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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义桅 |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迷思
来源:人大国关

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4月2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开创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夙愿,彰显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自信和中国自觉。对此,国际社会的反应是对立的:一派认为这只是一种冲动或者是一种意愿,将应然当作实然;另一派认为这是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必然和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实践,代表性人物是阿米塔·阿查亚和巴里·布赞。但不管怎么样,这些思想均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为参照系。

问题是,将中国与西方对立是否合适?西方—非西方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本身就不是中华文化传统。全球国际关系学如何确保不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折射或另一种形式的全球扩张?而且其潜在思维逻辑是:西方有的,中国也会有;中国崛起,自然带来理论崛起,却忽视了两大特色:西方特色,理论特色,是对三大核心概念的误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首先,什么是西方?西方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在现代国际关系话语下,西方核心是七个工业化与民主化国家(G7),本质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国际关系是新教革命的结果。因此,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不包括日本。西方无论从文明还是意识形态上都是地方性概念,随着全球(殖民)化,变成全球性概念;所谓的全球化并不是真正的全球化,是基督教文明的全球扩张。认清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性,要追根溯源,认清其全球化根底。

其次,什么是国际关系?现代国际关系的西方性挥之不去,起点是宗教革命确立教权—王权分离的国家主权概念,基础是新教—天主教“三十年战争”缔造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国际关系的后来演绎中,宗教似乎退场了,只是偶尔提及“宗教因素”。原因何在?必须还原国际关系的宗教背景和国际关系的基督教逻辑。

再次,什么是理论?理论不等于科学,更不等于真理。不能只关注不同理论流派的异,更要关注其同——“普世价值”;关注理论家们说了什么,更应关注他们没有说、不便说的内容,即冰山底下的实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非复古,回到天下观;亦非复辟,取代美国霸权,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大历史观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提法,相对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有与西方对等对话的冲动,更进了一步,但还是有两个陷阱。

第一是范式思维的陷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触发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意识觉醒的角色,提供了从理论建构到理论检验的完整科学规范;中国学者在此基础上运用“中国特色”的概念,开始发展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关系理论。然而,中西方存在对“中国特色”的巨大认知差异:西方认定“中国特色”是“另类”,而中国强调“中国性”。从理论建构的角度而言,既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模式可粗略地概括为“中国特色的概念+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内核”。不可否认,这种理论建构方式也能够对现实案例进行解释,但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称为“中国学派”?换言之,国际关系理论何以具有中国特色?是否可以通过改变理论建构的路径从而让理论从本质上焕发出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更多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营养,中华文明自古有天下观,并非地方性概念。

第二是线性思维的陷阱。最关键的,忽视了时代之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时代来临了吗?是不是批判西方中心又陷入中国中心?再说,理论是格局相对定型后的产物,处于变局下更多的是理念,难以形成理论。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这改变了“先进文明”“先进成果”的线性进化叙事,凸显中国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对西方国家理论要创造的包容和超越,还原以人民为中心的世之大者,以天下观天下,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

思维陷阱背后是忽视国际关系理论的四个根本问题:

来自何处———理论之根?

是谁(为了谁)———理论之核?

谁的理论———理论之场?

去往何处———理论之魂?

过去,我们停留思考“什么理论”“谁的理论”,纠结于西方(中心)——中国(特色),未深入反思何以西方,何以中国,何以理论?本文因此提出,首先要搞清楚国际关系理论的本质,弄清楚时代之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然后才能探讨中国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最终以文明形态的更新超越范式转移,以中华复兴超越中国崛起,创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华学派:人本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一、理论之根(来自何处):国际关系的起点与发展演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厘清国际关系理论“来自何处”,才能认清其本质,必须树立大历史观,而不是被西方的历史叙事带偏。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现代国际关系,由“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新教战胜天主教、确立主权国家体系开创的,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国际关系史与世界历史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判断。世界历史研究表明,“一个常见的误解,人们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通过将宗教排除在政治之外,带来了和平。尽管从长远来看,《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推进了世俗化,但它本身并不是完全世俗的和约。神圣罗马帝国只在基督教意义上才仍然是神圣的。宽容只拓展到加尔文宗信徒。其他异议者,以及东正教徒、犹太人和穆斯林,都被剥夺了类似的宪法权利。”“三十年战争非但没有使政治世俗化,反而让武力在帝国内部获取教派或政治目标的做法,声名扫地。”

