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金灿荣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外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内容提要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霸权地位虽几经考验，却延续至今。文章认为，这一结果源于美国的改革传统所赋予其霸权的一种较强的内在韧性，使之在面临战略困境时能及时进行有效调整，从而实现由相对衰落经变革调适到权势复兴的过程。文章对如下观点进行了论证。（1）二战后，美国霸权经历了第一轮“ 衰落— 变革— 更生” 长周期，而其当前则处在肇始于 2008  年次贷危机的第二轮从衰落、变革到渐趋复起的进程中。（2）历史表明，当霸权衰落时，美国往往会进行渐进式的内外战略调整，它分为战略纠错、外交布局和国内改革三类，并且国内经济和社会改革对于其权势复兴起着决定性作用。（3）美国霸权”衰落—变革—更生”的周期性和渐进性表明，奥巴马政府当前以“亚太再平衡”为核心的外交布局意在以牵制中国崛起为其解决长期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羸得时间，因而美国霸权的 前景将根本取决于其国内改革的有效性。（4）中美战略竞争的未来植根于国内，这带给中国的现实战略启示是，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并辅之以构建有利于改革的外部环境，从而为和平崛起创造最佳条件。

一、引言：改革传统与“美国世纪”的缔造

自 1648 年现代国际体系产生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犹如“微型宇宙大爆炸”呈现出不断加速的特点。进入20 世纪，人类更是先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及”后冷战”时代的动荡、危机与剧变。然而，在这人类历史上最为跌宥起伏的一百年中，国际政治的复杂变迁却存在一条鲜明主线，那就是美国逐步崛起为超级大国进而取得世界领导权，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由“欧洲阶段” 过渡到“美 国阶段”。因此，有人将 20 世纪称为“美国世纪”，更有人断定 21 世纪仍将是“美国世纪”。

“美国世纪” 的出现归因于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历史和现实因素。在美国崛起为超级大国的历史进程中，先天的地缘优势、突出的资源禀赋以及特殊的时代机遇无疑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就对美国国家特性及其发展路径的影响和塑造而言更具决定意义的，则是其从立国时起便始终信奉的自由主义及其所蕴含的“改良”观念，即始终通过渐进式的国内经济和社会变革推动国家的进步与繁荣，并辅之以与时俱进的对外战略调整。这种改良观念及其实践与在此过程中不断强化的由“例外论” 和“使命感” 所构筑的“自信的民族主义” 相互促进，以至于即使在充斥着内部经济、社会危机和外部两次世界大战的 20 世纪上半叶， 美国也极为成功地避免了社会动荡、暴力革命和军事政变，在思想上也没有经历与传统“决裂”的过程，只是在原有框架内进行不断的调适与更新，较之其他任何一个大国都更为稳定。资中筠认为，正是这种内在的稳定性和改革的延续性使美国发展成为全方位的超级大国和新型霸权，能够“独领一个世纪之风骚”。

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尽管在冷战时期与苏联进行了长期的战略竞争和对抗，但美国霸权延续至今，体现出显著的持久性。本文认为，这一待久霸权的获得并不在于其没有经受过重大的战略挑战甚至相对衰落，而在于其始终具备较强的内在韧性，它使美国在自身出现衰落时能够进行有效的内外战略调整，最终经由渐进式变革实现权势复兴。因此，自由主义改革传统不仅是美国作为历史上的新兴大国成功崛起的秘诀，也是其作为二战后的霸权国得以维护主导地位的关键因素。与美国的成功改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的悲剧性命运则植根于它“在 20 世纪前半叶非凡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但趋于僵化的体制，无法适应 20 世纪后半叶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在笔者看来， 这一对比极其深刻地回答了 20 世纪国际关系的一个重大问题： 美国何以兴、苏联何以衰。

总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 20 世纪截然相反的命运强烈昭示着改革对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命运的决定性作用，而这一点在中国正不断崛起为世界强国的今天变得更具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将对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由两次主要战略困境所引发的两轮根本性战略调整进行比较研究，用以探求改革传统赋予美国霸权从衰落到变革再到更生的强大内在韧性，并以此作为分析其当前和未来权势变迁的重要线索。最后， 笔者将简要指出美国的改 革传统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启示。

二、内外交困：

美国霸权经历的两次主要困境及其可比性

自 1945 年以来，美国共经历过两次主要战略困境和相对衰落的过程， 它们分别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的越南战争僵持阶段，以及由 2008 年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金融进而整个社会危机期间。本文认为，这两次战略困境在二战后对美国霸权构成了真正威胁，因为二者具有一项极为相似又极其特殊的根本属性，即使得美国处于“内外交困”状态。具体而言，这种状态体现为四个方面。

1. 美国罕见地长期深陷战争泥潭， 不仅承担着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等直接代价，而且战争对其内政和外交都形成了重大掣肘。1968-1969 年，在经历了“春节攻势”  ( The Tet Offensive ) 后， 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已 愈发成本高昂并难以为继。首先，战争的久拖不决使美国财政捉襟见肘根据美国会预算局(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CBO ) 当时的统计，直接用于越战的开支从1965 年的 1 亿美元骤增到1968 年的 270 亿美元； 相应的，国防预算也从 512 亿美元蹄升至 807 亿美元。正是战争的巨大消耗使得美国的财政状况和国内通货膨胀严重恶化 ，1965-1968 年的赤字总额达到 近 400 亿美元，美元购买力比二战结束时下降了 60% 。

其次， 战争的升级和僵持使美军伤亡数量急剧增加。仅在 1968 年的“春节攻势” 中， 就有 1001 名美军士兵被越共领导的人民武装所击毙。这一结果不仅使美国国内的反战呼声进一步高涨，而且沉重打击了政府赢得战争的意志。最终使得越战成为美国同苏联对抗的一大战略负担——到 1969 年时，苏联不仅在洲际弹道导弹数量上迅速赶上美国，而且向中东、南亚甚至中美洲等第三世界进行了大规模的战略扩张。

2008 - 2009 年，美国同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陷入两场战争的漩涡，对自身的负面影响几乎等同于越战。首先，截至 2009 年，伊战和阿战的持续时间均已超过 5 年，造成大量美军伤亡和巨大军事开支，而后者极大加剧了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其次，尽管美国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持续动荡的地区局势使其面临战后重建难题，例如，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 仅伊战头 3 年就有 15. 1 万伊拉克人死于战争、混乱和暴力。持续的流血冲突不仅给伊拉克国内带来灾难，也对海湾地区局势的稳定构成威胁。此外，伊境内的恐怖主义活动呈泛化态势，恐怖袭击者除包括来自什叶和逊尼两教派的极端分子外，还包括大量国际“恐怖主义志愿者 ”，这使得美国的反恐对象趋于复杂，极大地挫败了其重建伊拉克的政治信心。最后，两场战争给美国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例如，小布什政府之所以不顾各国反对发动伊战，在于其认定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与基地组织勾结。然而事实证明，伊政权既无此类武器又与基地组织亳无瓜葛，这令美国处于十分尴尬的舆论境地，并成为世界各地反战游行的主要对象。此外， 美军虐囚丑闻的曝光也令战争的合法性不足问题雪上加霜。

