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建云等 | 亚太自贸区建设中的大国竞争、博弈陷阱与中国的政策选择

2022.10.17 来源：人大国关

作者简介

保建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李俊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俄乌冲突、新冠肺炎疫情和贸易保护主义背景下的亚太自贸区建设过程，是大国主导、中等国家作为关键参与者、中小国家或者经济体作为参与改变者的多元动态博弈过程，主要在两个层次展开：一是亚太地区主要战略力量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多元跨期动态博弈；二是亚太地区非战略力量关键经济体参与或者阻碍亚太自贸区建设的贸易与投资博弈。中美两国之间的大国竞争博弈成为影响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关键力量，大国竞争博弈陷阱则是亚太自贸区建设的主要障碍，有效化解多元动态博弈风险和大国竞争博弈陷阱是中国制定相关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

【关键词】：亚太自贸区；多元动态博弈；大国竞争博弈陷阱；政策选择

一、引言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以下简称 RCEP）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后，亚太自贸区（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以下简称FTAAP）能否顺利建成始终为学术界所关注。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及西方国家发起的对俄罗斯全方位制裁行为则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2022年5月20-24日美国总统拜登访问韩国、日本期间提出构建排他性的“亚太经济框架（IPEF）”则是美国试图推动亚太地区国家经济脱钩的信号。大国竞争不仅影响国际贸易发展，而且影响到贸易的地理空间分布特别是海运贸易的联通性（邱志萍、秦淑悦，2022）。大国之间的动态博弈特别是中美两个大国的竞争博弈已经成为影响FTAAP建设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重要因素，中国作为亚太自贸区建设的主要推动力量和利益攸关方，需要制定合理可行的政策措施加以积极应对。积极参与并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不仅是中国促进和推动亚太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战略举措，也是中国的国际发展战略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在俄乌冲突、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双循环发展战略背景下，亚太地区已经成为我国维护产业链完整性和供应链稳定性的重要区域，从大国博弈角度研究亚太自贸区建设及政策选择问题，有利于稳定亚太地区市场秩序和区域贸易关系，弱化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的消极影响（保建云，2022）。亚太自贸区建设不仅是中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型的重要战略支撑，也是亚太地区主要贸易大国和贸易力量相互博弈的产物。因此，从博弈论角度对亚太自贸区建设中的大国行为与大国竞争进行系统的理论与政策分析，能够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与政策参考。

二、亚太自贸区建设中的大国博弈：文献概览

亚太自贸区建设中的大国动态博弈作为该地区各国决策层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和领域，已经有相关中英文研究文献发表。早在2010年，在日本横滨举行的APEC部长级会议上，与会部长们表示将在各国之间43项双边及小型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在亚太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但直到2014年11月在北京举行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会议决定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批准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标志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迈出历史性的一步（冯军、陈琛，2015）。亚太自贸区战略已经成为中国推动亚太地区贸易投资一体化的重要战略谋划，也是中国国际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积极参与和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成为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内容，亚太自贸区建设也成为APEC大多数成员共同推进的目标（Kenichi，2015）。现有文献对亚太自贸区建设的研究具有两方面的突出特点。

其一，从大国竞争角度对亚太自贸区建设进行战略及政策比较研究。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及脱钩冲击风险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刘维林，2022），已有文献更多关注大国博弈对亚太贸易的影响（黄继朝，2020）。美国是中国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重要因素（Ren，2017）。中国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战略，对美国和日本先后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以下简称TP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以下简称CPTPP）具有平衡效应，同时中国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也有利于应对国际金融与债务危机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有文献专门分析中国自贸区战略与亚太自贸区建设之间的关系问题（王震宇，2017）。李春顶、石晓军（2016）利用政策模拟方法分析TPP对中国的影响；桑百川、张晓丹（2015）把中国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作为推动亚太区域合作的举措分析面临的障碍；孙龙、孙英隽（2015）从后金融危机时代大国博弈与竞争，特别是中美两国大国之间的博弈与竞争角度分析中国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战略。事实上，2017年美国特朗普就职总统不久后便宣布退出TPP，其对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影响日益弱化，拜登政府2021年执政后也没有表现出加入CPTPP的意愿，但日本主导的CPTPP对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影响仍然不可忽视（Ben，2019）。

其二，从中国对外开放和国家发展战略角度研究亚太自贸区建设中的战略及政策选择问题。任何一国的对外开放和国家发展战略都会对全球治理产生影响，存在着西方模式与中国模式的区别（赵蓓文，2021）。大多数文献把中国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与RCEP（李晓峰、李土华，2022）、“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路基金和新发展银行等作为推进国际贸易秩序和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举措（孟夏、陈立英，2014）。王丽琴、朱美琳（2018）从区域自由贸易区比较角度分析亚太自贸区建设问题，保建云（2015）把亚太自贸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共同作为中国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战略举措。在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的途径方面，我国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有文献从TTP和CPTPP角度探讨亚太兼容性合作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保建云，2021b），也有学者从RCEP角度分析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前景，认为RCEP能够为亚太自贸区建设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增添新动力（徐梅，2021）。

