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一行到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米尔斯海默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荣誉教授，曾于2019年10月到访学院并作主题讲座。在讲座正式开始前，学院李巍、许嫣然、连晨超老师与米尔斯海默教授一行在明德国际楼408贵宾室进行了简短交流。下午3时，米尔斯海默教授在求是楼0120带来主题为“多极世界中的美国外交政策问题”的学术讲座，全场座无虚席、氛围热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李巍教授主持开场，全体观众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米尔斯海默教授的到来。

作为政治学方法论的历史政治学发现了政治理论诞生的机理即知识论原理，历史属性决定了制度变迁方式的差异性，并由此而产生性质不同的政治理论。在比较历史的视野下，通过对东西方国家形态、政府体制、国家社会关系和对外关系演化的比较研究，发现在欧洲社会史中，制度变迁方式是竞争性、对抗性分配资源，相应地诞生了对抗性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在中国政治史中，大一统的制度变迁方式演绎出以致治-民心为线索的政治理论。政治的概念最充分地体现了不同历史的心理认知和行为模式的差异性，由此也打开了重新解释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基础性概念的大门，为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找到有效路径。

进入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迎来历史性主体转化，从道理法术诸方面展示了全新气象。新时代中国的公共外交之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之理：全人类共同价值；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之法：“一带一路”+“三大倡议”；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之术：构建自主外交叙事，从“求同”（中国梦）、“别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合同异以达到更高的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升级。

马嘉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
当代西方左翼一系列“新”帝国主义论反映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情况和新特点。“旧”帝国主义论主要指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金融资本论、资本积累论、超帝国主义论等存在诸多局限的理论。“新”帝国主义论代表人物包括大卫·哈维、

2014年以来，印度莫迪政府在内外因素助推下，积极把握“印太变局”战略机遇，争做全球外交议程的制定者。在大国关系、周边关系、跨区域伙伴网络等领域，莫迪政府既延续与拓展了传统外交基础，却也体现出更为主动、自信与进取的决策风格。综合而言，莫迪政府的“领导型大国”战略致力于提升印度全球“战略塑造能力”。在大国关系上由中立向西倾转变，淡化“疑美”情绪；在周边关系上，立基“邻国优先”政策以重整区域主义；在联盟关系上，奉行“多向结盟”积极构建域外伙伴关系网络；在意识形态认同方面，重视挖掘印度教软实力资源。莫迪政府的“领导型大国”战略客观上提升了印度的全球大国地位，但也面临国内发展障碍、大国地缘竞争与全球产业转移前景模糊等因素制约。尤其是，印美关系的潜在分歧与中印关系的不确定性，将增加印度外交的战略压力，挤压“领导型大国”政策的运作空间。

202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美国正副总统、全部国会众议员、约三分之一国会参议员、多位州长以及其他地方官员都将面临改选。此次大选新产生的美国联邦政府等各层次机构将塑造美国的内政外交走向，其中总统因其在对外事务上的关键主导角色而备受关注。特别是在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再次代表共和党参选、存在回归可能性的情况下，本次选举给美国以及世界带来的影响更值得密切观察与深入探究。可以说，这场关于特朗普是否会重返白宫的选举，不亚于一次两个不同方向的美国之间的对决。在过去近八年中，特朗普政府正式开启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拜登政府则加以延续与调整。基于这一事实，两党对决是否会涉及对华事务、未来四年由谁来主政白宫并继续推进美国对华战略，毫无疑问会对中美关系产生牵动乃至影响。

2024年1月9-10日，美国卡特中心在亚特兰大市举办首届“吉米·卡特美中关系论坛暨美中建交45周年”论坛。受卡特中心的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刘露馨老师代表人大美国研究中心赴美参会，并与卡特中心中国项目负责人商讨了双方合作事宜。

美国是世界的风景。世上风景，可分两种，走不出的，和走得出的。对洛克而言，新英格兰是旧英格兰走不出的风景，它就像上帝应允的福地，宛若世界刚开始的样子。对于洛克以降的自由主义者而言，走出旧欧洲，走进新世界，需要美国这个成功反抗英帝国强权的大英雄，美国当为世界的立法者。对于柏克来说，旧英格兰是新英格兰走不出的风景，新旧英格兰人始终同文同种，打断骨头连着筋。对于柏克以降的保守主义者来说，新英格兰人用了两百年时间才走出旧欧洲，又用了近两百年时间缔造新世界，却在内饱受社会分裂之苦，在外深陷帝国沉沦之险，不得不回到旧英格兰寻根，用文化筋脉疗救实力损伤，跳出大国兴衰的自然律。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在第二个十年里，美国的全球霸权遭遇到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同时美国国内的诸多制度性缺陷也进一步展露。美国霸权的走向及其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变迁再次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

