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嘉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

当代西方左翼一系列“新”帝国主义论反映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情况和新特点。“旧”帝国主义论主要指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金融资本论、资本积累论、超帝国主义论等存在诸多局限的理论。“新”帝国主义论代表人物包括大卫·哈维、安东尼奥·奈格里和迈克尔·哈特、艾伦·伍德等一定程度继承了第二国际“旧”帝国主义批判范式，但当前种种资本主义乱象都暴露出他们理论的不足。“新”帝国主义论存在的“旧”范式特质，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当代价值，并在充分继承马克思和列宁思想遗产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展望一种“新”的帝国主义批判范式。

【关键词】帝国主义论；列宁；理论继承；理论创新；当代价值

“帝国主义”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指通过侵略实现殖民的大国对外政策，之后逐渐有了新的指涉和含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主义者亟须在理论上认识资本主义新现象，在政治上思考应对策略。在这一背景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涌现出大量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对帝国主义问题进行分析的研究。这些研究中最有名、影响最大的，自然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从苏联和东欧诸国到我国，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直被列为与马克思《资本论》同等重要的经典著作。这部著作的基本观点，如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和垂死的”“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等，对我国读者来说很熟悉。

在列宁之外，一些第二国际理论家也对帝国主义问题进行过较为专门和深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的“金融资本论”、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资本积累论”和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的“超帝国主义论”。这些观点和主张在刚提出时引起热烈争论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开始褪去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旧有形式，朝着经济全球化方向发展，第二国际时期这些关于资本主义体系为何依然有韧性和稳定性的理论，开始重新得到重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依附理论的兴起激活了有关帝国主义新形式的讨论。依附理论认为，帝国主义不仅表现为国家间的竞逐逻辑，而且表现为“中心”与“边缘”间的不平等结构。在依附理论视域下，帝国主义概念开始从作为单个国家间的矛盾体系，转变为一个统摄不同等级国家的结构。然而，与其说依附理论解释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平等分配，不如说它仍停留于对这种不平等结构的外在描述，其理论本质上是非辩证的。

依附理论之后，对帝国主义的批判范式渐呈多元化。进入21世纪，帝国主义问题重新成为国际左翼学界的中心话题，引发了一系列争论。一些学者认为，帝国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一种有效扩张的趋势；一些学者重新推崇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还有一些学者提到全球化之为帝国主义新阶段和新帝国主义的问题。所谓“新”帝国主义之“新”，一方面指全球化的“新现象”，另一方面也指用来分析现象的新概念工具。这些“新”帝国主义论虽然翻新了术语，却不再关注资本主义秩序是否会崩溃，而是转为关心全球化与民族国家间的“二律背反”。但是，在“新”帝国主义论的部分代表性文献中仍可见一些第二国际理论家“旧”范式的回归。

笔者认为，重新回顾与分析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老”理论，厘清其与当代国际左翼学者“新”理论的关系，对于我们当下继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和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遗产、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发展出一个更有效的帝国主义批判范式，仍是有助益的。

一、帝国主义批判的“旧”范式

希法亭、卢森堡和考茨基的三种帝国主义论，可视为三种不同的理论范式。

（一）希法亭的“金融资本论”

希法亭的《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以下简称《金融资本》）发表于1910年，其理论贡献在于揭示出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和发展趋势，由此说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形成的经济根源。如果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以商品为分析起点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总过程，那么《金融资本》就是以货币为分析起点研究银行资本的独立化、工业资本的银行化和金融资本的形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考茨基将《金融资本》称作《资本论》续篇。希法亭进一步延伸了马克思关于资本集中化的论述，详细描述资本如何通过信用机构、卡特尔组织等方式集中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尤其关注垄断进程中银行扮演的角色，认为资本集中主要由银行资本集中推动，现代银行业已成为工业资本的主要来源。由此，希法亭引入“金融资本”这一概念：“产业对银行的依赖，是财产关系的结果。产业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不属于使用它的产业资本家了。他们只有通过代表同他们相对立的所有者的银行，才能获得对资本的支配。另一方面，银行也不得不把它们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固定在产业之中。因此，银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变为产业资本家。我们把通过这种途径实际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称为金融资本。”当金融资本渗透到经济生活方方面面，就会取消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无政府状态，“正像资本本身在其发展的最高阶段上变为金融资本一样，资本巨头、金融资本家也合于一身，越来越以支配银行资本的形式支配整个国民资本……随着卡特尔化托拉斯化，金融资本达到了它的权力的顶峰”。此时，大银行对企业获得监督权，使资本主义变成一个受到约束的经济系统。通过对金融资本前世今生的研究，希法亭指出金融资本正逐渐发展为一个突破所有制结构制约的“中性力量”，不断推动私人财产关系走向社会化。通过模糊所有制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差别，资本主义最终可以通过总卡特尔和中央银行的结合，完全摆脱自发的无政府状态，成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而这样一来，就使得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原则实行起来变得十分容易。这一论点在希法亭担任德国财政部长时进一步发展，他以此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还论证了社会民主党可以依靠国家力量实现社会主义，从而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实践奠定了理论根基。