2. 美国在这两个时期均面临战后历史上少有的经济困境，从而销蚀了其霸权的战略根基。战后以来，美国经济在大多数时期保持了健康、稳定和高速增长，这对于其霸权的稳固有着决定性意义。例如，1945 - 1960 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逾 250 % , 失业率保持在 5% 以下， 通胀率低于 3% 。又如，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 “里根革命” 到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近 30 年里，美国同样大体保持了较好的经济表现，尤其是克林顿政府时期， 美国经济创造了连续增长 112 个月的奇迹。因此，越南战争和次贷危机期间美国经济所遭遇的困难在战后史上十分罕见。

首先，越战期间，除战争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通货膨胀外，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显著恶化，出现了私人海外投资增长和外贸盈余减少并存的局面，最终酿成一场待续一年的经济危机。更重要的是，贸易赤字的增加迫使美国动用大量黄金维持美元汇率，导致美元危机频生、黄金储备下降，美元地位急剧衰落。最终，美国在 1971 年将黄金价格从每盎司 35 美元提高到 38 美元， 标志着由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所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瓦解， 美国的“金元帝国”风光不再。此外，此时的美国还出现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经济问题——美国制造业曾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繁荣发展阶段，这首先得益于因战时建设所带动的工业产量巨大，其次还在于美国当时没有面临国际竞争。正如有历史学家所言，“美国工人在战后工业繁荣阶段享受着世界上最好的工资和福利待遇”。然而到 60 年代末时， 美国制造业的效率逐渐落后于日本和联邦德国，在钢铁和汽车行业表现尤为明显。由此，美国被迫开始了漫长的去工业化进程。

其次，2008 - 2009 年，美国爆发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从2008 年 9 月雷曼兄弟公司因次贷危机破产开始，美国经济不仅深受重创，而且深陷增长乏力状态。例如，国内失业率在 2009 和 2010 年高达 10% , 联邦政府债务几近突破上限。这些状况表明，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根本性的。究其根源，此次危机的罪魁祸首是美国经济的高度“虚拟化”。 50 多年来，与美国制造业衰落相伴随的，是以金融和信息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开始在经济中居于主导，各种金融衍生工具不断发展，使金融业空前壮大。结果到 80 年代末时，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已让位于所谓的“新经济”结构。“在新经济结构中， 急剧膨胀的金融部门……凌驾于实体生产体系之上”更重要的是，这种状况 在冷战后进一步加剧（见图 1） 。随着美国开始利用全球化优势将金融自由化拓展至世界并通过发行债券吸引各国资本，其国内的消费需求和市场繁荣被激发起来。起初，虚拟经济扮演着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角色，然而，由于其在超额利润驱使下不断扩张，使美国经济逐渐发展为所谓的“赌场资本主义”。此时， 美国的经济优势已不再建立于制造业的物质生产能力基础之上，而是泡沫化的金融控制。在新自由主义逻辑下的经济虚拟化、市场”专政”化以及提前消费化的生活方式等因素支配下，次贷危机的发生在所难免。

3. 与战争和经济困境相关，美国在这两个时期经受了战后两轮最重大社会危机的考验。自建国起，移民社会的属性在为美国崛起带来了持久活力的同时，也造就了一项内在脆弱性，即社会共识和认同建立在民主、自由和人权等“信念”的基础上，因而，围绕个人和群体权利引发的矛盾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并且其影响力度往往在战争和危机时更为显著。越战期间，以“反战”为核心的社会运动便触发了美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的社会危机，它使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遭受了巨大冲击，所带来的创伤至今也没有完全愈合。直到今天，“六十年代”在美国仍是一个特殊词汇，代表着一个特定的时代插页。二战后，美国社会一度在内政外交两方面形成了自由主义共识，即对内实行国家干预市场的凯恩斯主义，对外实施对共产主义的遏制。以越战爆发为标志，美国外交中的干涉主义表现达到顶点。此后，美军深陷战争的事实撕裂了国内共识，进而引发史无前例的社会认同危机。反战的自由派（新左派）、共和党内的强硬派及政府内部的温和派争论不休，而在更广范围内的各类社会群体，特别是高校学生、新闻记者、先前反种族歧视运动人群和包括妇女、同性恋者、嬉皮士在内的反抗力量形成一股合力，促成了“反文化” ( counter-culture ) 运动， 从而引发了美国社会严重的分裂和对立产对此，尼克松总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越战是两个战线的战争：一个是越南，一个是我们的价值观……战争造成的分裂强烈震撼了美国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的社会认同也出现明显下降，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迅速发酵，并集中体现为 2011 年的“占领华尔街” 运动。这一运动的出现源于多个因素。首先，其直接原因是金融危机过后，美国政府花费逾 7000 亿美元拯救花旗银行和美国银行等酿成危机的“罪魁祸首”，而普通民众却承受着高达10% 的失业率。其次，它表达了民众对政府决策体制失灵的不满，尤其是美国政府债务高涨、权钱交易、两党争斗及社会不公等现象日益挑战着广大民众的心理底线。最后，其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美国社会中存在诸多更深层次的弊病，尤其表现为贫富分化的加剧（见表 1）。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及经济金融化趋势，导致美国少数精英和广大民众间的“两极化” 不断强化。例如， 冷战后，美国贫困人口的数量呈现出日益增加的特征。据 2011 年美国人口调查局 (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USCB）公布的数字，2010 年美国的贫困人口达 4620 万，为 52 年来的最高值。又如，社会阶层间的收入和财富差 距持续扩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2011 年发布的《2007-2010 年美国家庭财产变化报告》显示，2007 年美国家庭财产净值的中位数为 12. 64 万美元，2010 年则下降到 7. 73 万美元；扣除通胀因素，这一数据仅相当于1992 年的水平产 与此同时，美国 1 %的最富有家庭财富占全民财富的百分比却由2007 年的 34. 1 % 上升至 2009 年的 37. 1% 。再如，工资性收入在财富分配中的份额持续下降，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在制定经济和社会政策时更倾向于富有阶层而非中下层。

2. 除国内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动摇了霸权根基外，美国在这两个时期还面临战后史上两轮深刻的国际格局变动， 使其领导地位显著衰落。首先，20 世纪 60 年代末时，世界政治中出现了保罗·肯尼迪 ( Paul  Kennedy） 所说的“两极世界的解体” ，尽管美苏依然是国际事务的支配力量，但中国、日本和欧共体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最终导致尼克松总统于1969 年 7 月发表了著名的“关岛讲话“，首次承认国际力量趋于多元的现实，宣布美国已不再是世界头号经济和军事强国，认为美、苏、欧、日、中五大力量中心共同支配着国际事务应具体而言，美国当时面临的外部挑战来自三个方面。首先，自身的军事优势锐减，苏联的战略威胁上升。如前所述，苏联在越战时不仅加速发展核力量，而且向第三世界大规模扩张，使美苏战略竞争的态势决定性地由“美攻苏守”转为“苏攻美守”。其次，美国经济的竞争力下降，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与其在世界市场的争夺日趋激烈。最后，美国的联盟领导力衰落，西方阵营内部出现分化。例如， 法国总统戴高乐曾在 60 年代大搞“独立运动”，不仅坚持发展独立核力量、拒绝英国加人欧共体，而且率先同新中国建交并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以上事实说明，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导地位在越战期间遭遇了困境。