2022年8月2日至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时任议长南希·佩洛西悍然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导致了台海局势进一步的紧张升级，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事实上，美国国会议员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存在频繁访台的历史。基于美国国会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相关部门网站所提供的信息与数据，新世纪以来即第107届国会（2001-2002）到第117届国会（2021-2022）期间，已有177个国会议员代表团的253位、363人次的国会两院议员到访台湾地区。就访台议员的两院分布看，在第107届到117届国会期间，众议员访台多达292人次，参议员仅为71人次；就访台议员的党派归属看，在第107届到117届国会期间，共和党议员的访台人次（203人次）超过了民主党议员（160人次）。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学习借鉴而且超越了西方现代化模式，开创了文明古国—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模式，并且还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开创人类共同现代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自主的现代化知识体系，呼吁我们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史重述人类现代化史。

中国对人类政治普遍性的卓越贡献不应被长期埋没或抹杀，在中国发现政治普遍性是中国政治学的新使命。

教育的“藏红花化”（Saffronization）是当代印度社会政治生态演变的缩影，追溯教育领域的发展与变化能够更好地理解印度社会变革的性质。

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开创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夙愿，彰显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自信和中国自觉。

历史政治学的提出，不仅使中国政治学终于有了政治学专属的研究方法，即中国政治学不再和其他学科一样使用社会科学的一般性方法，更为政治理论的发现和发展提供了明确的历史路径，使得政治学的学科专业性属性更加鲜明，中国政治学因此可能在建设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上走在前面。我们认为，只有当一个学科有了自己专有的研究方法或方法论，才有可能在建设自主性知识体系上迈开步伐。

社会民主主义能否回归，考验着这个百年大党在传统与实用、开放与封闭、自由与安全之间的精准定位和巧妙平衡，以及在党内外政治派系与利益集团之间纵横捭阖的政治智慧。

俄乌冲突、新冠肺炎疫情和贸易保护主义背景下的亚太自贸区建设过程，是大国主导、中等国家作为关键参与者、中小国家或者经济体作为参与改变者的多元动态博弈过程，主要在两个层次展开：一是亚太地区主要战略力量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多元跨期动态博弈；二是亚太地区非战略力量关键经济体参与或者阻碍亚太自贸区建设的贸易与投资博弈。中美两国之间的大国竞争博弈成为影响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关键力量，大国竞争博弈陷阱则是亚太自贸区建设的主要障碍，有效化解多元动态博弈风险和大国竞争博弈陷阱是中国制定相关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

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方面，恩格斯是非常成功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中，卡弗强调应将思想研究和文本研究相结合，要注重从原始文本出发，而不仅是从经过后人编辑的版本出发进行研究，从而准确把握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发展正面临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四大挑战。其中，治理赤字不仅体现在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格局中话语权严重不足，更是面临着治理目的的考问：西方的全球治理探讨谁来治理、治理什么、如何治理，从来不问“为谁”治理。“一带一路”倡议主张标本兼治，统筹协调，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对接已有的国际治理机制，实现从起点、过程到结果的公平正义。

产业竞争已成为大国竞争的主要战场，半导体作为高端科技的“心脏”，更是大国产业竞争的焦点。

当代世界的民主可以划分为两大基本类型：中国式民主、西方式民主。两者根本区别何在？何以形成“大分流”？探究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民主的起源学研究。

21世纪的世界政治充满着各种变革性的力量，其中，民粹主义的强势回归带来了思想格局和力量格局的重大改观，被视为当代世界的重要政治图景之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陷入困境，反全球化运动席卷全球，在其中，民粹主义浪潮不仅激越喧嚣而且追随者众。民粹主义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反抗，被视为这一时期西方政治动荡的重要根源。

作为在外交外事和海外战线工作40多年的老兵，作为人大国际关系学院曾经的博导，我对培养国际关系领域复合型人才的积极探索举双手赞成。因为这是时代的呼唤、是国家的需要、是必然的趋势！

