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此后经济改革引领社会变革，激发出各领域的活力。伴随经济与社会巨变，政治领域的改革也逐步展开。

现代政治学是世界时势巨变的产物，如果说“国家中心论”是英美霸权更迭之际的理论反映，那么，亨廷顿的“作为制度的国家理论”也可以说是英美霸权更迭之后、美国先是对西方世界后是对非西方世界的支配地位的理论反映。对他来说，国家就是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条件下不变的政治要素，国家的有效性和正当性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治乱兴衰的关键所在，二者并非非此即彼、二元对立而是彼此之间紧密关联、相互影响，因此，重要的不是国家是否“现代”，而是国家的实然构成。

美国对伊朗的石油制裁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阴影。美沙之间存在矛盾，沙特希望原油价格节节攀升，而特朗普政府由于“票仓压力”不希望油价过高。印度看重与伊朗的战略关系而倾向于继续进口。欧盟强调“经济主权”但企业并不买账。日本迫于美国压力而静观其变。面临压力，伊朗将寻求打折出售原油、替代港口出口以及多元化出口三条生存路径。

美国无法在中美经贸摩擦中迅速锁定胜局，导致美国政治精英和社会大众产生了群体性心理焦虑。在群体性心理焦虑的影响下，美国执政当局会采取基于悲观预期的自保行为，基于自信维护的诿过行为，基于失败预防的攻击行为，基于失败补偿的报复行为以及基于心理恐慌的冒险行为等非理性行为。对此，中国要勇于承担大国责任，对美国社会的群体性焦虑和非理性行为进行有效遏制，推动国际自由贸易新秩序的构建与完善。

中国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并日益成为全球治理中当之无愧的主角。正是由于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介入国际事务，中国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深刻地理解世界政治，包括世界政治体系、世界政治秩序、世界政治思潮、世界政治中的规则与规范、世界各国的制度与行为选择等等。只有在深刻理解世界政治的基础上，中国才能在诸多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有力的引领作用，承担更加合理的国际责任，提供更多有效的国际公共物品。但目前中国的世界政治研究无论是在研究水平还是研究队伍上仍远不能满足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引领全球治理的现实需要。

与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相比，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转型升级甚至更为迫切，只不过文化迟滞性和思想惰性使得这种迫切性被掩蔽了。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令世界各国备受尊敬、刮目相看的国家，是很多国家、乃至发达国家年轻人的就业目的地，但是很多国人依然在用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观念来“关照”中国，中国好像处处不符合“标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