冷战结束后,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担心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复兴给基督教文明带来威胁。近年,美西方宣布对华“接触政策”失败,声称中国是“制度性对手”(systemic rival)。

荷兰历史学家彼得·李伯庚(Peter Rietbergen)在经典著作《欧洲文化史》中指出,“欧洲”是个政治文化概念。欧洲的国际关系理论强调社会性,宗教性表面上不如美国浓,但西方性无法摒弃,国际关系理论的二元对立底色明显。强调西方性,总想在世界上推广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观。

杜维明认为,儒家强调“克己复礼为仁”,推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西方人却是“ 己所欲而及人”。因此,这就不难理解儒学有“ 礼闻来学,未闻往教”之说,而西方人则有传教的热情。中国不输出也不输入模式,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自己,具有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文化根基,以及独立自主的文明渊源。中华文化强调一分为二,中国外交政策强调不称霸,不干涉内政。中国的世俗文化没有产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也使得中国人不经意忽略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宗教性。

笔者在《大国政治的悲剧》新版译序“现实主义是基督教理论”中指出,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性包括:(1)思维起点:神性-人性-国家性;(2)思维方式:国内-国际二分法;(3)思维过程:原罪论导致宿命论;(4)思维结果:你是现实主义的,我是自由主义的。重新系统梳理国际关系史,认清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宗教起源、宗教特质而非仅仅探讨宗教因素,是国际关系研究亟待补的课。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重新著史——中国史、国际关系史、世界历史、人类命运共同体史,倡导历史政治学、世界政治理论

二、理论之核(你是谁):从探讨中国特色到探究西方特色运作

马克斯·韦伯曾断言:“社会科学总是为某特定的观点而述”。联合国前官员、加拿大政治学者罗伯特·考克斯进一步解释说:“理论总是为某些人和某些目的服务”。国际关系理论应该上升到本体论,进一步探寻理论的根源。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提出,补充西方理论解释不了中国外交实践。用中国的历史传统比如说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或者历史文化去丰富完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道义现实主义、关系主义,引发国际学界高度关注,这是巨大进步。但相比而言,天下体系和共生学派,更具中国本土性、原创性,彰显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主体性。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理论要统领这四大趋势,应该是普遍性的。改革开放,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及至新时代,强调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是自我身份的认同和国际社会的认知,这里的“中国特色”是外交自信、外交自觉的体现———彰显新型大国风范,倡导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特色或中国学派到底是以中华文化、中国外交实践,还是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来源?有学者提出,谁代表中华文化,今天的中国能代表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与中国什么关系?如何区分中华文化之精华与糟粕?在国外研究中华文化的学者,如江忆恩、许田波,属于中国学派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其实应称为中华学派。中华文化秉承“天下无外”理念。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

笔者曾探讨过为何没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提出种种假说,如实力地位为霸权国家及其追随者才能产生理论,在人家地基上砌墙是无法产生自己理论的;制度与意识形态上是中国特色,而整个世界都被西方殖民了;文化思维上,中国是取经文化而非送经文化,难产生理论,等等,都是没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原因。

为什么没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这是个伪命题。应该反问,为什么需要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进入新时代,中国从参与到引领经济全球化,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启主场全球化,应该也必然产生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话语体系里“西方”有三个基本含义:一是意识形态的西方,就是“三大四小”:美国、日本、欧洲,再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以色列;二是政治的西方,主要是从基督教文明、罗马帝国延承下来的概念,今天以“普世价值” 自居;三是经济西方,以前就是发达经济代名词,今天已经被新兴国家群体崛起打破,不大用。

讲国际关系理论常常与西方画等号: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后来才提出西方性概念,这是很大的飞跃,缘起可追溯到笔者2002年发表的《在科学与艺术之间:质疑国际关系理论》一文,提出国际关系理论有其科学性,但本质并非科学,因为科学追求真理,国际关系追求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主张将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论性(科学)与西方性(艺术)分开,反对将国际关系研究科学化,致使博弈论、定量分析大行其道。毕竟,“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中华文化是和合文化,用西方国际关系分析法无法分析中国外交不说,还无法产生中国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性主要是讲欧美,因为他们有基督教传统、罗马帝国扩张特性,有西方中心论情结。