极化已是当今美国政治的基本特征与主要趋势。简言之，极化即主要政治力量分裂为自由派和保守派两个对峙阵营，表现为政治精英中温和派的消失，以及选民依照两党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划界。从制度上看，美国政党初选、选区重划及国会规则等共同催生并固化了极化。从过程看，两党受不同社会联盟驱动，在涉及群体分化与利益差异的政策议题上更易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极化。

在全球治理领域，全球公共产品的跨国界供给并非简单的经济与技术问题，而是涉及民族国家国内与国际利益平衡的政治问题。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对全球公共产品的内涵、类型与供给逻辑进行了系统分析。然而，主流理论大多基于经济学逻辑，侧重分析消费侧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困境。该逻辑关注了“经济市场失灵”的供给问题，却忽视了全球“政治市场失灵”的竞争问题。实际上，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竞争并非完全按照传统经济学的思维展开，其中更牵涉多个供给者之间的合法性分配与领导力竞争。

冷战结束后，各国普遍卷入同一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之中，据说这个“世界是平的”，所有国家可在其中实现民主与经济发展。事实却是，罕有国家实现发展。中国是显著的例外，在保持国家自主前提下对外开放，初步实现现代化，而美国却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科技战。我们不能不重新思考，这个世界真的是平的吗？

俄乌冲突是典型的大国影响下的主权国家地缘战略选择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问题。俄乌冲突涉及到两国的地理区位、历史渊源以及地缘博弈等复杂问题，这正是地缘政治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海洋实践，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写照，既面临传统海洋治理、海洋秩序的旧矛盾，又面临数字文明观下“数字海洋”的新挑战。

国际关系不是一个无声的世界，而是充满各种语言交流和修辞博弈的舞台。国际社会期待中国成为一个好邻居、一个建设性的合作伙伴、一个认真的倾听者、一个没有威胁的崛起大国，并将这种修辞转化为对中国遵守和平承诺的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海争端不仅仅只有权力政治的斗争，叙事修辞也是一种重要的斗争武器。叙事可以塑造情感认同、声誉评价与合法性认知，也在修辞建构之中“束缚承诺者双手”。简言之，大国崛起需要外交叙事支撑，关注安全话语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国际关系。

小集团思维广泛的适用性背后蕴含着一个关键问题：过去20年中分属两党的四任总统及其团队截然不同，其阿富汗战争决策是否真的不约而同地陷入了小集团思维？如果不是，又是哪些差异性因素塑造了不同的决策过程与结果？基于对四任总统及其团队阿富汗战争决策的梳理与剖析，本文尝试回答上述问题，以期丰富对当前美国对外决策的理解。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着眼于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推动建立文明秩序，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视角，树立人类整体观。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寻求人类最大公约数，塑造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和平发展、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

在建构中国政治学体系的当下，类似的危机越普遍，就越值得严肃思考，以免学科发展走了弯路。而本文接下来将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如要解决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议题、方法、地位等种种具体困难，就必须首先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政治思想史研究到底有没有价值？或者说，怎样研究才是有价值的？

国家联结人民为一体之主要机制是宗教和政府，宗教作为“铺轨车”所塑造的两者关系，决定国家形态的深层结构。在中国，郡县制政府吸纳孔子文教，形成了文教国家。文教支持政治权力，故政府拥有道德正当性和政治自主性，实现直接统治，构建民众的国民身份认同。沿此历史路径展开的现代国家构建进程，定型于强化版文教国家。在西方，神教贬抑世俗政府，政府缺乏道德正当性与政治自主性，也就缺乏必要的覆盖和穿透力量，故其在古代无法抗衡教会，形成神教统治秩序；进入现代，仍不得不借助神教构建国民，结果形成了自我神圣化的民族和民族国家；教会转化为社会，社会自我神圣化、抗衡政府权力，结果形成了自由主义国家。以直接统治、国民认同两个尺度衡量，中国式文教国家形态优于西方式民族国家和自由主义国家形态。

文化遗产外交是近年来西方学界新创设的一个学术话语，旨在描述围绕文化遗产保护而进行的国际交流合作及协同治理的外交行为。在学术层面，它是遗产人类学与外交学的交叉研究成果；在实践层面，因文化主流化在国际发展议程中的凸显，文化遗产外交与国际援助中的人道主义救援和发展援助开始紧密相交。

