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世界政治层面，新信息技术革命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对公众的民主观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民主观机制层面，信息革命带来了传播的革命，从而影响公众对政治信息的接收，进而影响其观念和行为。同时，信息革命也带来个人职业和财富的变化，从而影响其民主观；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兴起，使西方民主政体受到挑战，精英操控下的民意对民主体制产生较强冲击。在民主观内容方面，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西方社会强化了身份意识、权利意识以及政治参与特别是网络政治参与的意识。展望未来，新信息技术革命还会不断对西方民主政体产生挑战。在中国，信息革命有助于更好地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克服西方民主政体缺陷，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关键词

民主观；新信息技术革命；民主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

新信息技术革命不仅对国家治理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产生诸多影响，进而影响了整个世界政治的发展。在世界政治体制层面，整体而言，新信息技术革命对公众的民主观变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民主制度也提出了挑战。本文首先对新信息技术革命与公众的民主观进行简要的理论回顾；在此基础之上，从民主观机制层面讨论信息革命如何对公众的民主观念变化产生影响；进而，就民主观内容方面，具体讨论民主观如何发生变化；最后简单讨论上述变化对民主政治及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

一、研究的缘起

科技与政治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议题。特别近 200 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呈现指数级增加。因此，技术与政治的议题也不断成为研究的热点。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技术是引发生产关系变革的动力，也是导致人的观念变革的因素。毫无疑问，技术的变革会深刻影响人的观念。

如果按照历史上的科技革命进行轮次划分，以科技自身发展为依据，人类历史上共发生了四次科技革命：以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蒸汽革命”、以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电力革命”、以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电子革命”，以及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信息革命”。随着信息革命的不断深化，特别是互联网的产生，信息技术与社会深度融合，与其他技术相互融合、与旧的通信技术相互依存，最终形成了全新的信息与通讯基本模式，并且对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研究的新信息技术革命，专指互联网技术引发的革命。在既有成果中，有研究关注互联网对社会生活层面的价值，也有研究关注新媒体对政治参与、政治决策等方面的影响。本研究将以互联网技术为焦点，考察新信息技术革命对公众民主观的影响。

公众的民主观念一直是民主政治研究中的重点议题：民主发展离不开公众的支持，公众的民主观念也在塑造不同的民主制度。然而，关于民主观的内容存在不同的界定和争议。譬如，有的研究认为民主观等同于政治效能感，也有研究认为民主观就是支持民选官员、支持公民权利保护和支持独立媒体，这些定义更接近西方民主概念。本文对民主观的分析将集中在对民主的界定、对当前权威和政治格局的态度、政治效能感、政治兴趣以及政治宽容度等。

二、信息革命影响民主观的趋势

信息革命对公众的民主观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首先，信息革命带来了传播的革命，从而影响公众政治信息的接收，进而影响其观念和行为。其次，信息革命带来社会分层和流动，导致个人职业和财富的变化，从而影响公众的民主观。最后，民主政体受到信息革命的影响发生改变，使民众的民主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下面具体分析信息革命造成的这三方面的变化。

（一）信息传播的渠道、受众和内容

民主政治与信息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个人决策的依据是信息，缺乏信息就无法做出理性的判断，也无法做出有效决策。在政治层面，个人对政治事务态度的形成，以及个人的政治行为，都依赖于各种接收的信息。首先，在个人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媒体提供的信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个人所掌握的信息内容发生了变化，行为也会有所变化。其次，从政治传播的视角看，整个政治传播是政治信息在不同主体之间流动散播的过程，而互联网技术的革命导致政治信息的载体发生了改变，具体表现为政府与公众之间政治信息传播的渠道、内容、主体和受众都发生了变化。

在渠道方面，传统的信息渠道包括报纸、电视和广播等传统媒体，随着网络技术和移动终端的快速发展，传统的信息传播渠道被打破，各种新媒体得以快速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媒体传播形态，新媒体在现实中以网络媒体、手机媒体、两者相互融合形成的移动互联网媒体以及其他具有互动性的数字媒体形式为主。新媒体通过技术的更新，为政治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路径。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内容进一步丰富，其议题从单纯的政治议题转向公众议题，政治传播主体从中心向外围扩大，传播内容由技术导向转为“内容为王”。

在受众层面，互联网的革命使得信息传播的成本大幅度降低，更多的人能够以廉价的方式接受到不同的信息，因此使得信息传播的受众人数大大增加。在世界各地，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各种政治信息不再是高收入群体或者中产阶级的专属，相反，更多底层的公众能接收到各种不同的政治信息。这导致在政治传播过程中，受到影响的公众也多，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底层公众开始接受这些政治信息，并且对政治产生影响。