概括起来说,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性体现在:

其一,强烈的基督教特色、强烈的国家性,主要指美国性。霸权只是美国性表现的结果,根源则是美国的基因。“在美国,任何一种见解,任何一种习惯,任何一项法律,而且我敢说任何一个事件,都不难从这个国家的起源当中找到解释。”美国的“双重标准”源于其立国、西进运动时形成的“天定命运”,以及美国进入霸权阶段后不断强化的“美国例外论”。

其二,西方中心论,维护西方既得利益,维护西方话语霸权,其思维方式是:

—主体:民族国家,如何适合部落或现代国家没有形成的或一种文明(中国)?

—客体:主权,如何关注那些没有能力捍卫自身主权的弱国穷国?

—逻辑:权力,如何关注权利( 益)?发展在国际关系理论里是空场,碳中和时代既是权力也是权利,既是生产方式,还是生活、交通运输和思维方式的革命。

———系统:无政府状态是基督教世界概念,如何涵盖非基督教世界?

全球化时代的今天,美国中心论、欧洲中心论甚嚣尘上:“当前欧洲中心主义实际上是 18世纪德国—基督教意识形态的产物,它认为真理只能是基督教的,因此只能是欧洲的,这种思想还产生了种族主义,将人进行优劣分类,这种思想结合德国的民族主义被其他欧洲国家采用,而非欧洲的思想则被系统性的删除”。

其三,无法剔除殖民色彩和种族主义阴影,为强者服务。人类步入工业4.0时代,出现“三非”现象——作为非西方、非美国盟友、非基督教文明的中国开始领先,而此前的工业革命1.0、2.0、3.0都是西方内部循环,最后全部被收编为美国盟友,触发美国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神经。中国前驻美国大使崔天凯离任后首次公开演讲就提醒美国对华政策的种族主义色彩,这是其国际关系理论冰山底下的深层观念。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倡导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决定了不会也无法探究国际政治“看不见的手”。这就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潜规则。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史和现代化历史,线性进化逻辑渗透在国际关系理论思维当中,要说文解字仔细分析。笔者曾撰文批驳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形形色色的“陷阱说”,本质就是“西方陷阱”。

其四,分的逻辑而非整体思维,以所谓的科学面目出现,导致理论乃片面中求深刻,方法论至上。其实,科学乃分科之学。问题本身是具体的,不可能分成哪个学科。国内外常常有人问,内涵与外延都不断与时俱进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用哪个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明明是超越国际关系、超越理论,却有观点认为无法理论化就是宣传。

西方文化问“敌人是谁”“对手是谁”“盟友是谁”?中华文化问的是,“我们是谁”,是整体思维,不同于西方对立思维。中华文化是自律—大一统,不是均势、对立。“中华民族创立了以‘自律’为主的道德文化。它深深扎根于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里,构成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坚实基础。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说:“ 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以“自律”为主的道德文化建设大大地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与注重“他律”文化建设而忽略“道德文化”建设的罗马形成了鲜明对比。

笔者第一本学术专著《超越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解读》,从中华优秀文化解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倡导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性,提出人的国际关系理论假说。为什么讲“超越”呢?因为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性、国家性、时代性局限。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超越国际关系理论,一是意识形态的超越,不是一神论的“ 普世价值”,那是基督教世界扩张的托词;二是中国乃连续不断的文明,不是什么现代民族国家,而强调主权国家。中国倡导尊重国家主权,是联合国体系的捍卫者,强调增强主权能力,应对网络安全、金融安全等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是超越西方理论为强者服务、为资本服务、为既得利益服务造成的不公正、不合理、不可持续。我们强调告别霸权,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故此笔者提出国际关系理论的人性话题,提出国际关系学本质是人学在国际层面的展示。笔者深信,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不仅是超越其西方性,而且是理论本身。

三、理论之场(谁的):以人的全球化超越资本的全球化

平视世界,首先要平视西方。正如梁鹤年先生所言,讨论“洋为中用”之前,要先知“洋为洋用”是怎么一回事。反思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滥觞于世,在于其理论场——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是全球化产物,“谁的全球化”?认清这一点,才能搞清楚,国际关系理论是“谁的理论”?