列宁对希法庭金融资本理论评价很高。在分析帝国主义问题时，列宁经常援引希法亭《金融资本》的研究成果，如：帝国主义时代资本的支配形态是金融资本；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质是垄断取代了自由竞争、帝国主义取代了自由民主主义；金融资本统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金融资本的统治必然造成列强保护关税政策的普遍化和扩张；等等。列宁认为，这都是对资本主义发展最新阶段的“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但列宁也非常明确地指出，希法亭“在货币论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并且有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调和起来的倾向”。

（二）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

与希法亭侧重于纵向考察金融资本的历史演进不同，卢森堡将分析重点放在资本主义横向扩展上。她在《资本积累论》这部重要著作中详细探讨了这一问题。《资本积累论》从社会再生产切入，反思《资本论》第二卷中的社会再生产图式，追问“资本积累如何可能”这一问题。卢森堡发现，资本积累率越高，消费资料越卖不出去，生产资料越供不应求，因此，资本积累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实现，只能通过不断排挤落后生产形态获得发展——帝国主义正是在这种经济动力下应运而生。无论对农民经济的入侵，还是为了资本积累条件所进行的国际借款，抑或采用保护关税、利用军国主义开拓殖民，都是为了实现资本积累所采取的手段，而当资本积累在空间上囊括全部非资本主义空间，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统摄世界时，资本积累即濒于终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森堡将帝国主义理解为资本积累的手段：

“帝国主义是一个政治名词，用来表达在争夺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的竞争中所进行的资本积累。以地理而言，这些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仍然占世界上最广大的部分，可是，作为资本扩张的领域，在与资本的生产力所已经达到的高度发展水平相形之下，这些地区还是微不足道的……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度发展，以及它们在争夺非资本主义地区中日益剧烈的竞争，帝国主义在其对非资本主义世界的侵略中，以及在相互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间所发生的日益严重的冲突中，变得愈来愈无法无天，愈来愈蛮横粗暴了……但是，帝国主义愈是横暴地，愈是残忍地，愈是彻底地摧毁非资本主义文化，它也就愈加迅速地挖掉资本积累自己的立足之地。”

这并不意味着卢森堡是一个帝国主义自动崩溃论者。在上面这段引文后，她立即写道：“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实际上必然达到这个顶点。只是进入帝国主义的倾向本身即已表现各种形态，这些形态将使资本主义最后阶段成为一个灾难的时期。”因此，“在正式到达这个资本自己创造的经济绝境之前，国际工人阶级起来反抗资本的统治已经成为一件必要的事情了”。可见，卢森堡始终是一位坚定的革命家。正基于此，列宁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与卢森堡有过分歧和激烈的争论，但仍给予卢森堡以极高评价。在资本积累问题上，列宁并不认同卢森堡将资本积累的动力归结为寻求市场，而认为资本输出的直接动因是追求超额利润和垄断利润，但在如何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终点转化为世界革命的历史起点的问题上，他却与同为革命派的卢森堡相呼应。

