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中国世界政治研究会协办、《世界政治研究》编辑部承办的第六届世界政治前沿对话在明德国际楼408会议室成功举办。本届对话以“世界政治中的竞争与变革”为主题，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兰州大学、中山大学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多位专家学者展开了深入研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首先致辞。杨光斌教授指出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世界政治研究充满挑战性。杨光斌教授指出，世界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基于世界市场形成的政治思潮所导致的国内制度变迁，以及由此塑造的大国关系和国际秩序。世界政治底层有两个逻辑：其中物质构成了世界市场，精神构成了政治思潮，这两个逻辑构成了世界政治的两个分析单元。对于当今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杨光斌教授认为，中国的崛起、中国分量的增加，毫无疑问对西方自由帝国主义秩序这个不平等结构产生重大校正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政治既不是在十字路口，更不是倒退，而是在进步时代。

       本届对话共包含四项议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方长平教授主持第一项议题“大国竞争与世界政治变革”。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贾庆国教授以“破与立之间？战后国际秩序的现状与未来”为题进行了发言。贾庆国教授首先区分了国际秩序变革的三种类型：体制不变，内涵发生变化；体制发生变化，内涵不变；体制、内涵都不变，但是内涵的权重发生变化。贾庆国教授认为当今国际秩序的变化属于第三种类型。当今国际秩序的体制和内涵都不变的原因在于：首先，在现存国际秩序下，各国普遍接受一些共同价值和原则；其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现存国际秩序中有着重大利益；再次，中美关系紧张可能导致的冲突仍然是有限度的；最后，美国是现存国际秩序中获得利益最大的一方。国际秩序内涵的权重发生变化，一是因为美国领导国际秩序的意愿大幅下降，二是西方主导国际秩序的能力在下降，三是一些非西方大国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不满意程度上升。贾庆国教授提出，由于未来一段时期这些因素大概率会继续存在，国际秩序的上述变化趋势可能还会持续。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主任杨志勇研究员以“经济视角的大国竞争”为题进行了发言。杨志勇研究员从市场、金融、财富、国际和技术五个层面分析了经济学视角下的竞争。从市场层面上看，竞争的本质就是追求超额利润，当对于市场的占领达到一定程度时，就有可能形成垄断。从金融层面上看，金融优势在经济竞争中可能形成“掐尖”效应。从财富层面上看，既要关注财富创造问题，也要关注财富分配问题。从国际层面上看，竞争涉及外贸、外资、全球化问题。从技术层面上看，竞争既涉及技术底层逻辑，也涉及技术变化导致的产业组织变化。杨志勇研究员认为，大国竞争就是大国做强自己，从大国变强国。此外，大国竞争中存在着竞争规则和秩序的问题。在参与大国竞争的进程中，中国除了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之外，自身的内部建设特别重要，要考虑过去中国做对了什么，如何继续做对，以应对国际竞争和合作中的挑战。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赵可金教授以“均势律与中和律：大国政治的逻辑”为主题进行了发言。赵可金教授提出了分析世界政治的两条规律：均势律和中和律。均势律在十九世纪维也纳和会上就体现出来，二十世纪初大国关系逐渐演变成英法俄和德奥两大集团之间的对峙。此后一直到二战和美苏冷战，只要存在着力量大致相当的无政府状态，均势的规律就起作用。均势律仍存在于今天世界政治中的各个层面，例如中美俄的三角关系和中美日韩在亚洲的关系等。中和律的说法接近于基辛格提出的政治正当性的概念。中和律立基于一个整体，是一个把国家内部和国家外部的经济、社会、文化甚至自然环境的因素纳入其中的生态体系。在特定生态体系下，政治上会形成特定的形态。中和律无论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上都和均势律不同。在大国竞争和均势律主导的世界政治中，仍然可以隐约发现中和律所起到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徐进研究员的发言题为“国家如何应对分歧”。按照重要性和紧迫性的不同，徐进研究员对国家之间的分歧进行了分类，并重点研究国家间“既重要又紧迫”和“重要但不紧迫”的分歧。从积极面向来说，国家可以管控国家间分歧；从消极面向来说，国家可以放任甚至激化国家间分歧。除此之外，面对“重要但不紧迫”的分歧，国家可以选择搁置争议。徐进研究员进一步指出，在国家具体应对分歧的过程中，积极和消极的取向可以转化，转化的主要原则在于是否有利于自身。当分歧引发的冲突有利于本国的时候，就挑起分歧或者放任冲突。当冲突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伤害到自己的时候就管控分歧。从这个角度来说，分歧以及引发的冲突不一定是负担，也可能是一种资源。