2008 - 2009 年，以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为标志，冷战后国际格局演变的一项长期趋势得以加速和凸显，那就是西方中心地位的衰落和一批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这一趋势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形成了三方面挑战。第一，伴随世 界经济格局的多元化及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上升，世界经济版图已经改变。例如，在金融危机肇始的2008 年， 以“金砖五国” 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达 50% , 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最大引擎。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对世界经济的主导性地位下降（见图 2）, 不得不诉诸二十国集团 ( G20 ) 等新兴国家参与的国际机制以推进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第二，随着国际政治博弈参与者趋于多元，美国在传统安全及非传统议题中的霸权地位被削弱，国际动员能力也受到牵制。例如，在 2009 年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上， 美国希望通过对中印等发展中大国施压的方式以推卸和转移责任，但这一目标并未实现。第三，美国在价值观、社会制度及发展模式等方面的吸引力下降，对其霸权的心理基础构成了一定的冲击。冷战后，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美国模式” 一度成为不少发展中国家所效仿的榜样， 这种现象甚至被称作“历史的终结”。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大多数后发民主国家国内治理的失败甚至社会动荡，“美国模式”的普适价值急剧衰减，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成功崛起的新兴大国则成为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积极学习的对象。

综上所述，美国霸权曾分别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和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遭遇两次主要战略困境，其全面性和深刻性不仅在战后史上极为特殊，而且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尤其是美国在应对战争压力和国际格局变迁等外部挑战时，又罕见地深陷一系列国内经济和社会危机。这两次战略困境使美国出现了明显的相对衰落，进而威胁到其霸权的存续。上述历史背景是我们分析和比较美国霸权由衰落到变革进而更生的内在韧性的前提。

三、从衰落到更生：

越南战争后美国的战略调整与冷战胜利

尼克松于 1969 年初就任美国总统时，面对内外交困的战略处境，迅速开始了有针对性的战略调整。从60 年代末到 80 年代， 这场历经四届政府的渐进式改革覆盖了经济、社会及外交等诸多领域。一系列全方位的 变革使美国重新焕发出巨大活力，不仅最终扭转了相对衰落的局面， 而且以赢得冷战的方式使霸权地位达到了一个新的顶点。正如基辛格 ( Henry Kissinger )  所指出的，“美国在经过内省检讨后恢复了自信；而苏联尽管在表面上俨如磐石，却因道德、政治和经济上的过分伸张而付出灭亡的代价”，具体而言，笔者将美国的此轮战略调整分为以下三类： ( 1 ) 内外战略纠错 ( 1969-1974 ) ; ( 2 ) 对外战略调整 ( 1969-1981 ) ; ( 3 ) 国内社会改革 ( 20 世纪 70 年代）与经济改革 ( 20世纪 80 年代）。

１.内外战略纠错 ( 1969 - 1974 )

面对 20 世纪 60 年代末美国内政外交出现的复杂困境，进行战略纠错是当务之急， 也是进行全面改革的基础。因此，从 1969 年到 1974 年，尼克松政府从以下两个要点入手，初步扭转了美国的内外颓势。

第一，结束越战，摆脱首要战略负担并缓解国内经济和社会矛盾。越战不仅是20 世纪 60 年代末美国全球战略的最大掣肘，也是其国内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催化剂。美国在越战中犯下的错误可概括为“一个高估、两个低估”，即过高估计了共产主义的威胁，同时过低估计了亚洲民族主义的力量和在历史、文化迥异之地推行美式民主的困难。换言之，美国犯了试图用类似在欧洲进行遏制的“简单化政策”应对中南半岛复杂形势的错误。其结果是，越战成为美国“有史以来首次不成功的战争，也是它首次面对道德信念与实际冲突的海外承诺之失败经验”。面对现实世界与自身信念间的巨大落差，尼克松政府开始以一种现实政治的视角调整越战政策，承认自身实力的局限。经过数年的外交努力， 美国以“越战越南化”、“ 威慑与谈判结合” 等多种途径使战争得以逐步降温， 并于 1973 年初从南越地区撤军。

第二，抗击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为经济改革铺路。尼克松上台后，面对经济危机和通胀的持续恶化，他开始认识到战后历届政府长期奉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带来的严重问题，尤其表现为政府大规模干预使“福利国家” 难以为继，联邦政府权力过大制约了经济活力等。在 60 年代末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尼克松政府下决心借自由主义陷入困境之际，对美国经济、社会福利和政府体制进行重大调整，开始了反对“罗斯福新政”传统的初步尝试。这些尝试包括：削减约翰逊政府时期“伟大社会 ( Great  Society ) "  的项目投入； 提出取代联邦社会救济的家庭援助计划；实行“新联邦主义”以向地方放权等。上述措施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美国当时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但有效缓解了经济困境和部分社会矛盾，更重要的是逐渐扭转了人们对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旧有观念，为里根政府时期美国经济的保守化改革创造了前提。

2. 对外战略调整 ( 1969 - 1981 )

在逐步从越南战争泥潭中脱身的基础上，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和自身因战争而受损的意识形态影响力，从尼克松到卡特的三届美国政府分两个阶段进行了对外战略重大调整。在第一阶段 ( 1969 - 1976 ) , 通过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构建了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从而扭转了地缘战略上的被动局面；同时与苏联进行“缓和” ( detente ) , 使欧洲冷战对峙的地理边界最终落定。在第二阶段 ( 1977 - 1981 ) , 以“人权外交”为旗帜，修复了受损的国际形象并占据了与苏联竞争的意识形态高地。上述两方面变革最终为美国国内经济和社会改革创造了渐趋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为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对苏联发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攻势创造了前提，奠定了美国赢得冷战的重要战略基础。

首先，尼克松（福特）政府完成了越战后美国地缘战略的调整。在进行战略纠错的同时，尼克松及其幕僚基辛格开始从国家利益和国际格局出发， 致力于维护美国的全球地位。他们既看到了美国当时所面临的一系列外部困境， 也敏锐把握了其中的机遇。例如，基辛格认为，“赫鲁晓夫 1956 年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苏联 1968 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都削弱了共产主义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中苏分裂揭穿了后者是统一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之假象。所有这些都表明，美国有相当的外交运作空间”，在这一认知下，美国创造性地从现实政治而非意识形态出发对中美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逐渐将中国视为基于共同国家利益以对抗苏联扩张的“准盟友” ( quasially )。自 1969 年起， 经过双方的共同外交努力，两国于 1972 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可以说，中美关系的改善使美国在地缘政治上彻底扭转了被动局面，形成了有利于自身的三角大棋局。按照约翰·加迪斯 ( John Gaddis ) 的说法，”在尼克松第一任期内，美国从自毁式地陷于一场无休止的战争，转而成为在多数情况下塑造当时世界事务进程的三角均势中的枢纽。很少有国家实行过比此更引人注目或更迅速的从失败到支配的转变”。