（三）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

希法亭关切货币的历史演进，卢森堡分析资本积累的横向扩展，考茨基则从工业与农业的产业结构以及工业国与农业国的国际分工出发解读帝国主义形态。他虽赞成希法亭提出的“金融资本”，但却认为那是工业资本的衍生物，基础仍是工业资本。考茨基不认同帝国主义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而只承认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在考茨基看来，帝国主义肇始于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的竞争：当英国工业在世界市场中占优势地位时，其他西欧国家由于工业落后只能施行保护性关税政策；随着后发国家也开启工业化进程，它们便通过瓜分世界上其他尚未被占领的农业地区来支撑本国的工业化，并以此代替英国工业原本与其他农业地区的世界分工。因此，帝国主义“只是现代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采取的一种特殊类型的资本主义政策，是为了获取农业地区的原料和粮食而推行的一种扩张政策”。

这并不等于考茨基赞同帝国主义国家采取侵略政策。事实上，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不仅加深了工业国与农业国、国内工业资本家与农业无产阶级的矛盾，而且加剧了各工业国间的竞争，导致各工业国间的军备竞赛——这是一种非常“不经济”的做法，“帝国主义的武力政策，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来说远远不是必不可缺的；甚至今天在资本主义的各种扩张方法当中，也是最费钱的和最危险的，但绝不是最有效的一种；除了它以外，可以采取经济意义大得多的其他方法”。那么，其他方法是什么呢？1915年，考茨基提出了“超帝国主义论”：“所有这一切都使我考虑到：现在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会不会被一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所取代，这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新阶段是可以设想的。至于它能否实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前提对此作出判断。”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考茨基延续了这一设想：“金融资本通过世界大战的教训，也许会看出这种扩大剥削范围的方法过于冒险。这种追求增值利润的活动，会使全部资本遭受太大的风险，而相反，过渡到超帝国主义，过渡到所有国家的金融资本家的国际化卡特尔化，倒会更为有利。”

列宁并不认同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并在《第二国际的破产》《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中反复批判。在列宁看来，这个理论是“最精密最巧妙地以科学性和国际性伪装起来的一种社会沙文主义的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招牌下，“拿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永久和平的希望，对群众进行最反动的安慰，其方法就是使人们不去注意现代的尖锐矛盾和尖锐问题，去注意某种所谓新的将来的‘超帝国主义’的虚假前途。在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里，除了对群众的欺骗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考茨基以“纯经济观点”预测未来可能出现一种各帝国主义列强联合起来剥削世界的“超帝国主义”阶段，列宁则认为绝不能用这种“纯经济的”逻辑去劝诱无产阶级大众放弃抵抗、消极等待，而应当激发无产阶级大众的革命斗志并使他们明白，“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只有通过革命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获得和平和解放。

二、“新”帝国主义论中“旧”范式的回归

在晚近出现的“新”帝国主义论著中，依然可以看到希法亭、考茨基和卢森堡三种“旧”范式的影子。

第一，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新帝国主义论”中提出的“剥夺性积累”，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卢森堡“资本积累论”范式。一方面，哈维认为，马克思和卢森堡所论述的“原始积累”和“最初积累”现象并非只出现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这种通过掠夺、欺骗和暴力而获致资本积累的情况，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依然普遍存在，因此，使用“剥夺性积累”一词可以“通达古今”。剥夺性积累所做的无非是“以很低的价格（在有些情况下价格为零）出让一系列资产（包括劳动力）”，即以“私有化”为利刃为资本开拓更多可供掌握的领域。具体而言，可以通过金融杠杆，在特定区域周期性地制造贬值资产，为热钱创造低价赎买的机会（如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可以通过经济危机制造产业后备军以压低劳动力的价格；利用国家干预和国际金融体系，保证这些精心安排的贬值不会触发普遍的危机。这些现象固然同卢森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观察到的入侵农民经济、国际借款、保护关税、军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等资本积累方式有所不同，但在“剥夺性积累”本质属性上却并无太大差别，哈维不过是在卢森堡旧有逻辑上增添了新例。

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唯有剥削某种外在于它的存在即“非资本主义空间”，才能稳定自身。这一地理空间与资本积累的辩证关系也启发了哈维。哈维承认，资本主义的确需要某种外在于它的存在，以吸收和获得资本积累。为解释为何当前资本主义没能如卢森堡所预期那样，在扩张到扩无可扩之际走向崩溃，哈维创造性地沿用了卢森堡解决问题的方式，论证道：资本主义仍可通过“内外辩证法”即反复制造“他者”（不断找到新的“外部”，吸收资本剩余和劳动剩余）来解决过度积累的问题。