现有研究亚太自贸区建设的中英文文献仍然较为分散，进行深度的系统性研究的文献仍然较为缺乏（保建云，2021b），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一是现有研究文献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分散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经验和政策研究都较为薄弱；二是中国学者大多把亚太自贸区建设和中国国际战略作为两个研究领域，忽视了亚太自贸区建设在中国国际战略中的地位和影响，缺乏从战略高度研究亚太自贸区建设的成熟和系统文献；三是海外学者虽然注意到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国际发展战略，特别是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重要内容，但更多从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经贸关系调整（Masahiro，2011）、危机应对与冲突解决角度（Shintaro，2012）分析亚太自贸区建设问题，忽略了亚太自贸区建设中各国之间的相互合作与互利共赢问题；四是亚太自贸区建设涉及到大国之间经贸关系的调整，不同国家或者经济体之间的动态博弈直接影响到亚太自贸区建设的进程，而中美两国之间的大国竞争博弈及其由此导致的大国竞争博弈陷阱已经成为亚太自贸区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现有研究仍显不足。因此，从大国发展竞争与动态博弈角度分析亚太自贸区建设与中国的贸易政策选择问题，能够弥补现有文献的某些缺陷与不足。

三、亚太自贸区建设中的大国竞争与多元动态博弈

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为活跃的地区，同时也是大国贸易竞争与战略博弈最为显著的地区。亚太自贸区的建设过程不仅是一个本地区贸易自由化与市场化的不断推进过程，也是本地区不同利益主体与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博弈过程；既有大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博弈，又有小国与小规模经济体的算计和参与博弈，是一个多元政治经济利益主体与利益集团的动态博弈过程。亚太自贸区建设不仅涉及到亚太地区大多数经济体的贸易利益，而且涉及到以欧盟为代表的非亚太地区的众多经济体的贸易利益，是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调整与演变的重要事件，可以从多元博弈方与大国的动态博弈的角度进行分析。

亚太自贸区建设中各战略力量之间的政治经济博弈影响和决定着亚太自贸区建设方向和目标实现的程度，主要经济体作为亚太自贸区建设的跟随者或者反对者直接影响到主要战略力量博弈的筹码和策略选择，其他中小规模经济体在亚太自贸区建设中的合作与非合作行为能够成为亚太自贸区建设中的主要战略力量博弈的策略参数。根据经济体在亚太自贸区建设及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的大小差异，把亚太地区建设中的博弈分区分为四个层次，表1将描述世界主要经济体在亚太自贸区建设中的角色。

从上表可以看出，与亚太自贸区建设有政治经济利益关系的国际社会行为体区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的战略博弈，中国与美国作为亚太地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贸易国，二者之间的政治经济战略博弈直接影响到亚太自贸区建设的未来方向；第二层次的关键参与者博弈，日本、东盟和俄罗斯作为亚太地区主要的战略平衡力量和关键参与者，其参与或者阻碍亚太自贸区建设的任何决策与行动，会对中国和美国的战略行为产生影响；第三层次的战术参与者博弈，欧盟各成员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韩国等中等规模经济体是亚太地区经济与贸易活动的战术性的参与力量，或者作为战略性博弈力量或者关键博弈参与力量的追随者或反对者而采取行动，虽然对亚太自贸区建设不具有战略性或者关键平衡性影响，但能够产生战术性影响效应；第四个层次为参数影响者博弈，一些中等偏小与小规模经济体，例如中国台湾地区、新西兰、智利、秘鲁、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的小规模经济体，这些经济体作为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的参与性力量。虽然不具有战略性甚至战术性影响，只是亚太地区贸易格局和规则演变的接受者，但也是亚太地区其他政治经济博弈参与者不可忽略的因素，是其他博弈参与者政治经济博弈的重要参考变量。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俄罗斯作为全球政治军事大国，尽管其经济规模和贸易额在亚太自贸区建设中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其在全球能源、原材料、军工贸易中的贸易地位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时，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已于2021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在亚太自贸区建设博弈中整体扮演着关键参与者的角色，但因为东盟成员国中，缺乏像德国、法国、英国这样的全球经济和贸易大国，故不进行进一步的层次划分。

在战略层面，中美两国在FTAAP的建设目标、程度和模式选择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大国竞争和战略博弈。事实上，以中美两国政治经济战略博弈为基础，在亚太地区有利益关系的各类型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都从侧面、以不同方式和程度介入到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多元动态博弈之中。