中国从参与到引领经济全球化,倡导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以“一带一路”“双循环”开启主场全球化,也在开启主场国际关系理论。顾名思义,全球化(globalization)概念源自地理大发现——人类证实了地球是圆的,树立了“全球”(globe)观。追根溯源,地理大发现是被迫的,因为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后来打到了维也纳,基督教文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必须向外扩张寻找同盟军,这是全球化的最初原因。原本东西方是通过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连接起来,现在只好通过海上进行。技术—工业革命和资本的力量,为基督教文明的扩张插上翅膀,全球化从被动到主动,基督教文明的底色从未改变。

冷战结束后,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 历史终结”论,言外之意是基督教文明扩张的使命成功了。面对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复兴,亨廷顿则称将导致“文明的冲突”,不是一般意义的不同文明的冲突,而特指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原因就是以前都是以文明的名义进行基督教—资本主义扩张,将其他文明说成“野蛮”,不以“ 文明的冲突”叙事,代之以“人类学”的发现。今天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开始复兴,挑战基督教文明的主导地位。同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全球化红利逐步耗尽,全球化的副作用日益显现,西方出现反全球化、逆全球化运动,视中国为全球化最大得益者。中国成为西方政治的“ 替罪羊”,被视为“制度性对手”(systemic rival)。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五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500年全球化相结合,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新时代,又为全球化转型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以“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为特征的超级全球化(super-globalization)走向终结,全球化正在进入“人的全球化”阶段。人们所熟知的资本的全球化,即资本驱动的全球化,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人的全球化,是所有人的全球化,追求的是人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资本的全球化是有边界、关税等一系列概念的,是世界上部分人群所关注的;而“人的全球化”则表现为地球村的概念,是全世界所有人都需要关注的。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没有人或者国家能独善其身,这是全人类与病毒之间的战争。疫情背景下世界各国的关系,不再是“你与我”的关系或者国与国之间博弈的关系,而是人类与病毒的关系,只有共同战胜疫情,人类才能安全,更加凸显了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共同体。“人的全球化”逻辑是:我通过你而成为我,你安全,我才安全;你好,我才好。

需要看到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生活在国家单元的国际关系思维里,对人的关注不够——人只是劳动力、旅游者等“生产-消费”因素而已。而面对“人的全球化”,我们需探索建立以人为单元的全球秩序,而这应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理念。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同时在国际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极为重要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人的全球化”正在呼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如2020年3月12日晚习近平主席在与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通话时所说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不断带来新的考验。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从大历史观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克服资本的全球化或曰庸俗的全球化,迎接真正的世界历史、真正的全球化,改变资本的全球化乃基督教文明—资本主义扩张造成的中心—边缘体系,迎来分布式、网格状互联互通的新体系,迎来各种文明的共同复兴,克服“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世界悖论,克服全球化不可能三角——主权、民主、资本不可能兼顾,推动形成各国命运自主-命运与共-命运共同体。

四、理论之魂(去往何处):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

去往何处?国际关系理论很少问这个问题,但不是这个问题不存在,不重要。权力掩盖了权益,主权掩盖了谁的主权、如何捍卫主权这些根本性问题;西方的全球治理只问:为何治理?治理什么?如何治理?却不问:为谁治理?国际关系也不问:理论为了谁?掩盖这些本质问题的核心,就是宣称理论是普世的。

“普世”的概念源自一神论的基督教。公元5世纪时,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牧首(主教)被荣称为“普世牧首”。那时的“普世”原文是Oecumenical,既有“全世界范围”这个意思,也有“全基督教”的含义。现代意义的“普世价值”起源于启蒙运动,由于启蒙运动反宗教的特征,虽然也接受了普世的概念,但是,这个世俗化的“ 普世”一般使用universal这个词,以显示与基督教的区别。以1789年《人权宣言》为标志,资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成果就是以政治普世价值取代了宗教普世价值。近代科学革命,强化了西方“发现”人类“普世价值”的中心论与优越感,代表性的是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直到近300年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出现,才给牛顿定律划出边界——所谓的万有引力普世规律只是在宏观世界起作用,在微观世界就是谬误。