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能源消费从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型，引发新能源技术知识体系及能源治理规范的变化。在世界政治博弈中，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和技术壁垒紧密关联在一起，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控制产业链、占据优势地位的柔性工具。中国清洁能源产业开发利用规模居世界第一，但在国际标准制定方面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相对滞后。在国际标准化治理中，ISO和IEC作为全球性国际组织是国际标准的主要制定者，国际清洁能源组织则是国际标准的推动者。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治理是提升中国清洁能源治理话语权和主导权的必由之路。中国应加强与全球性和区域性标准组织之间的互动合作，鼓励一流能源企业将技术创新与标准创制融合发展，推动中国标准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在世界政治层面，新信息技术革命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对公众的民主观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民主观机制层面，信息革命带来了传播的革命，从而影响公众对政治信息的接收，进而影响其观念和行为。同时，信息革命也带来个人职业和财富的变化，从而影响其民主观；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兴起，使西方民主政体受到挑战，精英操控下的民意对民主体制产生较强冲击。在民主观内容方面，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西方社会强化了身份意识、权利意识以及政治参与特别是网络政治参与的意识。展望未来，新信息技术革命还会不断对西方民主政体产生挑战。在中国，信息革命有助于更好地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克服西方民主政体缺陷，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近年来，全球治理中的多边主义理论面临着一系列困境：在叙事逻辑上强调二元对立、在制度上沦为霸权国私有化的工具以及在解决全球治理议题方面的效能降低。在实践中，多边主义在构建和演变的过程中长期受到美国霸权主义的破坏，导致既有的多边主义理论无法应对全球治理中出现的新挑战，增加我国维护多边主义的难度。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的多边主义更多是打着多边主义旗号行“伪多边主义”之事。通过新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差异化盟友责任和议题联盟的形式，新政府加速了全球治理的碎片化。全球治理迫切需要改革，多边主义理论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发扬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多边主义真正要义，并为多边主义的理论完善贡献不少中国智慧和方案，以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基于长期的同盟关系和战略合作，面对新一轮大国竞争的战略需求，2021年9月，美英澳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并将帮助澳大利亚获取攻击型核潜艇作为首个合作项目。三边机制虽然着眼于军事技术与能力合作，但对于亚太军力平衡、美国军事部署和同盟体系战备等方面都有影响。核潜艇项目会产生核扩散风险，影响本地区海上军事态势，但也受到多种因素制约。

国家兴衰历来是热门话题，围绕这个话题产生了很多神话般的理论，有的已经破产，有的依然在流传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带有种族歧视的“白人优越论”和“文化优越论”早已进了历史博物馆，“历史终结论”正在被中国模式所终结，解释西方为什么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似乎还余波未了。凡此种种，都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也是非全球史意义上的教条。

本文是2019年3月12日朱云汉院士做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国·政”大讲堂的讲演稿，文字实录由杨端程整理并经朱云汉教授审定。朱云汉院士相关主题的学术论文后续将刊发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政治学学术刊物《中国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敬请关注。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高水平学术讲习平台，“国•政”大讲堂于近期举办了多个讲座系列，邀请海内外知名学者围绕“中国研究”“世界秩序研究”等专题发表演讲。

备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经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2020年1月1日起实施。这是中国持续推进对外开放的最新举措，也是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外开放领域最重要的法律，展现了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积极姿态，是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根本性变革的重要标志。

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此后经济改革引领社会变革，激发出各领域的活力。伴随经济与社会巨变，政治领域的改革也逐步展开。

现代政治学是世界时势巨变的产物，如果说“国家中心论”是英美霸权更迭之际的理论反映，那么，亨廷顿的“作为制度的国家理论”也可以说是英美霸权更迭之后、美国先是对西方世界后是对非西方世界的支配地位的理论反映。对他来说，国家就是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条件下不变的政治要素，国家的有效性和正当性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治乱兴衰的关键所在，二者并非非此即彼、二元对立而是彼此之间紧密关联、相互影响，因此，重要的不是国家是否“现代”，而是国家的实然构成。

美国对伊朗的石油制裁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阴影。美沙之间存在矛盾，沙特希望原油价格节节攀升，而特朗普政府由于“票仓压力”不希望油价过高。印度看重与伊朗的战略关系而倾向于继续进口。欧盟强调“经济主权”但企业并不买账。日本迫于美国压力而静观其变。面临压力，伊朗将寻求打折出售原油、替代港口出口以及多元化出口三条生存路径。