“空间的生产、全新的区域性劳动分工的组织、更便宜的新资源综合体的开发、作为资本积累动态空间的新地域的开拓，以及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安排（比如有关合同和私有财产的规则与安排）对先前存在的社会结构的渗透，都为吸收资本剩余和劳动剩余提供了重要途径。……如果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存在于特定的区域（例如一个民族国家或一个地区之内），并且无法在其内部被吸收（或者通过地理调整，或者通过社会支出），那么它们就必须被送到其他地方以找到能使其实现盈利的新地域，如果不想让它们贬值的话。”

卢森堡范式重视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的空间结构，这些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再次凸显并被赋予新的内容，这也影响了包括哈维、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内众多国际左翼思想家的帝国主义批判范式。

第二，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范式也远没有被人遗忘。虽然晚近很多“帝国主义”问题研究者不再使用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这一术语，但他们却沿用了考茨基的范式。考茨基对于帝国主义更多促进合作而非竞争的理论模式，被认为是能够解释当代资本主义仍有生命力的重要原因。这些新帝国主义理论或者解释各种不同的国际组织和贸易框架如何能够更好地整合不同国家利益、资源和技术，或者讨论在这一基础上超越国家界限的国际资本如何正在融合，跨国资产阶级如何正在形成，或者认为当前帝国主义阶段是一个更加稳定的世界秩序，论证美国及其所主张的“自由”“人权”能够发挥稳定世界秩序的能力。在这些论述中，都能看到“超帝国主义论”的影子，这其中最突出的是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合著的《帝国》。

哈特和奈格里只片面强调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才是对马克思的继承发展，并认为列宁在逻辑上认同考茨基有关“超帝国主义”趋势的分析，他们提供的证据是列宁为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所做的前言。哈特和奈格里征引的论据不错，此时，列宁确实没有公开反对考茨基，也没有否定帝国主义之后的资本主义新阶段可能会以和平形式存在，但是列宁仍指出，这种抽象的设想可能会回避当前紧急的任务。不仅如此，列宁的观点后来发生了变化。在撰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时，列宁明确拒绝了“超帝国主义”前景，并认为不平衡发展才是资本主义真正的未来。因此，哈特和奈格里强行让列宁为考茨基作注的论证是违背基本史实的。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观点已经为历史所淘汰，在帝国主义时代之后出现的新“帝国”，是一种新的全球司法主权形式，“它在单一的规则逻辑支配下，由一系列国家与超国家组织联合形成”。正是这样的理解，使他们得出了帝国主义已被削弱的结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特、奈格里的“帝国”和考茨基对“超帝国主义”之为和平阶段的历史想象无甚区别。事实上，这一仅将全球化看作“没有国民的进程”的看法，恐怕会忽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全球化更多是以世界经济“美国化”姿态出现的一个协调世界其他国家适应美国节奏和需求的过程。正如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所言，“哈特和奈格里的书只不过是左翼版本的历史终结论，将美国的外交政策用一种马克思和后现代的话语重新包装起来罢了”，它在原创性方面都没能比考茨基的范式走得更远。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讨论的资本与劳工的对立被哈特和奈格里用“逃亡”“出走”等词语加以描述。哈特和奈格里用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方式将“拒绝的政治”置换为“对政治的拒绝”。他们把“帝国”看作超越政治的，又倡导一种改良式的政治抵抗，如全球公民权、最低收入限制以及对新生产工具进行重新配置等。这种改良远比考茨基设想的更为彻底，因为他们连考茨基仍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前提和工人阶级之为革命主体这一点都舍弃了。由于“帝国”多样性生产方式奴役下的主体的异质性更强且单一的阶级话语不再能够实施动员，哈特和奈格里转而假定“诸众”作为工人阶级的替代者，并美其名曰“具有生命力的个体组成，是一种拥有者创造性和斗争性的政治主体”。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已经消亡的预设下，他们不仅认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时代已经结束”，甚至认为“资本全球化和帝国形成的进程”正是工人所预见和设想的。当把斗争指向的目标确立为对公共产品的“共有”和民主的真正实现时，哈特和奈格里无法回答的是：抽掉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作为阶级共性的理论前提，该如何凝聚差异性极强的“诸众”？脱离了政治组织形式的分散个体，该如何协调一致地行动？这种对哲学理想的抽象探讨，该如何避免在政治经济的结构性压力下沦为对革命的主观臆想？