其次，在尼克松（福特）政府构建了有利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基础上，卡特政府以人权外交为旗帜，对美国在六七十年代受损的国际形象及意识形态影响进行了重塑与修复。在实践中，将“人权”作为一项重要的外交工具，并将主要矛头对准了苏联。例如，卡特在就任后不久即发表声明，赞扬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领袖安德烈· 萨哈罗夫产此后，他又在白宫会见了苏联异见人士布科夫斯基。在美国人权攻势的影响下，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及波兰等国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力度明显加强。此外，卡特要求国会向“美国之音” ( The Voice of  America )  提供 3000 万美元的补充拨款，并要求对设在慕尼黑的“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 (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的年度拨款增加到2000万美元。概言之，人权外交从两方面帮助美国构建了有利的外部战略环境。第一，它以美国之强攻击苏联之弱，赢得了国际社会在道义上的支持，对苏联造成了“真正道德上的打击”。

第二，它改善了美国的国际形象，使其再次成为倡导民主和人权的一面旗帜。从冷战伊始至尼克松任内，美国为与苏联竞争而在第三世界支持了一批右翼独裁政权，并不惜以武力推翻民选的左翼领袖。这些举动不仅给被干预国人民带来灾难，也使美国的国际形象大受损失。为扭转这一局面，卡特政府利用外交和经济等手段对侵犯人权的右翼政权，如阿根廷、萨尔多瓦、危地马拉及尼加拉瓜等国施加压力，并为这些国家的反对派提供了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

3. 国内社会和经济改革 (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 1 )   国内社会改革 ( 20 世纪 70 年代）

越战后美国的国内改革是从社会领域开始的，其原因有三。首先，美国当时严重的社会分裂已使国家陷入混乱，因此社会改革具有紧迫性。其次，“反文化”运动形成的强大变革思潮在推动政府采取措施以重塑国内共识并激发社会活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随着越战的降温与美苏关系的缓和，实施社会改革所需的外部环境大为改善，由战争引发的国内纷争也趋于弱化。因此， 美国于 20 世纪 70 年代进入社会改革高潮时期。改革的结果是，“多元主义” ( pluralism ) 彻底摧毁了“一元论” 和“熔炉论”，成为美国意识形态的主流和政治正确性的标准，美国社会由此被重塑，社会共识也以新的方式得以重建起来。真正意义上的多元文化开始兴起。在这场变革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平权行动” ( Affirmative Action )。

“平权行动”是美国政府为给出身不同社会背景的人提供平等待遇而发起的改革，主张把种族、性别、残疾与其他标准一同纳入考虑。由于此项改革不仅涵盖美国社会最敏感的种族和民权问题，而且关乎宪法、传统价值观、社会认同、生活方式和利益再分配等重大现实问题，因而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整个70 年代， 美国政府对这项改革一直持积极态度， 并做了大最工作予以推动。从行政部门来看，尼克松总统 于 1969 年颁布了有关就业的第 11478 号行政令，要求为平民雇员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同时通过协调影响少数族群企业的联邦项目以 帮助这些企业发展壮大， 并推动地方政府、企业、大学和基金会等的活动和资源向少数族群企业流动。1979 年，卡特颁布第 12138 号行政令，规定“联邦机构必须采取行 动支持妇女创办的企业”，此后政府又陆续颁布第 12232 和 12259 号行政令，分别针对黑人教育和公平住房问题推进“平权 ”。从立法部门来看，国会于 1972 年通过《学校紧急援助法案》，以实现公立学校中的种族融合；1977 年通过了《公共工程就业法案》，要求在分配给地方公共建筑业的联邦基金中，至少有 10 %用于购买少数族裔企业的服务或物资。1978 年，国会为在经济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所拥有的企业( Disadvantaged Business Enterprises, DBEs )  之“预留” 项目提供了法律基础， 要求与联邦政府签约超过 50 万美元的承包商拨出一定比例的指标留给 DBEs 次级承包商， 以使所有族裔都能从中受益。从司法部门来看，在这一时期最高法院的各类民权案件中，都采取措施给予少数族裔优惠待遇。如在 1971 年“格里格斯诉杜克电力公司”案中，最高法院裁决杜克电力公司在用人、培训和晋升时歧视黑人，测试不公； 在 1978 年“加州大学校董诉巴克”案中，最高法院以 5 : 4 的票数裁定学校的招生政策把种族作为一个加分因素符合宪法。

如前所述，“平权行动”对美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这项改革培育了弱势群体中的中产阶级，提高了其经济地位，从而有助于推动此后的经济改革。其次，妇女和少数族裔的政治和教育权利得以伸张，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使美国社会以宽容、多元为特征的人文精神超越了以个人主义和竞争为基础的价值观。以黑人的状况为例。经济上，1964 年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仅为白人家庭的 53% , 而 1975 年已上升至 62% 。教育方面，1970 年全国黑人大学生人数仅为 50 万左右， 而这一数字在 1977 年翻了一番， 超过 100 万，并且 18 - 24 岁黑人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在 1980 年时已接近白人，再以妇女为例。到 70 年代中期，全美已有一半以上的已婚妇女出门就业，近 90 %获得大学学位的妇女都在工作。此外，妇女在此期间开始在政界与男性进行竞争， 到 90 年代初时，从国会两院到政府内阁，从各州州长到地方政界，都有相当数量的女性成员。

( 2)  国内经济改革 ( 20 世纪 80 年代）

在成功塑造了有利的国际战略格局并基本完成了社会改革之后，80 年代的美国以经济改革为动力，进入到权势复兴的关键时期。在 1980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保守势力的代表、共和党人里根顺利入主白宫。里根当选的根本原因是 60 年代后期罗斯福新政式自由 主义日渐式微，就连部分自由派人士也感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最终，原先的“新政“联合体和“伟大社会” 联合体逐渐分化瓦解产在此背景下，里根就任后不久即宣布：“我们受到了一次相当大规模的经济灾难，按照老办法行事已不能解决问题。”随后，他于1981 年 2 月 18 日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提出 了包含 5 个方面内容的“经济复兴计划”，目的是彻底摆脱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局面。该计划具体包括大规模削减个人及公司所得税、大规模削减非国防开支、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放松政府管制和平衡预算。上述措施被统称为“里根经济学” ( Reaganomics )。

为“里根经济学”提供理论支持的是供应学派和货币主义。供应学派是70 年代初兴起的一大经济学流派，主张经济的发展应着眼于刺激供应， 因为供应会自动创造需求，而无需国家干预。基于此，该学派认为，解决当时美国经济问题的核心方法是“减税”。其内在逻辑是：减税会使个人收入和企业利润增加，从而刺激储蓄和投资、扩大生产，最终在使政府税收增加、赤字下降甚至消失的同时，使通胀问题迎刃而解。货币主义兴起于五六十年代，其创始人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 ( Milton Friedman ) 。弗里德曼特别强调货币供应最的变动是造成物价水平和经济活动变动的最根本原因，他主张国家应尽量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只需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