       第二项议题“技术竞争与世界政治变革”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左希迎教授主持。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韩召颖教授的发言题为“大国科技竞争如何影响国际秩序”。韩召颖教授指出大国兴衰与技术之间紧密相连。第一次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发生，出现了英国主导的欧洲均势秩序。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和德国崛起，最终是两次世界大战对原有国际秩序的颠覆。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发生美苏对抗，其结果是苏联解体。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发生，中美形成技术竞争。因此，前沿领域对国家实力起到关键作用的技术的竞争对于国际秩序变迁能够产生重要影响。国际秩序包括行为体的范围和种类、权力和制度规范三个主要维度。韩召颖教授指出，技术发展不仅仅使国家间互动空间发生了拓展，也带来了权力概念基本内涵的扩展，还影响着国际制度安排和国际规范，从而对国际秩序的变革产生影响。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黄琪轩教授就“大国技术竞争如何重塑国内政治经济”为题进行了发言。黄琪轩教授提出，世界秩序演变的进程中出现了周期性的重商主义的回归。大国技术竞争对国内的驱动造就了自给程度高、覆盖范围广、安全驱动强的技术进步模式，由此在国内结构中出现五个体现重商主义或准重商主义的趋势：领导国和崛起国对技术自主性的强调、政府对技术进步的大幅度介入、重大技术市场集中度的提升、军事技术的突破及经济结构的安全化、“军工复合体”等国内集团的作用更活跃。重商主义回归可能带来两个影响：第一是在脱离市场的举国体制之下，由于正反馈机制的作用，大国为赢得竞争在技术领域的大量资源投入可能形成骑虎难下的局面；第二是大国技术竞争具有门槛高、投资多、风险大、周期长等特点，如果在竞争中缺少分散试错，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吴日强教授以“中国核军控传统的变迁”为题进行了发言。吴日强教授首先归纳了中国的三条核传统：落后就要挨打的传统、从竞争视角来看军控的传统和关注能力发展的传统。但这些传统在当下的世界政治中可能需要与时俱进，中国应该逐渐学习怎么做核大国，要积极为核军控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做贡献，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核学习是核军控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从历史上看，美国和苏联是从古巴导弹危机等国际危机之中不断推动本国核学习的过程。吴日强教授认为，中国需要从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中学习，加快核学习的步伐，而不是通过一次危机来推动核学习。例如最近的俄乌冲突就提供了很好的学习过程，中国需要关注其他国家在冲突之中如何竞争同时管控升级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张倩雨老师以“技术创新的分配效应及其应对比较”为题进行了发言。张倩雨老师认为科技创新是推动国际权力格局转换的关键性力量，但技术并非孤立存在的经济系统，而是存在于技术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各种因素共同编织成的一张“无缝之网” 之中。当技术创新的转换成本过高时，社会范围内将出现对技术创新的消极惰性。科技创新应被视为一种“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历史上通过科技创新赢得国际竞争的国家，通常需要妥善应对和处置国内利益受损者的反对和抵制，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塑造一种鼓励和支持科技创新的积极氛围。张倩雨老师指出，面对“创造性破坏”，英国、美国和中国分别采取了“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和“民本主义”的应对方式。其中，中国的民本主义思想在应对“创造性破坏”中可能是从源头上解决社会阻力的应对方式。

       《世界政治研究》副主编韩冬临教授主持了第三项议题“制度竞争与世界政治变革”。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刘宏松教授就国际制度的焦点和形式展开了发言。刘宏松教授指出，国家间竞争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资源的稀缺性。国际制度间竞争的焦点主要在于资源，国际制度需要持续资源投入，同一领域的国际制度彼此竞争有限资源。为了获取资源，国际制度间竞争需要注重治理能力和合法性两个维度的提升。治理能力更强的国际制度能够为国家带来更高的资源投入回报率，因此能够获得更多资源；而制度的有效运转需要依靠权威，特别是道德权威即合法性。影响国际制度的治理能力的因素包括国际制度汇聚的资金、信用、专业知识等各个方面的资源和制度在机制复合体中的位置。当国际组织面临合法性危机时，国际官僚机构就可能面临资源减少的情况，其自身会进行自我合法化。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朱杰进教授的发言题为“崛起国的国际制度遵从”。朱杰进教授认为崛起国对于国际制度的遵从包含两个维度：对规则本身的遵从和对规则解释的遵从。由此可以形成三种遵从的类型。朱杰进教授指出，作为新兴国际制度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与旧制度SWIFT之间的对抗性比较强，即既不遵从其基本规则，也不接受它的规则解释；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对于1967年外空条约所提出的规则是基本接受的，但对其既有规则赋予了新的内涵，可以看作“部分遵从”；而清迈倡议无论是在规则上还是对规则的解释上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保持了高度一致。在思考中国的国际制度竞争的战略或策略时，要选择最有落地的可能，且在成本-收益上对自身最有利的战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叶静教授以“大国竞争的另一面：美国发展型制度的缔造”为题进行了发言，叶静教授首先提出大国竞争不但会带来重商主义的回归，也会推动发展型制度的缔造。叶静教授以美国小企业为例，指出美国小企业的发达背后既有市场经济竞争的一面，也离不开美国政府提供的制度支持和政策保护。这些保护体现在多种税收优惠和抵免、直接贷款和贷款担保和完善专业的官僚机构服务等方面。美国这一整套扶持小企业制度体系的成因主要由大国竞争所驱动。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以及2010年以后分别同苏联、日本和中国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在这三个时间节点上均可以发现美国加大了推动小企业保护的立法努力。美国扶持小企业有非常深的大国安全竞争逻辑。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宋亦明老师的发言题为“竞争之前：国际制度间竞争生成的产业逻辑”。宋亦明老师认为，国际制度竞争并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特别是对于资源的开发和出口国而言就尤为如此。国家内部的主要产业和国际制度竞争之间具有关联性。一个国家的资源产业在一个产业结构中的占比越突出，该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数量就会越少，正因为参与国际制度少，所以主动推动或者被迫卷入国际制度竞争的频率也会比较小。可能的一个原因是资源行业的商业活动已经高度程式化了，而制造业特别是新兴制造业领域没有那么多公认的标准，会在国际制度中引发较多的争议。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当一个国家具备资源优势时，其他国家与该资源优势国的互动进程中，更倾向于听从其要求，满足其方案。