在内容和主体层面，信息传播的内容趋于多元化。在过去，政府通过传统媒体塑造和构建现实，以强化公众对新闻背后潜在价值的理解。同时，传统媒体往往由政治精英掌控，从内容上看来，具有较强的人为限制和倾向性，往往偏向于有利于政府的一面。与之对应的，互联网带来的革命使得信息传播主体不仅仅是政府，也包括了个人和各种社会组织，信息内容生产更加多元开放，并且更加难以管理。

多元开放的另一面，则是大量的虚假信息充斥于各类社交媒体之中，并且产生了一系列负面的后果。在供给侧，这些虚假信息通过蓄意地制造和传播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消费侧，多元化观点的缺乏、政治知识的不足以及政治认知和推理能力的薄弱，也被认为是个体接受和扩散这些虚假信息的重要原因。虚假信息影响了公众的态度和行为。例如，英国脱欧公投之前存在着大量虚假信息，引发错误的投票，实质上对民主起了反作用。同样，各种关于民主运作过程中的虚假信息，也影响了公众对民主的评价。

在内容层面，算法越来越影响信息传播的内容。算法根据用户的特点和偏好不断推送用户喜欢的想看的信息，而用户自身也偏好与自己观点一致的内容，这导致信息传播的内容只是在强化个人的既有观点，而非不一致的观点。实证也确认了这一点，有研究通过大数据技术评估了 380 万推特用户在社交网络上的政治传播行为，发现在确切的政治问题上，个体显然会倾向于传播来源的意识形态倾向与他们相同的信息，而对于非政治性问题与事件则没有传播上的差异。

这些传播的变化，对公众民主观念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民主观更容易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例如，以世俗化和强调自我表达为特征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反精英价值观将更倾向于互联网传播，而互联网的普及和个体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的机会增加，反过来推动了此类思潮的在公众中的学习和传播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网络政治参与的普及，更多人的网络政治参与热情增高，从这一意义而言，民众对政治的兴趣以及政治效能感都得到了提升。然而，互联网的影响并不都是正面的。21 世纪以来，通过互联网的动员，在世界各地引发了多次“颜色革命”。各种社交媒体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引发了公众无序政治参与，进而导致既有政权崩溃。此外，虚假信息的泛滥导致公众对政治权威的质疑，以及对整个民主制度的怀疑。而互联网带来的信息茧房和极化问题，则造成了政治及政治宽容度的减少。总之，互联网的发展引发的传播革命，对公众的民主观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二）信息革命带来社会结构的变迁

信息革命同时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全球范围的收入不平等加剧，并且导致了国家和社会的分化。有的国家抓住信息技术的革命机会，走向更为发达的道路，而有的国家仍然处于发展中阶段。在国家层面，现代化的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带来的民主化浪潮影响了公众的民主理念。

信息革命引发的不平等，不仅表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还表现在同一国家内部。例如，在美国，熟练掌握信息技术的专业技术人员，作为信息革命受益的群体，对既有的民主制度持欢迎态度；而在传统制造业中，信息革命的失意者对既有制度持怀疑态度并希望变革，他们对本国民主体制，甚至民主这一概念产生了怀疑。因此不难理解，身份政治和民粹主义的崛起与信息革命相关。可见，在民主观变迁中，不同群体对既有权威的态度发生变化，也对既有民主制度有所质疑。更进一步而言，信息革命作为技术的因素，对个人的收入会产生影响，并引发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变迁类似，各个国家内部不同的社会群体，有的在信息革命中抓住了机会，随收入增加成为中产阶级的成员。根据中产阶层理论，一般认为中产阶层会有更加明确的民主价值观，并且支持民主。在这个层面上，信息革命引发的社会结构变迁，也影响了公众的民主观。

（三）信息革命带来民主制度的变迁

信息革命对民主制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进而影响了公众对民主制度的态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有利于民主制度。信息技术的发展拓宽公众表达的渠道，尊重政治沟通的规律，进而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西方选举制度下，在各种社交媒体中，选民可以与政治领导人、竞选候选人进行互动。同时信息渠道的增加使得媒体对政府的政策产生了影响，政府需要及时回应网络的热点问题，提升政府回应性和透明度。从这一意义上说，公民的政治参与可能会增加，最终有助于促进民主。