因此,“普世价值”并非什么客观真理。如今给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划出边界,是时代必然。汤因比很早就预测,“正是中国肩负着不只给半个世界而且是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中国传统上儒道释三种文化并存,并不存在“普世主义”概念,而只有“天下”概念。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里,中国总被骂为“另类”,处境如当年的哥白尼、布鲁诺,因为中国在终结西方普世价值的托勒密世界观。在地球上不同方位看月亮,自然看到的是月亮的不同形状,但不同国家看到的当然是同一个月亮。认为自己看到的是圆月而他人看到的是亏月,显然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托勒密宇宙观。同理,认为自己代表“普世价值”,而他人乃特色,这就是西方中心论。

中国古代的“天下”观自认为代表了“天下”,其实只是东亚体系,并未涵盖真正的世界。西方的“普世价值”体系也只是世界普世性的西方文化折射。普世价值说不只是西方的话语霸权,而是西方的“先发优势”。绝对普世性价值观只是西方主导世界以来形成的“西方中心论”幻觉和西方的话语霸权,不仅现在,历史上也并未真正实现。因为“普世”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这有悖于世界的文化多样性、文明多元性。

中国的“天下大同”观并非认为历史会“终结”。中国传统文化秉承相对主义普世价值观,即“坚持价值观念的相对性和多样性,本身就是普世价值的体现”。这表明,中西方观念分歧的核心是关于“价值普世性”与“普世价值观”的争议。全体价值普世性的总和,才能拼出“普世价值”。宣称自己代表“普世价值”,只是一种话语霸权,正如“文明”的概念一样。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赵汀阳研究员指出,当今国际政治的问题其实不在于“无效国家”(failed state),而在于“无效世界”(failed world)。因为现有的理论没有一个“以天下观天下”的视角,在离开国家之后无所适从。中国的政治思想起点是天下,是一种包容性的治理模式,即“旋涡模式”。要解决世界问题,思维必须从国际政治走向世界政治,从国际秩序走向世界秩序。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的理论基础和指引。“两个结合”“两个确立”为新时代的学术研究提供丰厚的理论滋养,也为学术自信奠定了五千年博大精深中华文明的根基,是党在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呼唤我们打造通古今中外、融东西南北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可以说,“两个结合”“两个确立”树立新时代的学术自信与学术自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从崛起到复兴,创造国内、国际模式新形态。国内模式——有为政府加有效市场;国际模式——赋能-铸魂全球化:道德(向善),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1.0:中国式现代化;2.0:中国化全球化,从“被全球化”(globalized)到“主场全球化”(home-globalization),再到“自全球化”(genuine-globalization);实现全球化的中国化;中国化的全球化:“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

五、理论之道: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则是构成这个世界的各个国家各自的 文化宗旨达成共识阶段。这就是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衷。人类进入世界历史时代后,“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各民族由地域性存在向世界历史性存在转化。在全球化凸显出“命运共同体”的情势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获得历史提供的经验基础,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真正的世界历史超越国际关系史,呼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唤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真正超越。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人类社会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当口,是敌视对立还是相互尊重?是封闭脱钩还是开放合作?是零和博弈还是互利共赢?选择就在我们手中,责任就在我们肩上。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旨是,“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

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国际关系视角,代之以整体世界观,包括安全观:你安全我才安全,你安全所以我安全,我们的安全;发展观:包容性发展,可持续发展,共同发展;合作观:平等合作,开放合作,包容合作;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生态观:天人合一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如何实现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四位一体?《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

作为人的全球化核心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一分殊),由五大支柱组成:持久和平、共同安全、经济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实现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四位一体,并上升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文明高度。如果说工业革命是西方工业化国家对人类做出的重大贡献,那么生态文明的提出及其实践探索,则是中国在自身五千多年深厚文明基础上吸纳工业文明的优点,为人类发展可能做出的重大贡献。

