政治学理论发展得到长足进步，历史政治学方兴未艾；在教学与科研上，形成量化与定性兼长的科研师资团队。放眼中国政治学界，各兄弟院校都形成各具特色的代表性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与中国政治学界同频共振，希望本次论坛能够提供百家争鸣的场所，擦出智识碰撞的火花。

本次论坛采取大会发言、分组发言两种形式，前三场为大会发言，后七场为分组发言。第一场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吕杰教授主持。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周光辉教授阐述了多维视角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意义，他指出，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来看，现代化并非线性发展而是多元进行的，发展中国家必须立足于本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初始条件，才能找到适合本国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模式。回顾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我们也会关注到革命家们在中国历史重要转变关头，从国情实际出发，以世界大局为参照，描绘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杨光斌教授对政治的作用做出了新阐释，认为从历史政治学理解，政治的作用通过政治权力控制经济、社会的能力与程度来衡量。他指出，从政治的作用角度来比较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差异，会发现西方历史是社会面相的，政治要控制经济、社会难度极大。而中国历史是政治面相的，政治对经济、社会的控制力很强。因此，西方与中国的不同历史基础也形成了各自文化与制度的政治弹性。这便启示政治学研究不仅要关注求变，还要关注求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张明军教授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三种权威的效能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存在积极权威、消极权威、复合权威三种权威类型。观察三种权威在现代化中的作用结果可以发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继续秉持中道理性的发展理念，在由公共权力转化而成的积极权威主导下，才能稳健、有序地实现现代化的整体内容和目标。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程同顺教授对历史政治学视角下的西方民主悖论进行了阐述。他指出，从历史政治学观察西方政治民主，就会发现由文人政府、司法独立、竞争性选举等构成的西方政治民主随着历史发展越来越简约为竞争性选举，逐渐成为判断西方民主的标准。相比西方竞争性选举民主三类悖论：少数派组成的联盟破坏了多数原则、无法通过调整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改变财政困局、选举的周期性骗术从不兑现对选民承诺，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更大优势。

第二场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广生教授主持。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周平教授阐述了国民身份塑造对于现代化的意义。他指出，国民身份塑造打造了自主的行动者，是现代化的必要环节。他对中国现代化中的国民身份塑造过程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中国的国民身份塑造为现代化注入了活力。新的历史条件下，国民身份塑造即人口国民化，也就是要切实保障并增进国民的权利；增强国民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全面提升国民素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士訚教授对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发展动力的党与人民关系建设进行了阐述。他指出，中国文化的历史积淀包含两个重要方面，一个是“关系”，另一个是“大一统”。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党和人民的一体化是嵌入于政治和社会的核心纽带，是当代中国工业化建设开启以来新的大一统结构的核心，是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发展的基础。党和人民的双向联系和互动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续添教授从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出发，对1850—1949年中国国家主权人民化的历史逻辑进行了阐述。他首先对主权人民化做了理论阐释，即在现代国家构建中国家主权主体从君主变为人民的过程。之后，他在对从君主主权解构到“主权军阀化”、“主权国民化”的演进、蜕变和失败两个历史过程进行详细论述后，提出主权人民化的推进与实现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后，他指出研究中国国家主权主体的历史演变对“找回”和发展主权理论和国家理论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卢春龙教授首先对中国特色政治学的发展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把“历史”和 “文化”带回来的问题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外生和内生动力机制进行了讨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在经历了创造性转化之后，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注入了中国底色。这就要求今天的政治文化研究者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蕴含现代性精神的中国元素，形成新的文化价值观，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第三场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林红教授主持。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何增科教授从早期国家理论对文明形态的多样性进行了阐述。他指出，早期国家理论即通过大量案例研究来总结早期国家的结构、职能、特征、发展阶段及其向成熟国家的演进及其动力、早期国家的崩溃问题。早期国家理论为政治学提供的教益包括国家性的成长和政权的发育、国家形成路径差异与影响以及国家二重性问题。他提出了国家形态类型学的分析框架，认为早期国家形态的多样性深刻影响着人类不同政治文明日后的政治发展轨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姚中秋教授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它是历史地发展形成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展型社会主义，实现了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国家发展，创造了社会主义发展理论，至此，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臻于完善、成熟。以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作为批判性参照物，可以总结出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若干方法论命题。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贺东航教授认为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就要关注地域空间和地方社会的文化特征。他以东南沿海的闽南地区为例，认为其表现为明显的侨乡社会特征。他对侨乡社会的产生以及如何推动现代化发展进行了详细阐述，认为侨乡对推动中国社会的国际化、现代化、传统化和地方化起了重要作用。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郭忠华教授从社会科学研究为何要转向历史、要转向何种历史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转向历史的实践三个方面对社会科学转向历史的理论基础和本土实践进行了阐述。他指出，历史社会科学作为一种明确研究意识的兴起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同时，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转向历史的轨迹也分为三个阶段。今后，随着历史政治学研究的推进，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转向将更加自觉，成为基本视野和方法。    