       本届对话的第四项议题“地缘竞争与世界政治变革”由《世界政治研究》副主编尹继武教授主持。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宋德星教授以“动荡变革期地缘政治的回潮与流变趋势”为题进行了发言。宋德星教授提出，国际秩序巨大的重组变化容易催生地缘政治思考。经典地缘政治的价值取向包括以系统性思维实现整体把握、存在核心关切和战略聚焦和对确定性的追求。地缘政治在今天的流变有两个新的发展趋向：一是地缘政治概念使用越来越宽泛；二是随着“全球南方”等概念的出现，地缘政治理论开始出现了去欧洲化、去西方化的倾向。宋德星教授认为，新的地缘政治理论生态的生成主要体现在原有权力结构的变化、观念变化和新技术的影响。未来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方向兼具传承和变革因素。传统思维仍在发挥作用，同时工程思维在新的地缘政治理论解释中的影响会不断增加。

       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胡波研究员的发言题为“中美海上竞争态势与风险”。胡波研究员指出，中美海上竞争的实质是中国的力量发展及维权行动与美国维持海上主导地位之间的矛盾。中美竞争的体系性条件包括地理条件、技术条件和制度规范条件。随着技术的高速发展，大国利用海洋空间的能力在提升。但是技术的进步有利于防御而不是进攻，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相对容易。虽然技术的发展大大加速，但是由于投送量的问题，当前的技术发展仍然没有逾越地理因素对力量投射的影响。从制度规范来讲，今天的国际制度特别是国际海洋制度也不利于海上权力集中。从风险角度分析，中美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风险不大，但是集团之间的长期对抗是难免的。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曾向红教授以“‘错位’的竞争：大国在中亚地区博弈的新态势”为题对大国在中亚地区互动的新趋势展开了探讨。曾向红教授提出，中国、美国和俄罗斯是中亚地区展开竞争的三个主要大国。作为三个主要竞争者，中美俄三国在中亚地区的“错位”竞争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对于中亚的定位存在差别；二是资源的投入上存在差别；三是关注的重点领域有所不同。“错位”竞争的原因，一是战略目标的差异；二是威胁和机会感知的不同；三是比较优势的差异。关于“错位”竞争的影响，曾向红教授认为包括两个方面：首先，这种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障中亚地区的稳定；其次，有利于中亚国家实施多元平衡外交。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庞琴教授的发言题为“社会网络分析视角下的中美地缘经济战略竞争”。庞琴教授发现现有的研究中对于中美竞争政治压力下摇摆国家特征的解释比较少，因此通过引入一个新的地缘学视角来分析一个国家在整个区域中心的位置对于其摇摆行为的影响。庞琴教授根据军事能力、经济网络中心度和政治网络中心度进行网络分析，将这些国家分成中心国家、次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其中，中心国家是区域经济中的核心节点，这些国家一般有一些比较稳定的竞争性民主体制，军事实力相对比较靠前，在中美竞争压力下成为中度摇摆国家。区域次中心国家是区域经济中次级节点，采取竞争性民主体制但运行水平相对较低，军事实力重要但不是核心，在中美竞争压力下往往是重度摇摆国家。

       最后，《世界政治研究》主编田野教授对本届对话做了总结。田野教授指出，集中讨论大国之间的地缘、技术和制度竞争基于以下几个理由：首先，这三种竞争覆盖到了大国竞争的主要领域，分别是基于地理系统、物理系统和信念系统的竞争。其次，这三种竞争会产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无论是新的竞争形式的出现对于旧的竞争形式的冲击，或是旧的竞争形式对新的竞争形式的反作用，都值得进一步考察。再次，将大国各领域竞争的动因和影响放在一起考察的话，可能有助于建构一个与国际冲突理论、国际合作理论相平行的国际竞争理论。在热烈的掌声中，本届对话圆满落幕。

       《世界政治研究》旨在从全球视野来研究重大政治问题，促进国际政治研究与比较政治研究的整合，推动区域国别研究与政治学理论的结合。作为年度论坛，“世界政治前沿对话”已经举办六届，前五届的主题分别是“金融危机十年来的世界政治变迁”、“跨国人口流动与世界政治变迁”、“不平等与世界政治变迁”、“政治思潮与世界政治变迁”和“世界秩序：转型与重构”。

文字 | 彭昭男

图片 | 张天妮

编辑 | 融媒体编辑部 魏思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