西方有丰富的“人类”“共同体”思想,甚至有“ 人类共同体”提法,中国的创新在人伦的时代表达——命运,拓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同时,西方共同体思想难以挣脱基督教一神论的同质性和扩张性,具有“以己度人”的倾向,必然导致排他性与负外部性,致使个体与群体的价值利益冲突难以得到解决。共同体只有上升到人类高度,才不会产生欧洲共同体那样的对内多元而对外普世的矛盾。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命运”不是西方一神论前世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亦非印度多神论来世的“归宿”,而是今世的“共同命运”。在中国语境中,命运是自主的,因为人是可以“参天地而化育”的。“共同命运”一方面将人从外界权威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塑造了团结共同的人类价值向度。因为命运是自主的,所以需要尊重多样性的实现方式;因为命运是共同的,所以需要超越个体的整体性思维,一同面向共同未来。一句话,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借鉴并超越了西方共同体思想与人类学, 尤其是社会学的个体—社群或公域—私域理论、伦理学的契约与功利主义、政治学的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法学的万民法与正义论、宗教学的普世主义与多元主义,又超越了源于一神论的封闭性与排他性,彰显世俗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他们(即西方社会)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得分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事先规定的。”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少人“身体虽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 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在工业文明观、西方中心论和美国霸权思维作祟下,一些人误解乃至抵制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美“脱钩”“新冷战”的提法加剧了人们的担忧。科学实验表明,在连续和重复博弈中,胜算最大的要素是善良和宽容。经历不断国际竞争,我们正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之,唤醒各国传统文化初心,共同面对人类挑战,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共同身份,是学者的使命。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最鲜明的旗帜,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具国际感召力的理念,不仅弘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传统中国外交准则,也为打造融通中外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提供了时代机遇,呼吁构建人本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六、构建人本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华学派

国际关系理论是欧洲经验和美国例外论相结合的产物,是在工业文明时代西方中心论在国际关系的表达,又带有浓厚的美国霸权情结。纵观人类文明史,你我关系经历了代际转化:游牧-农业文明时代,我就是我,你就是你;工业文明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信息文明时代,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数字文明时代,我通过你,而成为我;生态文明时代,因为我们,我才为我(类似乌班图思想:I am because we are)。数字/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重要的修正,“双碳”成为100多个国家的共识,更重要的是数字文明正在超越工业文明的逻辑,数据成为新的甚至是主要的生产要素。数据使用而不占有,越用越值钱,新的生产方式不同于劳动力、资本的工业文明时代逻辑,这是美国强调与中国战略竞争,启动印太经济框架,重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战略出发点。数字技术、数字规则和数据竞争,塑造中美博弈的基本框架。这个世界是多层化的,正如欧洲一体化也强调多速欧洲一样,印度处于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中,阿富汗处于国家重建中。俄乌冲突表明,俄罗斯有恢复帝国的冲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解决了天主教和新教的冲突,并没有解决东正教、斯拉夫文化如何融入欧洲的问题——冷战结束后欧盟、北约东扩只是部分完成这一使命,俄罗斯问题没有解决。民族国家和主权不匹配,在乌东地区表现尤甚。所以不能以一种理论套用不同发展阶段、处于不同矛盾的国家。

不应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国际关系理论来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实,美国也并非民族国家,更多的是一种霸权,发明而非发现各个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各个层次的盟友或捍卫(“五眼联盟”)、遵循(北约、“轴辐”)、效仿(非北约盟友),让其他国家去套用这些五花八门的理论,自己的行为逻辑不受任何自己发明的理论束缚,制裁俄罗斯暴露无遗——世界是我的,要遵守我的规则;理论是我的,给世界准备的。中国为国际关系理论到底贡献了什么呢?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里,大量强调中国因素,中国自己强调中国力量、中国市场,强调中国的外交实践,提出了很多外交理论,但是国际关系理论普遍不够。近年来,中国历史文化作为个案,丰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建构主义的关系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的道义现实主义。还有,就是以中国的理念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作为研究主题,但是国际关系理论学界受美西方舆论影响认为这是宣传。其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再造国际关系理论,这是时代的重大话题。我们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但是国际关系理论方面并没有还原为人类文明的转型,即从工业文明走向数字文明,结合生态文明的思想,还原真正的世界历史来临的世界政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还在人家土地上种庄稼,确立中国乃文明型国家形态,为世界秩序,乃至人类秩序塑造大理论,超越中国崛起思维,真正回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度,开创自主的知识体系,来理解从文明自信到文明自觉,从现代化、现代性到全球性、人类性的主题转化,改变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关注国家忽视人民、关注大国忽视小国、关注外交忽视内政、关注权力忽视权利、关注占有忽视分享的倾向。这是国际关系理论反思的应有道德。