第四场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士訚教授主持，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贺东航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何家丞讲师担任评议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陈华森教授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与实践逻辑展开讨论，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中国化基础上的理论发展。族际和谐共生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化、实践化、生活化表达。他通过对云南和贵州两省的样本分析，认为各民族“共识一体”的心理取向较为明显，“共行一体”的行为习惯较为显著，“中华一体”的精神结构较为清晰。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李剑副教授认为传统中国国家治理存在一个名为官僚化悖论的疑题，即官僚体制的健全完善与治理效率的不对称性。他着眼于传统水利官僚体系的发展，围绕明代潘季驯治河事例，探讨了治水职能的官僚化与治水成效的复杂关系。他指出，政化治理是传统国家治理的基本逻辑，官僚化悖论的出现与这一逻辑密切相关，政治因素是官僚化的重要动力，也是影响官僚体制效能的关键变量。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王宇环副教授以清代绅办民间公益组织的运作为考察对象，运用历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透视清代基层治理中官、绅、民的协作逻辑。他指出，清代绅办民间公益组织的运作呈现出权力运作、资源运作和关系运作三重逻辑，连接了官、绅、民三大治理主体，印证了中国传统基层社会“官民合治”的确证性。同时，监督制约与选贤任能机制、市场化运营机制、关系文化是中国基层治理近代转型中的有益因素，也对当代中国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启发意义。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家庆讲师对1949—1965年当代中国农民教育的历史过程和历史经验进行了讨论，他将当代中国农民教育分为四个阶段，认为四个阶段表现出了“变”与“不变”相交织的历史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为巩固工农联盟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农民教育为当下巩固脱贫成果与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关键抓手，也昭示了人的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互为条件和目的的历史发展定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丛坤以历史政治学为研究进路，将结构与时间、历史和理论相结合，客观审视和反思咨议局在地方的政治实践得失。她指出，咨议局产生于传统中国国家形态之中，与科举制度的衰败和瓦解有着密不可分的制度联系，同时又是地方层面传统政治体制的重要突破。咨议局从国家制度体系建设、国家人才吸纳、政治参与三个维度推动了中国现代国家的演进与构建，对于传统国家的蜕变与现代国家的构建具有双重作用。

第五场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韩冬临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孙龙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黄振华副教授担任评议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古洪能教授从政党的社会学研究路径和政治学研究路径的比较出发，认为过去的政党研究大多是社会学研究而不是政治学研究，只有以政党治国为研究主题的政党政治学才有意义。对政党的政治学研究应该搞清楚政党给国家治理带来了什么变化，国家治理到底是如何进行的，结果如何，原因何在，由此才能找到在这个时代实现国家良治的出路。他提出按照政党治国的体系、能力、成效和改进的框架来开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冯军旗副教授以1978—1989年92位革命动员型省委组织部长的政治生涯为基础，在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构建了省委组织部长政治轨迹的山峦模型和政治流动的能动结构模型。同时，他把生命历程的“埃尔德范式”五大原理改造为更具“中国范式”特点的六大原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同职位（级）群体、同职位（级）群体效应、同职位（级）群体分析和履历重建法等概念和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钟金燕副研究员指出，当代中国“群防群治”先后经历了探索、改革、确立、巩固、完善等不同发展阶段，制度效能不断优化与提升；在打击、改造、防范、宣传教育等犯罪预防与治理环节中与专门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形成互补。当代中国“群防群治”在兼具“工具性”和“目的性”两重价值统一的进程中不断巩固与发展；并受政府、市场、科技三种力量的影响，显示了在动员式参与基础上持续提升自主参与度的趋向，彰显了当代中国国家治安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发展。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张岩阳讲师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信访路径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想象进行了阐述，认为信访制度是由党的群众路线衍化生成的一种民主政制，是一种具备多维补充功能的复合辅助民主政制。他指出，得到普遍设置的信访接口使信访制度成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着力点，信访制度有一套自我加强和改进的动力机制，持续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强驱动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润南助理教授认为长期执政党大致可以分为长期执政的政党和长期交替执政的政党。他从长期执政党的现有案例入手，通过历史和比较视野，分析在周期变量影响下长期执政党的自身组织，参与政治的制度结构与所在国家的兴衰历程，界定长期执政党的特质，并尝试提供一个基于长周期的政党政治运转机制的分析框架。