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也使得民主政体被挑战。精英操控下的民意对民主体制产生负面作用，缺乏足够判断能力的民众容易被各类框架左右，使得框架效应成为政治精英操控民众意见的工具，进而对民主体制产生挑战。社交媒体的发展，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以精英为中心的传播权力格局，同时民众也可能成为被操纵被利用的对象。甚至民主政治发展的另一面——民粹主义，近年来也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而发展壮大。从这一意义上而言，社交媒体是对民主政治的挑战。

与此同时，民主制度自身的变迁，也影响了民众的民主观念。从绩效的角度看，治理绩效会影响公众对制度的评价。如果民主制度有更好的治理绩效，公众自然会对民主制度更加支持。相反，扭曲的民主治理，在观念层面，加重了民众对民主的怀疑和不信任感，也降低了民众对民主的宽容度。从社会调查的数据看，随着西方民主国家的治理绩效逐渐下降，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信任和民主支持也在持续不断的下降。

三、互联网的发展使得

民主观的内容发生诸多变化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公众的民主观的内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最直接的例子是，西方社会强化了公民身份意识、权利意识以及政治参与尤其是网络政治参与的意识。

由于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在民主的实现形式上，民众更多地强调直接民主的形式。一般而言，民主主要通过代议制民主的形式，即人民选举人民的代表来执政或进入立法机构，从而实现民主。由于互联网的发展，民众与各种政治领导人之间的距离缩短，民众可以在社交媒体上直接与政治领导人互动，并且得到反馈和回应，这样就有可能跳开原来各个层级的政府，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直接民主的形式。同样的，由于民众越来越容易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导致社交媒体中各种舆情信息不断涌现。这些舆情反映了民众的态度和立场，导致政府不得不进行回应。从这一角度而言，网络民主也是直接民主的一个渠道。

皮尤研究中心在全世界的调查显示，人们对性别平等、公平法治有更多的诉求，而政治宽容度、对政府的信任度在下降，政治效能感和网络政治参与有所增加。在瑞典、英国、法国、荷兰、德国和美国，民众尤其关注性别平等。另外，人们普遍认可法治在国家中的重要性。相反，人们对自由媒体、反对党等的重要性认可度都在下降。在重要性层面，司法公正和性别平等是欧洲大多数国家民主的首要任务。同时，该社会调查也发现，互联网的使用者更看重自由网络这一选项。具体数据见表1。

当然，在讨论新信息技术革命和民主观的变化中，应注重国别差异。因为对民主观而言，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在各个国家都不一样。在经济发展方面，国家之间发展水平不一样，发达国家普遍进入了后现代化阶段，而有些国家现代化尚未完成。在政治制度上，各个国家的民主实现形式也不一样，因此分析民主观离不开对各国政治制度的讨论。在文化方面，研究显示，各国政治文化不同，对民主的理解也存在差异，因此民众的民主观也有所不同。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对民众的民主观产生影响。

同样的，讨论互联网对民主观的影响，在个体和国别层面存在巨大的差别。数字鸿沟这一概念意味着信息的不平等，体现在国际和社会两个不同层面。国际鸿沟指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而社会鸿沟则是指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对个体而言，由于互联网的有无、速度和使用互联网的技能不同，造成数字鸿沟。其中，有无互联网造成的数字鸿沟是接入鸿沟。有互联网的人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信息，无互联网的人接收的信息少，从而形成差异。此外，数字鸿沟这一概念的拓展则包括了互联网使用。在网络使用方面，网速越快自然接收到的信息就越多，各种图文信息也更丰富。在技能方面，熟练掌握互联网技术的人能够获取更多信息，更能参与互动，由此引发人们行为的差异。而且，互联网使用还存在国家之间的差异。根据国际通讯联盟 2019 年的数据，在全球范围，互联网使用比例最低的非洲为 29%，而使用比例最高的欧洲为83%，存在巨大的地区和国家差异。发达国家拥有良好的互联网基础，信息流动得越快，互联网对个体的影响越大。相反，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信息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存在诸多短板，互联网对个体政治观念的影响不如发达国家显著。

四、民主的未来与全过程人民民主

毫无疑问，信息革命对西方代议制民主产生了重大挑战，而民主观念的变化同样需要民主制度有相应的调整。正如制度和文化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民众民主观念的变迁对民主制度也产生了巨大的挑战。