讨论中国学派也好,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也好,要告别冲动,走出理论的迷失,走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迷思和比较政治学、比较国际关系研究的陷阱。中国经验不针对任何一国之启示,启示的是整个天下;中国不是崛起,而是复兴;超越民族性的逻辑、崛起的思维。伟大复兴的中国自然要产生超越国家特色的、普遍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中华气派、中国风格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

世界三大文明体系可概括为:一神论、多神论、无神论。一神论虽也宣称多元一体但本质是同质性文化,主张“普世价值”、唯我独尊、造成宗教战争和文明冲突;多神论主张生命轮回观、价值相对主义,很难团结;无神论既世俗化又尊重不同信仰,利于大一统,能够实事求是,倡导“一多不分”的文化观:“一”是目标,是灵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多”是形式,是手段。美国汉学家安乐哲(Roger Ames)教授指出,“印欧传统讲服从,讲两个世界,人的世界服从神的世界,是天人为二;中国讲相系不分,讲一个世界,讲天人合一。”与西方“分”的哲学观不同,“一多不分观” 是表述中国传统的生生不息宇宙论的哲学术语,指的是天地万物“一”与“多”的不可分割关系,即任何单子个体同它所处情势环境的不间断延续性,以及在这个意义上其特殊性和它所处环境的多样性的共生共存自然状态。这是一种关系特殊性与整体性的相融互通,是在人们一般价值、意愿和行为的不恰当性所造成的关系紧张状态之中产生的共享与和谐的自然动态。西方“一多二元”思维产生了名目繁多的理论,中国“一多不分”思维产生道(理念)的追求,而非术(理论)的炫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理念而非理论,也是这个道理。

西方是工业文明产物,其一多二元的逻辑 成就其工业化奇迹和理论。然而,工业文明正在向数字/生态文明时代演进,中国的“一多不分”理念正顺应了人类新文明,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就是情理之中的。在“一多不分”的文化观里,“一”是目标,是灵魂,即人类命运共同体;“多”是形式,是手段,即天人合一。“一”与“多”不可分割、互相关系,这是一种关系特殊性与整体性的相融互通,是在人们一般价值、意愿和行为的不恰当性所造成的关系紧张状态之中,产生的共享与和谐的自然动态。中国天下大同的思想,超越了单一宗教文明和民族国家。世俗文明是人间主义,不是不信仰宗教的那个世俗化(secular)的西方概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崛起和复兴,彰显了世俗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世俗伦理是超越宗教伦理的,不是不信神,而是不信单一的神,尊重信神的自由,也尊重不信神的自由,所以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把社会主义和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世俗伦理,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够超越单一神的狭隘偏执和二元对立的思想,最大限度地包容、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在全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特别是有根基的文化的大合唱中, 中华文明的自然理性或世俗理性、能够包容多神的包容主义,或者中国传统讲的“贵和”理念,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贵和”的内涵是各种差异的东西能够在一起协调共存,这种智慧或许能为未来的多文化、多神信仰世界提供某一种福音。中国的世俗伦理或许可以叫人间主义——天上是神仙的世界,人间不否定神,可以有多神,但主要是人的世界,而且可以天人合一。人间烟火,常识理性,都可以包容在“人间主义”里。