第六场由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张明军教授主持，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郭忠华教授、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高景柱教授担任评议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林红教授认为自主概念体系是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工程，其目标在于提炼并体系化源自中国实践、承自中国传统并且可以解释中国问题的标识性概念。对民本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历史政治学在活化本土概念方面的努力。人民主权观、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当家作主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政治经验有助于更新和活化传统民本，使其成为富有生命力的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赖静萍副教授阐释了“英雄”概念的变迁与近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关系，指出“英雄”是在中国本土文化中孕育生成的词汇，见证了现代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其内涵的演变与近代中国国家建设进程密不可分。近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艰巨任务促使国人召唤多重面相的“英雄”，“英雄”概念由此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拓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黄晨副教授以文人共和国、小册子与阅读革命为切入点，从主体、载体和客体三个方面考察了启蒙思想在18世纪的扩散和传播过程。他指出，体积更小、传播更快、印数更多的小册子等随着印刷业的资本化逐渐成为启蒙下层民众的主要知识载体。文学市场的下沉、民众阅读量的增长和阅读习惯的改变，引发了一场“阅读革命”，启蒙思想得以真正深入到广大民众的内心。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释启鹏讲师认为美国虽被视作一个未曾经历封建社会的国家，但并不妨碍美国政治的运行逻辑中有着深刻的“封建”传统。从“镀金时代”到“新镀金时代”，美国政治中的封建特征恰是在那些最为繁荣的时期实现了蓬勃发展。这也表明，当代美国所面临的重重危机其实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性、结构性根源。四川师范大学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杨晖助理研究员以万县参议会休会事件为中心，考察了抗战胜利前后地方政治参与的权力斗争及法律调适。他认为，休会事件是派系、地缘和会社等因素对县域权力结构的干扰。然而，万县参议会既无法整合地方利益，也无法凝聚精英共识，更不能监督政府与保障民权，凡此种种皆与宪政设想相悖，南京国民政府力促的训政转型沦为空谈。

第七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柴宝勇教授主持，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古洪能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陈华文副教授担任评议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高景柱教授认为菲利浦·佩蒂特的共和主义正义理论是当代政治哲学中的一种重要的正义理论，其主要以佩蒂特所谓的无支配自由为基础，力图实现无支配自由的平等化，但其视野较为狭窄，过于依赖一种极具争议性的、激进的且难以实现的无支配自由观，并未像佩蒂特所设想的那样能够“超越”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石教授认为虽然从观念和制度的相互作用来看，现代国家的各项制度大多起源于西方启蒙时代，但是事实上主导现代国家的许多思想观念在中国古代已有阐述。墨家思想就是一个极具现代特征的思想体系。墨子的兼爱、交相利、非攻等思想与现代观念中的平等、博爱、自由市场、和平等观念非常接近，而他对科学研究的重视也极具现代特征。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张舒讲师同样也认为在当代政治理论视域下，中国古代政学传统可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他围绕陆贾议题展开讨论，认为陆贾提出逆取顺守这一政治议题，深刻影响了汉初国家治理的文治转型，他的政治实践巩固了汉初大一统政局。陆贾议题在后世历代均有不同形式的呈现，生发出了具有较强历史延续性的立国治体传统。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袁超助理教授与赵鼎新《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展开了对话，认为赵鼎新运用历史社会学的进路重构了中国历史时间与权力结构变迁关系的解释，但其在时间问题的处理上仍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如时间维度及其迷惑性、“帝制儒学”的时间悖论、时间方向与主导性社会权力结构的探讨有限等。    