其一，中美两国的战略博弈决定了亚太自贸区建设的成功与否。中国与美国作为亚太地区的主导力量，二者之间的政治经济博弈直接决定亚太自贸区建设的方向和目标。中国和美国是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格局形成与演变的主导战略力量，也是亚太自贸区建设目标能够顺利实现的战略影响力量。日本、俄罗斯、东盟是关键的战略平衡力量、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等经济体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其他中小规模经济体构成战略力量间博弈的参变量。中国与美国作为全球第一二贸易大国、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二者在贸易领域的博弈直接影响到亚太地区国际贸易格局的演变方向。中美两国经济实力和贸易竞争力的增减变动成为影响亚太自贸区建设的战略性因素。随着中国在全球中相对经济实力和相对贸易竞争力的持续上升，中国逐渐成为亚太自贸区建设的主导力量（杨·拉扎利·卡西姆、郭楚，2015）。与冷战结束后的巅峰时期相比，美国在全球中的相对经济实力和贸易影响力有所下降，但相对其它西方国家，美国的经济实力和贸易影响力不仅没有下降，还有所上升。从美国推动俄乌冲突、对俄罗斯进行全方位制裁、推出“印太经济框架”并试图割裂亚太地区产业链与供应链的行为可以看出，美国分化亚太地区并试图阻碍亚太自贸区建设的意愿没有根本改变（达巍、蔡泓宇，2022），也就是说中美两国在贸易与投资领域的博弈结果已经成为影响亚太自贸区建设的战略主导因素。根据贸易和经济总产出相对影响力变化，1949-2049年的世界与亚太地区贸易及经济格局变化可以区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冷战时期（1949-1979）；二是中国改革开放与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形成时期（1980-2013）；三是中国改革开放深化与经济大国崛起时期（2014-2022-2049）。三个不同历史阶段显示出中国与美国在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贸易相对影响力与经济总产出相对影响力的变化态势。事实上，中国在2010年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基础上，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中国相对贸易影响力超过美国。如果不发生颠覆性历史逆转，笔者预测2049年以前的某个历史阶段，中国的经济产出将超过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美在亚太地区的贸易竞争和战略博弈已经成为亚太自贸区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影响因素，中国成为亚太地区贸易与投资的主导推动力量和主要规则贡献者则是大概率事件。

其二，中美大国博弈决定亚太自贸区建设的方案选择。关键参与者、主要参与者和参数影响者不断调整自己的贸易与投资政策以适应中美两个战略博弈者的战略博弈均衡，在亚太地区形成动态的贸易利益集团与贸易联盟。日本、欧盟、东盟、俄罗斯作为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博弈的关键参与者，对中国与美国两大战略博弈力量之间的政治经济博弈具有关键性平衡影响，机会主义和自我利益最大化仍然是这些经济体的理性选择。同样，对战术博弈参与者与参数博弈参与者而言，机会主义与自我利益最大化也是其理性选择。亚太自贸区建设过程中，关键参与者、战术参与者和参数者从机会主义和自我利益最大化角度进行策略选择时，其对美国衰落概率和中国崛起概率的判断和认知直接影响到策略选择。当中国崛起概率上升或者美国衰落概率上升时，则更多的国家或者地区愿意接受并积极参与亚太自贸区建设，反之，则更多的国家或者地区愿意接受并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亚太贸易战略。从趋势判断，随着中国的崛起，亚太自贸区建设成为亚太地区大多数经济体的理性选择是大概率事件。

简言之，亚太自贸区建设过程是一个大国主导、中等国家作为关键参与者、中小国家或者经济体作为参与改变者的多元动态博弈过程。主导大国之间的发展竞争与政治经济利益博弈策略选择决定其最终的博弈均衡及其演变。作为关键参与者的少数中等国家或者经济体的策略选择，特别是结盟策略选择，能够影响博弈的路径与进程。大多数中小国家或者中小规模的经济体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偏好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调整与变更策略选择进而影响到大国博弈的策略参数进而影响博弈均衡结果。中美两个大国发展竞争与战略选择已经成为影响亚太自贸区建设的主导与关键影响。

四、大国竞争博弈陷阱

亚太自贸区建设受到大国关系变化的影响，特别是中美两个大国政治经济关系变化的影响，大国及其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竞争实力的变化与策略的调整都会影响到亚太自贸区建设目标设定及其路线图。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需要有效规避和防范因大国竞争博弈导致的各种困境与陷阱，促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目标早日实现，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市场化与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新秩序的形成与完善。在本文中，大国竞争博弈陷阱（competitive game trap among big countries，CGTBC）是指大国之间为了维护各自的竞争优势、发展机会与政治经济利益，彼此针对对方设置各种障碍以阻止对方发展的现象的统称。