（一）西方民主观的发展趋势

首先，直接民主兴起且愈演愈烈。利用社交媒体这一扁平化的平台，政治领导人可以与民众进行更加直接的对话和动员。例如，在美国，特朗普执政明显呈现“推特治国”的特征，直接依靠推特进行信息的传播，甚至组织和动员。同样，在意大利，成立于 2009 年的五星运动党没有组织制度、没有固定的指导思想和纲领，甚至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其党员注册、活动组织几乎全部依赖于创始人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的个人推特和博客，其党内成员表达意见和参与投票决策能够直接在板块内进行。政治领导人和民众之间直接展开对话，使得政治传播的距离缩短，有助于推动政治领导人调整政策。在这一过程中，整个决策跳过了政府的官僚体系和立法机构中的民意代表。当然，上述变化究竟对民主意味着什么，仍需持续观察和反思。

其次，身份政治和民粹主义的兴起。互联网媒体是 21 世纪以来民粹主义发展的新推手，对民粹主义的传播和动员提供了新的渠道。互联网媒体特别是各种社交媒体，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包括对选民更广泛的覆盖、对政治宣传更加精准的投放以及更加快速自由的信息传播，因此比传统媒体发挥了更大的政治影响。但是，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也进一步催生了民众的民粹主义情绪。与传统媒体不同，社交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在内容上往往采用夸张的语言，关注对抗性的议题，催生各类情绪化的、极端的言论，这些特点都极大地影响受众的政治态度和行为。

大数据算法的发展不仅使民主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带来了公平性问题。在信息的传播中，各种媒体纷纷运用算法来推送各种信息。然而，这些推送的信息热衷于性别、种族等敏感要素，或者根据既有的立场展开推送，不仅带来了信息的不公平问题，同时也加剧了政治立场固化和社会认知偏差，从而导致政治极化的问题。同时，个人在机器学习算法运行的过程中失去了主体权利，被动地裹挟进算法分类评级的社会之中，丧失了自主权。这些都会直接影响个人对信息的摄取，进而影响对民主的感知与判断。

此外，互联网的虚假信息仍然无法有效进行治理，大量的虚假信息充斥于各类社交媒体之中，并且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在供给侧，虚假信息被蓄意地制造和传播以达到各种不同的目的。在需求侧，多元化观点的缺乏、政治知识的不足以及政治认知和推理能力的薄弱，也被认为是个体接受和扩散这些虚假信息的重要原因。

（二）信息技术推动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不断完善

与西方选举民主不同，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来能够产生正面影响。正如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不同国家即使使用完全相同的技术，对国家治理和人民幸福却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首先，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克服西方民主政体的缺陷，使技术进步更好服务于国家治理。全过程民主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完备的制度条件和渠道，政府能更好地利用互联网技术，提高政策回应性，使民主贯穿全过程。在西方，作为政治制度的选举民主，只能保证一人一票的选举权，却不能保证选民能够获得及时的政策回应，也无法保证底层民众的利益得到维护，整个政体自身并不能完成从民意收集到政策输出的全过程。在政党政治实践中，执政党在发展宏观经济、维护中下阶层权益以及调节社会阶级矛盾上的失败，导致了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政党“代表性危机”，使得社会无法再从原有制度体系中寻找代言人，民众被迫诉诸民粹主义，采取反精英、反建制的激进态度维护自身权益。在常规的选举政治中，底层民众的利益无法得到满足，他们便转而采用更加激进的抗争政治途径来表达自己的呼声。相反，在中国，政府部门非常注重通过互联网技术搜集民意，并完成政策输出的全过程，从而实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例如，北京市城市治理中实行的 12345 平台，使得各种民意能够及时反馈政府机构，而政府也会快速回应以满足民众的需求。

其次，在代表性上，中国的协商民主克服了西方民主中选举带来的问题，人民都能广泛参与民主的实践活动中，依法有序地反映意见和诉求。协商民主的代表产生过程，会力求保证代表性和广泛性相结合，保证更多的公众参与。在实际的协商民主过程中，中国强调利用信息技术让人民更好地享受技术变迁下政府职能的转变，从而更好地展开协商，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近年来，“数字协商民主”概念的提出使数字化和协商民主结合，充分彰显了大数据时代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命力。

再次，在各种网络舆情中，需要政府公开透明、及时回应。在过去的实践可知，各种与政治相关的网络热点事件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并且推动了地方政府政策的调整。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国的地方政府对社会关切具有高度的回应性，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越性。

最后，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进程中，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因此在互联网的监管中能够客观、规范地展开有效的监管，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相反，西方国家政府无法摆脱利益集团的掣肘，对各种互联网巨头的监管存在缺陷。在算法层面，算法的公开透明以及中立性仍然无法保证。同样，网络中也存在大量的虚假信息。这些问题仍是世界民主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建设与发展中，我们也需要不断完善和提升治理水平，从而使得技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文章来源：

《思想理论战线》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