基于上述理念的里根经济改革使美国经济焕发出活力，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从而摆脱了六七十年代的滞胀困境。1983 年，美国的GDP增速为 3.4%, 1984 年更是高达 6.8%。与此同时，国内通胀率则由1981 年的10.4%下降至 1982 年的3.9%,  并于此后三年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到 1986 年时，通胀率更是降到了 3%。更重要的是，政府管制的减少和经济活力的增加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沃土，成为90 年代美国 “IT 革命” 的先声。在此轮经济改革和技术创新的基础上，美国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领跑者，其国际竞争力再次遥遥领先。当然，里根政府的经济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美国经济的畸形发展，如高赤字、高利率和高汇率等“三高”现象为后来的次贷危机埋下了祸根。但总体而言，它加速了美国权势的复兴，奠定了美国赢得冷战的物质及心理基础 。

综上可以看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经历了战后第一次主要战略困境后，美国从 6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分阶段进行了国内经济、社会改革和对外战略调整，在意识形态、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及对外战略选择方面出现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结果是，这种改革使美国的权势得以复起甚而进一步上升。最终， 美国依靠自我更新和完善成为冷战的赢家， 并将其全球领导地位延续到了 21 世纪， 而渐趋僵化并扩张过度的苏联则走向了分化瓦解。至此 ， 美国霸权完成了第一轮的“衰落一变革—更生”长周期。

四、霸权护持：

2009 年以来的美国战略调整及评估

2009 年初，民主党人奥巴马打着“变革” ( change ) 的旗号人主白宫。与 40 年前尼克松临危受命一样，此时的美国再次深陷内政外交的双重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下，奥巴马在就任伊始便提出了一系列对内改革、对外调整的战略构想，希望化危为机，重振美国霸权。概言之，奥巴马政府执政六年多来的战略调整同样可分为三类：（1）内外战略纠错；（2）对外战略调整；（3）国内经济和社会改革。以下将分别对其进行简要梳理， 并在此基础上评估其现状。

（一） 2009 年以来美国的内外战略调整

1. 内外战略纠错

奥巴马在就任后立即意识到，导致美国此次战略困境的直接诱因有二， 即国内的次贷危机和由两场战争引发的全球过度扩张。因此，需首先从这两方面入手进行纠错，从而为全球战略调整和国内经济、社会改革奠定基础。

首先，实施国内金融监管，从而有效遏制了危机的蔓延。2009 年 5 月 20 日，奥巴马签署《反欺诈执法和复苏法案》( Fraud Enforcement and Re covery Act ),   把美国联邦调查局 ( FBI )  “反抵押和金融欺诈机构”的规模扩大近一倍，强化了司法部对私人机构欺诈行为的制裁力度，同时建立了一个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以调查危机根源。同年 5 月 22 日，奥巴马又签署《信用卡相关责任和信息披露法案》（Credit Card Accountability Responsibility and Disclosure Act ),这是信用卡行业管理的一大转折点，目的在于避免使消费者陷入不公平的升息及收费陷阱。在奥巴马推出的各项金融监管措施中， 动作最大且难度最高的是其 在 2009 年 6 月 17 日提出的全面金融监管改革方案( Financial Regularity Reform ),  也被称为“金融白皮书”。在这份白皮书中，美联储被赋予改革整个金融系统的权力，这也是联邦政府监管部门首次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实行监管。根据这一方案，美国将建立一个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署” (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 ),   以防止出现各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信用卡和抵押贷款行为。此外，该方案还提出设立一个由财政部主管，由证券交易委员会 ( SEC )、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 CFTC ) 、联邦住房金融管理局 ( FHFA )  及其他银行监管机构组成的金融服务监督理事会  ( FSOC ) , 负责统一监管标准、协调监管冲突、处理监管争端、鉴别系统性风险， 并向其他监管机构提供风险提示。

其次，以 “巧实力” ( smart power ) 外交理念推进全球战略收缩，以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奥巴马政府认识到，由于美国过去几年奉行单边主义和赎武政策，其道德形象已严重受损，因此，改善美国形象成为奥巴马外交的重点内容。例如，在 2008 年 11 月 16 日接受采访时，奥巴马表示将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同时，美国逐步放弃单边主义，回归多边主义，开始重视国际制度、伙伴关系和国际援助的作用，主张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奥巴马在 2009 年 1 月 20 日的就职演说中曾提出：“ 我们有能力应对新的威胁，我们需要付出更多努力进行国家间更广泛的合作并增进理解。”在该理念指导下，奥巴马政府开展了一系列多边外交。例如，美国放弃了小布什政府时期独断专行的做法，开始积极巩固与传统盟友的关系，并与新兴大国建立伙伴关系。同时，美国还试图与冷战时的对手俄罗斯“重启”关系。例如，奥巴马在上任后不到半年即访问俄罗斯，使长期冷淡的美俄关系有所回暖。

最后，将自九一一事件以来的“反恐战争”降级为“反恐行动”，使美军得以逐渐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泥潭中抽身。 2010 年 8 月 31 日， 奥巴马宣布驻伊作战美军任务结束，伊拉克安全部队将接管伊境内的安全。同时，奥巴马政府开始避免使用“反恐战争”一词，而是改用“反恐行动”的说法， 图改变以往 10 年间将“反恐” 置于美国对外战略核心位置的做法，以使其重回传统的大国关系中，并希望借此改善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2014 年 12 月 29 日，奥巴马在一份书面声明中正式宣布阿富汗战争结束，这标志着美国以“反恐”作为全球战略重点的时代已经终结。

2. 对外战略调整

2009 年以来， 在全球收缩的同时推进“亚太再平衡” 成为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核心。作为重振霸权的重要部署，该战略有着清晰的动因和实施手段。就动因而言，美国主要基千三点考虑。第一，根据地缘政治理论，作为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和工业中心，亚太不可避免地成为霸权角逐的主战场。第二，随着世界经济中心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亚太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引擎。 例如， 当前亚太经济增长占全球经济增长的 70% ，对美国而言，分享亚太发展红利是逻辑使然。第三，中国的持续快速崛起使中美关系呈现出日趋明显的结构性矛盾，亚太权力格局也随之转型为中美“双领导体制”且日益朝向对美国不利的方向发展。基于这一现实，美国决定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牵制中国崛起，并利用周边部分国家的疑惧心态作为有力抓手。

基于上述三方面考虑，并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美国自 2011 年下半年以来以外交、军事和经济三管齐下的方式，使“再平衡”进入到实施和推进阶段。外交上，美国开始广泛参与亚太地区多边国际机制，极力密切与本地区主要国家的关系。冷战后亚太地区形势所发生的一系列根本变化、尤其是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使美国在冷战时成功运行半个世纪并以其为核心所建立的双边同盟体系，即“轴辐” ( hub-and-spoke ) 体系面临着新的挑战。为了更好地维持自身地位，美国开始顺应形势，试图建立一种更加包容的多边合作机制。近几年来，美国不仅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还力图主导东盟地区论坛（ARF) 及东亚峰会 ( EAS )  等区域性多边组织的议事日程，以实现政治领导。此外，美国还不断加深与传统盟友日本、韩国、菲律  宾和澳大利亚的关系，并积极挖掘新伙伴，与新加坡和印度等来往频繁。随后，美国改变了以往在南海争端中的不介入立场，积极寻找并利用海洋问题  这一“再平衡”的新支点大做文章。