美国无法在中美经贸摩擦中迅速锁定胜局，导致美国政治精英和社会大众产生了群体性心理焦虑。在群体性心理焦虑的影响下，美国执政当局会采取基于悲观预期的自保行为，基于自信维护的诿过行为，基于失败预防的攻击行为，基于失败补偿的报复行为以及基于心理恐慌的冒险行为等非理性行为。对此，中国要勇于承担大国责任，对美国社会的群体性焦虑和非理性行为进行有效遏制，推动国际自由贸易新秩序的构建与完善。

中国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并日益成为全球治理中当之无愧的主角。正是由于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介入国际事务，中国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深刻地理解世界政治，包括世界政治体系、世界政治秩序、世界政治思潮、世界政治中的规则与规范、世界各国的制度与行为选择等等。只有在深刻理解世界政治的基础上，中国才能在诸多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有力的引领作用，承担更加合理的国际责任，提供更多有效的国际公共物品。但目前中国的世界政治研究无论是在研究水平还是研究队伍上仍远不能满足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引领全球治理的现实需要。

与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相比，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转型升级甚至更为迫切，只不过文化迟滞性和思想惰性使得这种迫切性被掩蔽了。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令世界各国备受尊敬、刮目相看的国家，是很多国家、乃至发达国家年轻人的就业目的地，但是很多国人依然在用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观念来“关照”中国，中国好像处处不符合“标准答案”。

当年预言的三个主题中，只有去全球化正在切实发生，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和英国脱欧公投，标志着自1979年开始向全世界布道全球化福音的盎格鲁萨克森民族，如今掉转枪口攻击自己当年提倡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被它自己的母国给抛弃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思想弃儿。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取代了开放、多元、平等、创新等一系列全球化精神。

中国的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其中之一在于这样的发展超出了西方传统国际政治经济理论体系的解释能力，对于一个不断在改革开放中追赶的后发经济体来说，这既造成了西方世界的无端恐慌，也造成了内部世界的莫名困惑。西方学者甚至祭出了种种预设的“陷阱”话语，来误导歪曲甚至干预中国的发展路径。在当前国际局势变幻莫测，世界经济面临起落不定之际，习总书记再次巡视长江，破解迷局，指点迷津，切中弊端，系列讲话内涵极其丰富，体现了极大的政治智慧、卓越的治理理念和深刻的经济思想，需要我们深入解读领会。

在政治制度之稳定性的问题上，罗尔斯批评霍布斯的观点，认为正义感可以在政治共同体的两个关键问题——“消除孤立”和“建立确信”——上替代强制权力。然而，罗尔斯在对正义感之形成的论证中存在着循环，忽略了正义感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也依赖着强制权力的存在。这使得罗尔斯“正义感保证政治制度的稳定性”的观点变得非常可疑。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我们可以尝试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世界现代化进程与人类文明发展历程四个宏观维度去把握，并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亮点，正在形成世界社会主义的新模式，日渐呈现世界现代化道路的新探索，必将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支点。

朝鲜核问题久拖不决的症结在于美国和朝鲜都采用威逼战略。朝鲜试图通过核导试验和虚言恫吓打破制裁、实现朝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则试图通过经济制裁和武力威胁迫使朝鲜无条件弃核。双方都试图迫使对方改变现状，立场相去甚远。解决朝核危机的关键在于朝鲜和美国都转变战略，变“双向威逼”为“双向吓阻”，即朝鲜用核武器吓阻美国的军事进攻，美国则吓阻朝鲜使用及扩散核武器。然后，按照中国提出的“双轨并进”思路，同时开展朝鲜半岛无核化及建立半岛和平机制谈判。