第三，艾伦·伍德（Ellen M. Wood）的帝国主义批判是对希法亭范式中强调民族国家重要性的进一步发展。

与哈特、奈格里认为全球化创造了无国界的新主权不同，伍德认为：“全球化的政治形式不是一种全球性政府或全球性主权，全球化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由多元国家和地方主权管理的，由复杂的掌控与附属关系构成的全球性经济体。”原因在于，一方面，全球资本需要碎片化的政治空间以实现资本在不同社会生产条件下的流动和自我增值，另一方面，“全球资本要求许多民族国家来行使管理和强制的职能，以维持其财产制度，并提供可衔接的规则、信誉环境及法律秩序”。伍德并不认同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下国家已退场，相反，国家只是退出了社会福利部门，造成了退场的假象，真相是：国家为资本运营所需的基本条件提供了强制的保障。伍德对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表面“国际化”实则“在地化”的考察，与希法亭对帝国主义时代下国家同垄断资本高度依存的论述相呼应。

与哈维认为资本需要不断扩张的政治边界来支持无限积累不同，伍德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政治逻辑的独立性，而在于经济逻辑的独立性。在《资本的帝国》中，她将资本主义和自古罗马以降诸多帝国形式纵向对比，强调旧有帝国形式的“阿卡琉斯之踵”只有在资本的帝国时代才能真正克服。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的最独特之处，在于经济力量可以使自身分离于政治，特别是在以金融资本为支配形式的全球化时代，经济霸权可以远超出政治的支配范围，以金融霸权的形式扩大自身的势力范围，这就克服了无限的经济占有与有限的政治边界间的矛盾。这一论述不禁让人想起《金融资本》通过关注货币的演进形式及其所深蕴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变迁，从而“探索那种作为资本主义信用最终取得对社会进程的统治的力量，如何由流通本身中成长起来的秘密”，后者同样是以历史视角关注经济流通的自发逻辑。

希法亭认为，中央银行和民主政府可以有效调节生产的无政府主义特性并实现对帝国主义的改良。对这一方案，伍德并无认同；至少对于那些指望通过反抗世界贸易组织、八国集团和跨国公司来反对全球化的路径持明确反对态度。在伍德看来，反对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与其说是在反对全球化，不如说是在反对资本主义——这就又回到她对民族国家地位的强调上去了。在伍德看来，由于在全球化的层面不存在任何权力的位置，组织反抗是不现实的，这就“意味着有组织的政治斗争在国家层面更加重要而不是更加不重要”。伍德默认，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已是普遍事实，但也指出，这种表面的普遍性和均一性，掩盖的不仅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二元对立，也是多元、多层级的支配与附属国家关系。因此，无论对于美国及其盟友，还是第三世界国家，都需在民族国家层面开展针对投机性金融资本的抵抗运动，并在此基础上实施有效的国际协调与配合，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运动仍是一项国际性事业。

三、展望一种新范式的可能

以上对当代左翼学者帝国主义批判的回顾难免挂一漏万，但无论如何，这些学者都试图发展、革新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并以不同的理论进路证实了一个问题：帝国主义的持续存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同第二国际时期的帝国主义相比，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非但没有从根本意义上改变，反而呈现出一种“返祖现象”。在充分继承、反思过去和现在帝国主义批判范式的基础之上，需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应如何建立一个更有效帝国主义批判范式。在此，笔者尝试提出几个设想：