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超越了西方的宗教革命和启蒙运动。我们强调天人合一,人民为中心,实事求是,真正地让人民消除迷信。这是中国共产党适应中国世俗文明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以人本主义超越了人文主义,借鉴西方政治文明并实现本土化、时代化、大众化,将传统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上升到党与人民合一:“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林肯总统讲的是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为孙中山先生所吸收发展为“三民主义”,而中国共产党更进一步,强调人民中心(in the people),还是先锋队(before the people),因为吃苦在前;还是公仆( after the people),享受在后。因此,中国共产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政党政治,更不是中国古代的政党概念,它追求人类公平正义,倡导人本主义。所以要从天—人关系的人本思想而非西方神—人关系的人文主义理解中国,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何能以人本超越人文?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克服了西方文明的三大悖论。

休谟悖论:衰落了不可能再复兴。古典经济学家休谟曾预言,艺术和科学在一个国家达到至真至善的时候,艺术和科学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至少不会在同一个国家得到复兴。

黑格尔—雅斯贝尔斯悖论: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四大“轴心文明”说,认为春秋-战国时中华文明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欧洲文明等量齐观。差别在轴心时代之后。在《历史哲学》一书中,黑格尔称中国是早熟的文明,秦统一后一直停滞不前,只有王朝循环并未有文明进化。

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悖论。异质文明的复兴引发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冷战的意识形态冲突只是过渡。全球化是基督教文明扩张,真正遇到对手——伊斯兰文明复兴导致西方内卷——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是亚伯拉罕诸教,中华文明复兴界定西方基督教文明扩张的边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追求自己的复兴,而且还原世界多样性,立己达人,希望各民族都能复兴,因而不是探讨中国特色的问题,而是还原西方特色,成就各国特色,从而世界才特色,其逻辑是命运自主—命运与共—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崇人民中心思想,国际关系理论倡导人本主义,超越近代西方的人文主义,告别西方基督教一神论的普世价值,推崇全人类共同价值,告别中心—边缘体系,倡导国际关系理论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七、结语

汤用彤先生说过:中国接受佛学,第一阶段是求同,第二阶段是别异,第三阶段是合同异以达到更高的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似乎正在经历类似过程:首先是求同——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说的“特色”,实际上首先追求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谱系的认同、认可;其次是别异——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试图区别于美国学派、英国学派、哥本哈根学派;最后是合同异以达到更高的同——超越中国特色-西方普世的二元对立,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迷思。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走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特色、中国学派和全球国际关系学的三大迷思,说到底是走出西方迷思,树立“四个自信”,迎接真正的世界历史来临,呼唤我们思考理论的原生问题:什么是理论,理论是谁的,理论为了谁,理论依靠谁,怎么构建理论?探讨国际关系的元理论。

中国共产党倡导“两个结合”,赋予国际关系理论以温度和厚度,推动形成人本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多数人服务,关注发展中国家,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强者为中心,不是以权力为中心,不是以大国为中心,更不是以霸权为中心,不是简单的和平主权平等,而且确实增强这些国家维护主权的能力,参与主权平等的制度建构,强调命运自主、命运与共、命运共同体。

国际关系学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形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反对西方理论,也不是去完善西方理论,而是超越国际关系理论本身,树立总书记说的大时代观、大格局观、大角色观。“一带一路”不是简单的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而是超越现代学科、科学体系本身,回到以世界看世界的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超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层面,着眼时代之问、中国之答,是人间正道,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进步的鲜明旗帜,推动从大历史观而非近代国际关系史,以人本主义而非人文主义作为底蕴,以真正的全球化、真正的世界历史作为理论之场,迈入真正的世界政治理论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也推动塑造人的全球化核心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从参与到引领经济全球化,统筹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为全球化赋能、铸魂,且正在开创全球化文明新形态,即告别基督教文明扩张式的中心—边缘体系,开创各种文明共同复兴、引领人类文明向数字文明、生态文明转型的新进程。新冠肺炎疫情终结了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超级全球化,开启人的全球化进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的全球化核心价值观,主体上将全球上升到人类高度,形态上从相互依存上升到命运与共的层次,法则上从“ 化”(扩张)上升到共同体境界。中国开创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新的形态,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甚至超越国际关系理论本身,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的应有之义。

展望未来,在数字/生态文明时代,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超越中国崛起思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切实树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历史观、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时代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未来观,充分发掘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创立人本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华学派,才是正道。

文章来源:《美国研究》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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