第八场由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叶桂平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仝志辉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赖静萍副教授担任评议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林坚编审围绕政治文明与政治现代化这一主题从三方面展开讨论：一是阐述了人类文明体系中的政治文明，即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领域的文明成果；二是强调了政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国家治理必须突出制度体系与体制机制创新；三是分析指出实现政治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黄振华副教授以“村湾党支部”建设为例，研究党组织重心下沉的走向及价值。他指出村湾党支部通过支部设置到组、活动集中到组、服务下沉到组以及资源配置到组，夯实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有力提升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效能，对进一步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理论价值。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田佳鹤讲师围绕边疆地区文化现代化赋能新安全格局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与实现路径进行分析，认为边疆赋予鲜明的主权国家内核，是对历史时期边疆治理的吸纳、调适与创新。他指出了边疆地区文化现代化赋能的四条实践路径：文化品牌复兴工程赋能、生态理念的家园共同体建设赋能、法治文化宣传赋能、国家安全教育赋能。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田圆讲师以南京为考察对象，从中观层面出发，探究了新中国城市管理体制创始的历史过程及影响因素。他认为，大都市二级政府的确立显示出城市管理制度的演进存在路径依赖，此为结构的变动；居民委员会的创建显示出作为行动者的基层干部和城市居民的能动作用。结构与行动者的互动助推了制度的跃迁，不仅呈现了历史的复杂面向，更凸显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精神。    

第九场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石教授主持，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臧雷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扬讲师担任评议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马得勇教授对信息化时代的网络舆论形态及其原因进行了探析，他从方方日记、中美外交言论、俄乌战争三个案例着手，以“虚假共识效应”作为议题的分析框架，认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加剧了人们的虚假共识，进而加剧了公众在众多舆论议题上的极端化态度。他指出，建设一个健康正常的舆论环境将是社交媒体时代需长期努力的目标，而基于真实民意而非错误感知基础上的政策也会更加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需要。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孟天广教授围绕国家信息能力的起源、演变与生成机制展开讨论，认为国家信息能力是国家通过汲取、处理和利用信息以实现国家意志的能力，不仅决定着国家感知、理解以及干预复杂社会的能力，还影响着国家自身有效运行的能力。关于国家信息能力的未来研究将围绕三个主题展开，即国家信息能力与政治发展的关系、国家信息能力对国家-社会关系的调适，以及数字时代国家的新生信息能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韩冬临教授提出政体多样性概念，将其作为一个新视角，用于分析世界政治的变迁和演化。他依据政体的封闭与开放程度，将政体划分为封闭、选举封闭、选举开放、自由开放四个类别，从数据、变量与方法方面对四种政体进行了统计分析，认为导致多样性变化的直接原因是参与者数量的变化和政体的变迁，更深层原因是系统内部的竞争和系统自身的变化，如战争或者武力征服、民族国家的兴起和民主化等。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王鸿铭讲师从组织学的分析视角，通过对于数字时代不断海量且扁平的信息形式与不变的“压力型体制”、不断精准且透明的信息形式与不变的“委托-代理制”、不断多元且流动的信息形式与不变的“目标责任制”的实证考察，提出官僚科层组织在数字时代要真正发挥“信息赋能”的治理优势，就必须围绕数字时代不断变化的信息形式，打造出适应于数字信息形式的相应治理机制，从而纠治“信息形式主义”的治理悖论现象。    

第十场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英津教授主持，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陈华森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黄晨副教授担任评议人。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叶桂平教授认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历史渊源深厚，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承担起重要的桥梁作用。他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理论基础，探索中国与葡语国家的文化交往经验，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通过澳门平台构建中西并举、和而不同的中葡文化传播路径，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增添新的文化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柴宝勇教授认为政党规范是一种归属于政党的、对机会主义行为的正式或非正式限制。他通过比较，认为自由民主制下的政党规范实践存在着内部矛盾。而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及其领导对象的规范发挥着主导作用，摆脱了传统政党观中对政党的敌视、不信任和抗拒。在公共精神、进步性和先锋队主义特质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实现了党和国家规范体系的衔接、协调乃至融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陈华文副教授认为马基雅维利找出了一套从道德到政治规制君主的现代秩序。他对马基雅维利规制君主的现代进路进行了讨论，认为马基雅维利要求君主在创建政治秩序之后，必须交给公民去维护政治秩序，进一步以一种共和国或者共和政体来约束君主，意味着君主从自我规制转变为制度约束。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钱坤讲师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当代中国通过五年规划，围绕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找到了适应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既创建了基于规划治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国家治理范式，又开创了一条全新的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新路，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模式的根本性颠覆和有机性替代。    

会议闭幕式于12日中午举行，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续添教授主持。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叶桂平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柴宝勇教授代表与会学者对主办方表示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致闭幕辞并对与会学者的大力支持表达了诚挚的谢意。    

编辑 | 融媒体编辑部 魏思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