第一，应发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作用。新帝国主义论或是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会走向消亡，或是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少数有权势的精英绑架国家外交政策借以实现个人狭隘利益的产物，或是将帝国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衍生物。事实上，无论仅强调地缘政治面向，还是仅强调经济决定论面向，都会不及其余；特别是将对帝国主义问题的分析局限于纯经济领域，这极容易沦为过于概括的描述性理论，既不能充分反映帝国主义的复杂机制和发展过程，又无法在政治行动的意义上给出一般性的应对策略。因此，如何将政治的面向与经济的面向更好地融合起来？笔者认为，最应恢复的就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作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家增加剥削率有几种方式，除增加绝对劳动时间和减少必要劳动时间，还有一种是“把工人的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转化为过剩人口……充斥劳动市场，从而使劳动力的价格降低到它的价值以下”。由此可知，“全球南方”的劳工所受的压迫，并非如新自由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仅因为他们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非常低，而是因为生产的全球化结构使他们不得不承受更多剥削；压力不仅源自“全球北方”资本家对“全球南方”劳动者的剥削，也源自发达国家的工人在结构上的优越地位。在过去40年里，劳动力价值的国际差异已经占据了支配地位，如果只关注资本跨国流动自我增值，就容易忽视劳工流动的路径及劳动力价值等问题。事实上，在金融资本对全球劳动力进行套利的活动中，发达国家的工人作为全球产业后备军的一分子，同样无法免于被剥削的命运。目前，美国14万汽车工人如火如荼的罢工运动和“锈带红脖子”的“反建制运动”就是绝佳证明。因此，确立以全球劳工为主体的分析框架，将劳动力进行必要的去商品化处理，重新巩固社会生产中使用价值的维度，才是发展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的重要方向。

第二，应激活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遗产。苏联和此后共产国际的实践，将欠发达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纳入发动世界革命的主体，使20世纪成为“亚洲觉醒的世纪”。即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部分证明了考茨基范式的合理性，但这绝不意味着在列宁与考茨基的经典论辩中，考茨基胜利了。当前，世界经济增速放缓、收入差距扩大、债务持续扩张、资产泡沫化、制造业受损、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兴起、战争与地缘冲突不断，这一系列现象都在说明，帝国主义的本质非但没有变化，反而比列宁所处的时代更加“赤裸”和野蛮。因此，一个新的帝国主义理论，不能仅满足马克思的纯经济分析，还应该重新激活列宁的政治行动主义，以便重新勘定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政治地理形态，找到其新的薄弱地带和新的政治行动主体——这正是齐泽克（Slavoj Žižek）迫切呼吁“回到列宁”的原因。当代帝国主义批判不能仅停留在提出空洞术语和无能的激进主义的层面，而应首先回答如何为这一急剧的转变创造必要的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条件。因此，“回到列宁”绝非简单回到僵死字句，而是首先意味着走出文化左派“温良时髦”的概念游戏，重新找到左翼理论与社会运动相结合的有效路径，并为当前“反帝国主义”的全球运动（无论是受议题驱动，还是由个别社会群体所驱动的）找到普遍联合和一致行动的理论框架。

第三，应接洽于数字技术的最新发展。资本主义目前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生产方式正深刻影响全球产业格局和原有社会生产关系。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将革命目标确立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夺和对个人所有制的重建；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列宁的革命目标主张消灭国家机器以对抗垄断——虽然苏联后来发展为一切为国家机器所垄断，但这不是列宁主张的，而是历史客观发展的结果。无论马克思还是列宁，都希望更好地适应社会大生产以解放社会生产力，都希望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数字技术是否隐含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数字化技术本身是否打破了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和垄断？数字技术是否能赋权每一个人直接与生产资料相对接、以最低成本掌握最先进技术的开发权？当数据和服务器等生产资料、产品研发和代码撰写等生产过程仍被私人占有乃至私人垄断时，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原因在于，数字资本家不过是在用更加残酷和隐蔽的方式剥夺劳动主体的劳动时间。然而，2023年11月7日刚结束的“开放人工智能”（OpenAI）首届开发者大会似乎昭示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一个与“聊天预训练生成模型”（Chat GPT）联合开发的生态系统正面向全世界敞开，每一个不会写程序代码的用户可以仅凭借聊天开发出属于自己的软件应用并提供商业服务。这是否意味着通过先进技术的社会化，人机一体的数字时代有望实现马克思与列宁的目标，进而让每个人能够操持闲暇，极大地发挥主体的创造性和潜能？这种技术的普遍使用能否使自我雇佣的创意性劳动，取代旧时无生命的机械劳动和受雇于人的简单重复性劳动，使劳动价值论得以被赋予新的意义，并由此重新奠基政治与经济的底层逻辑，甚至取消帝国主义批判的必要性？这些问题都亟待今后给出新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