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兴衰历来是热门话题，围绕这个话题产生了很多神话般的理论，有的已经破产，有的依然在流传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带有种族歧视的“白人优越论”和“文化优越论”早已进了历史博物馆，“历史终结论”正在被中国模式所终结，解释西方为什么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似乎还余波未了。凡此种种，都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也是非全球史意义上的教条。

本文是2019年3月12日朱云汉院士做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国·政”大讲堂的讲演稿，文字实录由杨端程整理并经朱云汉教授审定。朱云汉院士相关主题的学术论文后续将刊发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政治学学术刊物《中国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敬请关注。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高水平学术讲习平台，“国•政”大讲堂于近期举办了多个讲座系列，邀请海内外知名学者围绕“中国研究”“世界秩序研究”等专题发表演讲。

备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经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2020年1月1日起实施。这是中国持续推进对外开放的最新举措，也是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外开放领域最重要的法律，展现了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积极姿态，是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根本性变革的重要标志。

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此后经济改革引领社会变革，激发出各领域的活力。伴随经济与社会巨变，政治领域的改革也逐步展开。

现代政治学是世界时势巨变的产物，如果说“国家中心论”是英美霸权更迭之际的理论反映，那么，亨廷顿的“作为制度的国家理论”也可以说是英美霸权更迭之后、美国先是对西方世界后是对非西方世界的支配地位的理论反映。对他来说，国家就是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条件下不变的政治要素，国家的有效性和正当性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治乱兴衰的关键所在，二者并非非此即彼、二元对立而是彼此之间紧密关联、相互影响，因此，重要的不是国家是否“现代”，而是国家的实然构成。

美国对伊朗的石油制裁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阴影。美沙之间存在矛盾，沙特希望原油价格节节攀升，而特朗普政府由于“票仓压力”不希望油价过高。印度看重与伊朗的战略关系而倾向于继续进口。欧盟强调“经济主权”但企业并不买账。日本迫于美国压力而静观其变。面临压力，伊朗将寻求打折出售原油、替代港口出口以及多元化出口三条生存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