军事上，美国除强化与盟国的合作并寻求新的伙伴外，还将主要军事力量部署于亚太，以巩固自身的军事 主导地位。例如，美国国防部于 2012 年 1 月 5 日出台的 “新军事战略报告” 中指出，未来 10 年美国海军力量的 60% 将部署在亚太。又如，近年来美国在该地区军事动作频繁，涉及范围广泛。在朝鲜半岛，美国加强了与韩国的安保合作， 尤其是在 2010  年“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后，美韩频频在半岛周边海域举行大规模军演。2013 年 2 月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后，美韩进一步强化了军事合作，意在对朝施加更大威慑。在日本，美国继续突出“前沿部署” ( forward  deployment ),  不仅在冲绳部署“鱼鹰”直升机，还明确将钓鱼岛纳入《美日安保条约》，以强化美日同盟作为所谓“地区与世界安全不可或缺的支柱”之地位。此外，2013 年朝鲜核试后，美国还在日本部署了新的 X 波段雷达。在南海问题上，奥巴马政府除在言辞上高调干涉外，在行动上也积极跟进。例如，美国不仅向菲律宾出售武器，升级其作战能力，还在新加坡轮驻先进的濒海战斗舰。在澳大利亚， 奥巴马于 2011 年 11 月宣布，美国将在其北部的达尔文港轮驻 200 - 250 名海军陆战队官兵， 以巩固“第二岛链” 防线。此外，美国还加强了美印间的军事合作，并将这种关系提升到战略层面。军事“再平衡”还体现为美军在亚太不断提升的作战能力。例如，美国国防部于2010 年初发布的一份报告草案披露， 美国将投入 120 亿美元升级关岛军事基地，并加强以其为中心的多个军事基地建设。又如，奥巴马政府提出“空海一体战” ( Air-Sea Battle ) 理念， 将海军和空军纳入统一的作战体系， 意在强化联系网络、提升作战规模和能力，增强战略威慑。

经济上，美国通过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谈判，意在建立以其为中心并绕开中国的地区经济合作机制。长期以来，亚太经济一体化势头使美国虽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却无法全面介入该地区已运行多年的多边经贸机制，特别是该地区已经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自发性经济合作机制。卡尔· 多伊奇 ( Karl  Deutch )  曾指出， “一体化进程往往起源于某个核心地区，由一个或若干较强、较高度发展以及在一些重要领域比其他地区更先进、更具吸引力的政治单位构成”。在这种背景下， 美国力推 TPP 这样一种全新的合作模式，其目的在于将其作为主导亚太经济合作的切入点和工具， 解决“再平衡” 的经济路径问题。可以说，TPP 的顺利推进不仅能对美国经济增长起到助推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在该地区制定一套有利于自身的制度安排，美国有望成为亚太经济的领袖，取得同中国竞争的战略优势。

3. 国内经济和社会改革

与越战后美国首先启动社会改革不同，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面临的最严重挑战是因次贷问题所引发的金融危机，随后又面临由此激化的社会矛盾。因此，美国此轮的国内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同时，由于经济问题和社会危机相互交织，因此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社会改革也随之呈现出与之相配合的特点。

2008 年的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制造业的“空心化”。因此，奥巴马始终致力于重振制造业，以实现经济复苏并借此创造就业、缓和社会矛盾。例如，2009 年 4 月，奥巴马在乔治敦大学发表演讲时， 首次提出将重振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经济战略加以推进。同年 12 月，美国政府推出《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重点分析了相关的理论基础、优势与挑战。2010 年 3 月，美国政府提出“五年出口倍增” 计划，力求出口总额在 5 年内实现翻番， 即从 2009 年的 1. 57 万亿美元增加到 2014 年的 3. 14 万亿美元。同年 8 月又出台《制造业促进法案》，降低了部分进口商品关税，以减少相关企业的生产成本。此外，在 2010 - 2015 年期间的历年国情咨文中，奥巴马一再强调，要加强对“美国制造”的推动，努力实现制造业复兴，他还肯定了振兴制造业在促进国内就业方面的作用。除了在政策上积极扶持制造业发展外，自 2012 年以来，“页岩气革命” 改变了美国的能源供应格局，使低价能源和高劳动生产率得以结合，客观上提升了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在大力重振制造业的同时，吸引外部投资和推动自由贸易也成为奥巴马政府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2011 年 6 月， 奥巴马政府推出“选择美国”( Select USA ) 计划， 希望借此吸收更多外部投资。到 2013 年时，该计划已被提升到与“出口倍增”同等重要的位置。此外，为推动对外贸易发展，奥巴马政府还积极部署多项经济自由化安排。除前文提到的 TPP 外，美国还力图推动建立“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 ( TTIP )。毫无疑问， 如果上述两项自贸协定得以顺利实施，将会把美、欧、日等所有发达经济体包括在内，从而提升全球自由贸易标准并影响世界经济制度。

在致力于推动经济复苏并改善就业的基础上，奥巴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社会改革一方面意在解决现存的社会问题以缓解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也以帮助重振制造业和加快经济增长为目标。例如，针对美国的基础设施老化问题， 奥巴马于 2012 年 8 月 7 日宣布加快实施七项重大可再生能源项目，以创造近 5000 兆瓦清洁电力，供 150 万个家庭使用，借助这一项目还可以创造大量就业。又如，为有效解决非法移民给美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奥巴马在总统竞选之初即承诺推动移民改革，由此赢得了大多数拉美裔和亚裔选民的支持。上任后，奥巴马于 2012 年 6 月宣布将暂停遣返幼年时进入美国并满足若干条件的年轻非法移民，并不遗余力地在国会推动新的移民改革法案。2014 年 11 月，在国会相关讨论受挫的背景下，奥巴马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宣布实施包括扩展工作许可在内的若干项“移民新政”。

在奥巴马政府的社会改革方案中，最引人注目、也引起国内最激烈争议的当属医疗改革。笔者认为，此次医改固然意在解决不断升高的医疗成本、急待提升的服务质量及保障范围的低覆盖率等美国医疗制度的顽疾，同时促进社会公平，改变美国作为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全民医保体系的糟糕状况。但不可忽视的是，政府同样致力于通过降低高昂的医疗成本以服务于重振制造业的大战略目标，因为与医疗体系相关的庞大产业也是美国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医改，奥巴马在2008 年的总统竞选中提出了普遍医保( universal health care ) 方案， 其中既坚持了自由主义的政府干预原则，也融入了一定的市场竞争和保护个人自由原则。就任总统后，奥巴马将医改作为其社会改革的重点，上台不久就成立了由其领导的医改班子，与国会领导人、相关利益集团及民众进行磋商和沟通。最终，《美国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法案》( Affordable Health Care for America Act ) 于 2009 年 11 月 7 日得以通过，随后，众议院于 201 0 年 3 月 21 日通过了《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 ( The 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 ) 。上述法案标志着奥巴马政府的医改立法工作基本完成。

（二） 成败参半：对 2009 年以来美国战略调整的评估

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准确把握了美国深陷内外交困战略处境的事实，提出并推进了上述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客观来看，其应对思路是正确的，也取得了不少明显成效；然而，它们也面临着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 因此其前景仍存在不确定性。以下笔者将分别从内政和外交两个维度评估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调整。

1. 在国内纠错与改革方面，金融监管成果立竿见影，经济改革在有较大斩获的同时面临挑战，而社会改革则步履维艰。因此可以说，美国的国内战略纠错巳经完成，而改革则整体上仍处于起步期，最终能否成功尚难以判断。