2017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主旨演讲。本次对话会邀请了来自世界120多个国家的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出席，会议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的世界：政党的责任”的主题，以全体会议和分议题研讨的形式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对话交流。笔者作为为数不多的中国学者代表有幸参加了这次盛会，并在专题会议第四分组做了点评发言。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首席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近年来，国际秩序出现了一系列危机，这种危机不仅包含全球治理的失灵，更在于地区安全治理走向失序。在亚太地区，中国崛起加剧了中美两国在这一地区的紧张关系；在中东地区，美国撤出伊拉克，鼓励颜色革命，并且执行了自相矛盾的战略，这些因素导致中东地区走向动荡；在欧洲地区，美国积极推广民主，鼓励民族自决，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引起了美俄关系的恶化。总体而言，这些地区危机的形成，主要是因为新兴大国、边缘力量和美国三者的行为加剧了国际秩序的张力。目前来看，既有国际秩序仍然是可以修补的，新秩序创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由于“一国两府”会导致“两个中国”，所以大陆方面不接受台湾方面的“一国两府”论述，但大陆方面的“一国一府”论述在当下也日益暴露出局限性。未来的两岸政治关系定位应在“一国一府”和“一国两府”之间寻找平衡方案。基于两岸关系的历史、法理和现实，笔者认为，目前大陆方面应承认台湾当局为“区域性特别自治政府”，统一前的两岸政治关系定位应是“一国两府一中央”。该论述与合湾方面的“一国两府”论述有着重大区别。该论述的意义是，既能解决台湾当局的政治定位，又能维护“一个中国”框架。

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拉开序幕以来，人民币的离岸金融市场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并在中国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对人民币增强国际使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人民币的离岸市场主要集中在那些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金融中心，但是又与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并不完全一致。面对不同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育程度与单纯的市场逻辑不太匹配的现实情况，作者试图从外交关系也即政府间关系的角度，既包括传统的政治外交关系，也包括新兴的经济外交关系，来解释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让中国外交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总结我国全方位外交布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提出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理解十九大报告关于中国外交的这些论述？本期求是访谈特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为您解读。

高放，著名学者、政治学家、共运史学家、马克思主义学家、社会主义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高放教授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等领域问题的研究，以勤勉的治学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创新的学术观点，丰富的学术思想，在学术理论界享有很高声誉，被学术界誉为“思想高度解放”的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思想、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等领域的研究作出了卓越的学术贡献。

社会分配是由许多领域构成的，涉及到各种类型的利益（goods）的分配。有三种分配原则因其各自的理由而在分配的不同领域获得了较为普遍的认同，它们是：按需分配原则、应得原则和市场原则。这三种分配原则在医疗、教育、住房、职位、安全等领域的相互配合和应用构成了一个多元正义的分配结构。

“一带一路”战略标志着中国从参与全球化到塑造全球化的态势转变。伟大的事业总要面临风险，“一带一路”在面临政治、经济、法律等风险的同时，也需应对来自国家、企业、个人三大层面的道德风险，影响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应予以高度重视。“一带一路”所面临的道德风险，同传统经济学领域内的道德风险相异相通，意指双边行为中言行不一、损人利己等行为，同时具有主体层面的多元性与影响层面的多样性两个特点。对于此类风险的应对，应从观念、机制、实践三方入手， 在继承传统丝路精神的基础之上，促使民心相通，使道德风险趋于缓和，并以此为契机逐步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的顺利开展。

国际货币的使用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市场现象，还有赖于坚实的国际政治基础。英镑、美元、欧元和日元这四种主要国际货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表明，强大的货币伙伴网络和有利的国际制度体系，是国际货币形成稳固地位的两大国际政治基础。作为一种后发货币，人民币欲崛起为全球货币舞台上的主要币种，除了需要相关经济条件之外，还需要通过政府外交力量争取更多的货币合作伙伴和创建支持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国际制度体系，以夯实人民币崛起的国际政治基础。而无论是搭建国际货币的伙伴网络还是创立国际货币的制度体系都是对国际货币发行国政治领导能力的考验。这种政治领导能力包括基于信誉塑造的公信力、基于利益供给的向心力和基于制裁实施的强制力三个维度。相比之下，由于当下人民币还处于货币崛起的初步阶段，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国际政治基础建设更加需要通过信誉塑造发挥公信力和利益供给发挥向心力。

康灿雄 美籍韩裔，现为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马歇尔商学院教授，兼任韩国研究所主任。1995—2008年任教于达特茅斯学院政府学院和塔克商学院，1995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学位，1988年获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和人类学学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东亚国际关系，涵盖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安全关系，以及当前关系的历史根源等问题，主要著作有：《西方之前的东亚：贸易与朝贡的五百年》（2010年）、《中国崛起：和平、权力与东亚秩序》（2007年），合著有《核朝鲜：接触战略之争论》（2003年）；另外，他在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International Security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张广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研所究员、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