首先，对奥巴马政府金融监管和经济改革的评判，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

( 1 ) 金融危机后美国所实施的一 系列纠错行为，尤其是极为严厉的金融监管措施的出台，使金融监管涌洞、分业监管和混业经营错配等问题获得改善，从而保障了金融稳定，有利于维持和巩固美国的全球经济和金融霸主地位。此外，金融监管注重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有助于恢复后者对于美国金融市场的信心，维护了美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

( 2 ) 以页岩气开采为标志的“能源革命”成为奥巴马政府的一项重大意外收获，不仅使美国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而且使国内天然气价格迅速下降，为化工、钢铁及玻璃制造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廉价原材料和能源，带动了制造业的复苏和经济的增长。不少分析甚至认为，世界油气中心将就此从中东“西移”至北美，从而改变世界能源版图。然而本文认为，上述判断过于乐观，页岩气对美国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影响无法达到“革命性”的程度，其原因在于：其一，天然气无法替代石油成为战略性资源，尤其是其能源密度低、储存困难，无法在交通等领域广泛使用；其二， 页岩气开采已遭遇明显技术瓶颈， 尤其是矿井的高衰减率使该项技术的前景有待观察；其三，页岩气开采将对环境造成破坏和污染，因而其可持续性尚存很大疑问。

( 3 ) 就经济改革的核心即重振制造业而言，奥巴马执政以来， 美国在制造业发展和对外出口增长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距离所谓“振兴” 的目标依然有很大差距。首先，2009 - 2014 年，美国的制造业总产值占 GDP 的比重由 11. 9% 上升至 14. 5%,   但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却并未出现相应增长。与此同时，制造业复苏对于近年来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不足 1% ，因此总体来看，目前美国制造业的规模和发展状况不仅无法与 80 年代相比， 也远低于 2000 年的水平。

其次，“五年出口倍增” 计划虽然使美国的出口总额从 2009 年的1. 57万亿美元增长到 2014 年的 2. 35 万亿美元，贸易状况明显优于同时期的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然而通过数据可以发现，美国对外出口的增长速度呈现出“高开低走”之势，尤其是近三年来美国的对外出口增速明显放缓，最终距离当初设定的2014 年底达到 3. 14 万亿美元的目标相差甚远（见图3）。

( 4 ) 就吸引外部投资和推动自由贸易而言，一方面，尽管 “选择美国” 计划使 2011 年流入美国的直接投资增长至 2300 亿美元，但随后的 2012 年却大幅下降至1600 亿美元，2013 年则进一步下降约 10% ，因此， 奥巴马政府要想达到预期目标并不容易。另一方面， 围绕 TPP 和 TTIP 的谈判总体上仍在推进过程中，因而这两项规模庞大的贸易协定安排对美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仍未显现，并且其前景也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总之，美国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再工业化” 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需要政策引导，更需要全社会逐步转变旧有观念，唯如此，才能为改革奠定长远而坚实的基础。

其次，受国内政治的影响，奥巴马政府的社会改革步履维艰。例如，奥巴马的医改方案提出后一波三折。在 2009 年 11 月 7 日的 众议院讨论中，《 美国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法案》虽获通过， 但却经过了长达 12 小时的激烈辩论， 并且以 220 票赞成、215票对、38 票弃权涉险过关。此后，在 2009 年 12 月 24 日举行的参议院讨论中，这一法案在完全没有获得共和党支持的情况下以 60 票的最低必须票勉强通过。由此可见，美国政治的极化状况已发展到尖锐对立的程度。无独有偶，《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在众议院同样以 219:212 票的微弱优势勉强通过，并一直备受质疑，尤其是围绕其中“强制参保”条款的争论最终发展到了由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其是否违宪的地步。尽管最高法院以 5 票对 4 票的裁定认为包括“强制参保”在内的条款并未违宪，但民主、共和两党在该问题上的分歧仍难以弥合产 2014 年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已经丧失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在其任期内推进医改的前景不容乐观。

除围绕医改的政治斗争外，共和党在其他社会改革领域同样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通过使用“冗长发言权”来阻止民主党推进立法的情况日益增多。使情况更加恶化的是， 激烈的党争迫使一些中间派议员不得不 “选边站"，结果是其政策立场越发僵硬，妥协空间日益减少。面对共和党的坚决不合作立场，奥巴马社会改革中的重大立法项目，特别是其上任时承诺的移民改革等，仍处于被迫搁置状态。总体来看，社会改革由于涉及不同政党和利益集团的深刻分歧， 难度较经济改革更大，未来发展所面临的障碍也更多。

2. 在对外战略纠错与调整方面，改善国际形象和甩开战争包袱等纠错目标初步达成，“亚太再平衡”的成效与问题并存，而欧洲和中东等战略要地的形势变化将不仅有可能干扰“再平衡”的推进，而且会对美国构建有利于国内改革的外部环境之努力形成掣肘。总之，美国的此轮对外战略调整仍处于进行中，其前景同样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首先，奥巴马政府以“战略收缩”为特征的一系列纠错行为，如改善国际形象和结束两场战争等取得了初步成功，有助于美国在实力相对衰落的背景下得以充分利用自身的权势资源。例如，根据皮尤研究中心 ( PEW ) 2013 年在全球 38 个国家进行的民调，尽管多数中东国家对美国的好感度依然低于 30%，但美国的形象在欧洲、除中国外的东亚及拉美等地区均有所改善。又如， 尽管目前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国的安全形势依然难言乐观， 但从美国的角度看，从中抽身并甩掉战略包袱的目标已经实现。

其次，奥巴马政府对外战略调整的核心即“亚太再平衡”推行数年来，一方面使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存在和影响显著增强，同时也使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趋于复杂；但另一方面，这一战略并未真正实现牵制中国崛起的根本目标，并且由于该战略在推行过程中的“军事化”色彩日益突出，因而地区安全形势的恶化使美国存在被其盟友利用甚至“绑架”的风险。此外，随着近年来中国外交主动性的显著增强，中美在亚太的战略博弈更趋复杂。因此，美国牵制中国崛起的战略目标在实现过程中将会面临更多障碍。

最后，欧亚大陆的其他两个地缘中心欧洲和中东近来一系列事态的发展，将不仅会抬高“亚太再平衡”的实施成本，而且不利于美国构建有利于国内改革的良好的外部环境。当前，由乌克兰危机所恶化的美俄关系以及中东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 ( IS ) 崛起给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潜在威胁等，都使美国不得不分散大量精力予以处理，而这些都会反作用于“亚太再平衡”战略，致使其首要地位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兼顾亚太、中东和欧洲这三大战略要冲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最大难题。与此同时，外部环境的复杂化同样会影响美国的国内改革。奥巴马进行此类对外战略调整的本意是在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情况下为国内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因而这种影响尤为突出。基于以上分析，美国未来能否继续奥巴马政府“节约使用权力”的战略，并在此基础上全力推进国内经济和社会改革，将最终决定本轮内外战略调整的成败。

五、美国霸权的前景：

历史比较带来的启示

通过对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内外战略调整的概览与评估，并且结合前文对越南战争后美国霸权由衰落到变革再到更生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发现，美国的本轮战略调整所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内部和外部障碍似乎也更多，因此其成效截至目前并不十分显著。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直接原因是当前美国在变革进程中出现了两个 40 年前并不存在的新变量，而其深层原因则植根于美国对冷战终结原因的历史性错误认知之中。

首先，当前美国国内改革面临的新变量（也是其最大障碍）是政治社会的两极化问题。1969 年尼克松上台时，尽管美国同样存在严重的社会危机，但一股自发形成的强大社会思潮反而增进了社会团结，并最终成为改革的动力。一方面，以青年学生和社会弱势群体为主体的新左派及反文化运动对现存制度表达了不满和抗议；但更重要的是，这股由不满汇成的思潮并未导致阶级和党派对立，社会的主流共识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内部改良”，因而强化了平等、宽容和爱国意识。反观 2009 年以来随着社会矛盾加深而出现的“占领华尔街”等运动，表现出的却是美国广大中产阶级内心深处的强烈愤怒和对精英阶层的失望。由于中产阶级是构成美国社会的主体，因而这种局面威胁到了社会稳定的基础，使原本富足的美国“社会资本” ( social capital ) 遭到损害产，同时，政党的两极化也严重侵蚀了美国的政治能力，大大延缓了国内改革的进程。

其次，当前美国在对外战略调整方面面临的新变量则是国际格局和外部挑战的复杂化。越战期间，虽然外部挑战对美国的霸权地位也构成了明显威胁，但两极格局下的传统大国战略博弈较之当前多极化和全球化背景下新兴大国群体崛起、全球性问题与日俱增来说，要简单和明确得多。2009 年以来，奥巴马政府在进行对外战略调整时，不仅需要应对中国等新兴大国崛起带来的国际格局变迁，而且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还需要处理各类国际和地区的传统及非传统安全问题，这对其战略的有效性造成了牵制。

笔者认为，上述内外阻力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源自美国对冷战终结原因的历史性错误认知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大战略失误。从结果来看，美国的确赢得了胜利，但冷战结束的直接原因是苏联放弃对抗、退出霸权竞争，并非美国从军事上战胜苏联，而其决定因素则是苏联国内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异常僵化、积重难返，同时决策者又采取了激进的改革措施，最终造成自身的解体，虽然美国通过在外交、军事、经济及价值观等多方面施加压力，在客观上加速了苏联解体的历史进程，但苏联内部的治理失败才是其崩溃根源。  

然而，美国精英层却将冷战终结的原因和结果混为一谈，均将其视为“自由世界”的胜利。这种误读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后果。一方面，美国的自信心变得极度膨胀，使其对内被新自由主义所绑架，造成国内意识形态和阶级结构严重失衡，最终出现次贷危机爆发、贫富差距扩大、两党恶斗频现和社会矛盾加剧等恶果。另一方面，美国还通过对外滥用武力，大肆输出本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造成地缘政治失衡和诸多后发国家的内部治理困境乃至人道主义灾难，尤其是深化了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最终致使恐怖主义泛滥，危及自身安全。正如美国资深战略家布热津斯基 ( Zbigniew  Brzezinski）所指出的，美国 20 年来的对外战略完全浪费了冷战和平终结所带来的“红利”，伴随这种盲目自信而来的“浪费”给美国造成的最消极战略后果是精英层丧失了改革传统，以至于有学者得出了20 多年来美国“没有什么改革 ” 的结论。

然而，进行历史比较的最重要现实价值并非使我们明确这两轮战略调整存在的上述差异，而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为宏观和辩证的视角，以观察美国战略行为中具有更深刻意义的一致性和相似性，从而帮助我们找到分析当下和未来美国权势变迁的关键线索。 一方面， 尽管当前和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在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国际地位等方面存在具体差别，但我们依然无法否认这两轮战略调整本质上所拥有的极强的可比性。首先，二者面临的战略环境和战略调整实施的内在逻辑完全一致，即在美国深陷内外交困和霸权相对衰落的逆境下，自由主义的改革传统赋予其一种近乎“本能”的应对危机、走出困境的反应，使之能够及时扭转既有战略观点中的偏差，进行内政外交的根本变革。其次，二者的根本出发点及最终目标都是重振美国霸权，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方式则是通过战略纠错和外交布局为国内经济和社会改革创造必要的条件，并以国内变革作为修复霸权的核心路径。因此，尽管面临种种阻碍并存在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当前美国的改革进程已经启动，且正大体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推进。

另一方面，笔者认为，历史比较带给我们的最大启发是，自由主义的改革传统使美国的内外战略调整呈现出鲜明的渐进特征，并使其霸权具备强大且持续的内在韧性。正如前文所分析的，美国在越战后曾先后经历了大约 5 年的战略纠错期 ( 1969 - 1974 ) 、12 年的外交布局 ( 1969 - 1981 ) , 以及近20 年的国内社会改革 ( 20 世纪 70 年代）和经济改革 ( 20 世纪 80 年代），才最终完成了战略调整的任务，重塑和修复了自身的权势并使霸权地位达到新的顶峰。因此，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出发，2009 年以来的此轮战略调整仍处于初期，故而当前对美国霸权衰落与否的任何判断都为时尚早。本文认为，奥巴马政府仅仅完成了内外战略纠错的任务，而对外战略调整和国内经济、社会改革等更为繁重和复杂的中长期任务则刚刚起步，需要今后数届政府的不懈努力才有可能最终完成。当然，考虑到上文论证的当前和未来美国内政外交改革所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和新障碍，此轮战略调整的前景尚难以预料， 其成败的关键在于民主、共和两党的精英能否在反思“后冷战”时代美国大战略失误的基础上，就改革达成妥协并努力重塑社会共识。

六、结论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界普遍将美国形容为“新型霸权”。在笔者看来，这种“新型”除了包含美国改造国际体系及国际制度的能力外，还应包括其霸权所蕴含的源于改革传统的强大内在韧性。历史上，这一内在韧性使美国在面临战略困境时，能够通过不断的内外战略调整实现权势复兴，并最终进一步稳固其霸权地位。本文以越南战争后美国所进行的战略调整作为参照， 阐述和评估了奥巴马执政以来的内政外交改革，得出了此轮改革仍处于初期的结论。基于此，本文认为，目前还远未到能够判断美国霸权衰落与否的阶段。

由于美国的渐进式内外战略调整往往分为战略纠错、外交布局和国内改革三种类型，并且战略纠错和外交布局本质上都服务于国内改革，因此当前美国在完成战略纠错的基础上力推“亚太再平衡” 战略的根本目标就在于牵制中国崛起，以为其国内经济和社会改革赢得时间，最终取得同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优势。在这种背景下，从根本上说，中美较量的未来将取决于哪一方的国内改革能够取得成功并为其他国家提供榜样。基于此，分析美国霸权的内在韧性及其历史逻辑对中国崛起的最大现实启发在于，中国应从自身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继续全面深化国内改革， 辅之以构建有利于国内改革的外部环境，并在内外战略调整的过程中克服一系列主观和客观障碍， 最终为自身的和平崛起创造最佳条件。

文章来源：

《当代亚太》2015 年第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