大国竞争博弈陷阱表现出不同类型，针对不同类型的大国竞争博弈陷阱，需要采取不同的化解措施。若根据设置障碍和制约因素的目标不同可以把大国竞争博弈陷阱区分为进攻性竞争博弈陷阱（offensive competitive game trap）、防御性竞争博弈陷阱（defensive competitive game trap）与混合性竞争博弈陷阱（mixed competitive game trap）。进攻性竞争博弈陷阱是指大国为直接破坏或者剥夺竞争对手竞争优势、发展机会与政治经济利益而设置的障碍与制约因素的总称，例如美国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针对中国跨国公司的主动打压措施。防御性竞争博弈陷阱则是指大国为了保护自身竞争优势、发展机会与政治经济利益而设置的障碍与制约因素的总称例如美国限制中国跨国公司对美国互联网领域的投资措施。混合型竞争博弈陷阱则是进攻型竞争博弈陷阱与防御型竞争博弈陷阱的综合，例如美国利用综合措施限制中国互联网公司在美国的技术开发和投资业务。若根据设置障碍与制约因素时是否具有主观意愿，可以区分为主动性竞争博弈陷阱（initiative competitive game trap）、被动性竞争博弈陷阱（passive competitive game trap）与中性竞争博弈陷阱（neutral competitive game trap）。主动性竞争博弈陷阱是指大国在设置障碍与制约因素是具有削弱竞争对手竞争优势、发展机会与政治经济利益的主观愿望而主动采取行动，例如俄乌冲突背景下，美国针对俄罗斯能源企业的制裁行为。被动性竞争博弈陷阱则是指大国在设置障碍与制约因素没有削弱对手竞争优势、发展机会与政治经济利益的主观愿望而被动采取行动，例如中国针对美国长臂管辖采取的反制措施。中性竞争博弈陷阱则是指大国在设置障碍与制约因素时不受削弱对手竞争优势、发展机会与政治经济利益的主观愿望的影响，例如美国基于意识形态因素对前苏联采取的各种制裁和敌对经济行为。若根据设置障碍与制约因素的内容与类型，又可以区分为经济竞争博弈陷阱（economic competitive game trap）、政治竞争博弈陷阱（political competitive game trap）、技术竞争博弈陷阱（technical competitive game trap）、制度竞争博弈陷阱（institutional competitive game trap）及其他竞争博弈陷阱（the other competitive game trap）。

表2概要说明了大国竞争博弈陷阱的不同类型、特征及其典型例子。大国之间的分工合作与发展竞争往往同时面临不同类型的大国竞争博弈陷阱的消极影响，阻碍全球和本地区的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甚至成为阻碍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消极力量。

在亚太自贸区建设过程中，中美两国作为主要竞争性大国，彼此之间不可避免存在大国竞争性博弈陷阱。美国作为守成博弈大国，任何能够削弱博弈对手的策略组合都是理性选择；中国作为崛起的新兴博弈大国，任何能够维护本国贸易利益、发展机会和安全目标的策略组合都能够成为博弈策略集的构成要素。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博弈陷阱在以下六个方面表现最为突出：

其一，限制进入。美国通过构建新的政治经济联盟，对抗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形成亚太地区的贸易集团分化与矛盾，破坏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市场开放与市场稳定基础。

其二，联盟对抗。美国实施印太战略，拉拢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在印太地区形成美国主导的政治与军事联盟，形成印太地区的政治分裂与政治对抗，破坏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区域政治稳定基础。

其三，内部干预。美国深度介入中国内部的海峡两岸政治、军事与经济事务，阻碍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和贸易投资一体化进程，破坏中国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内部整合能力。

其四，激化矛盾。美国挑起、激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和海洋权益矛盾与冲突，阻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基础，恶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增加中国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协调成本。

其五，制造冲突。在朝鲜半岛、东海与南海制造紧张局势，通过军事与政治手段弥补自己在经济、金融与市场竞争的劣势，抬高与中国经济贸易谈判的筹码和要价。

其六，贸易破坏。美国通过破坏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来削弱中国的贸易影响力，特别是阻碍和破坏中国、日本与韩国的自由贸易谈判、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自由化进程，达到弱化中国贸易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目的。同时，美国通过拖延或者不合作方式设置一系列障碍，阻碍中国积极推动下的亚太自贸区建设进程。

因此，在亚太自贸区建设中，我国需要根据大国竞争博弈陷阱的不同类型，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消除消极影响，维护亚太地区稳定的国际经贸秩序，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对于目标差异型大国竞争博弈陷阱，需要采取目标对冲式应对策略；如果竞争对手采取进攻型竞争策略，则需要采取防御型应对策略；如果竞争对手采取防御型竞争策略，则需要采取进攻型应对策略；如果竞争对手采取混合型竞争策略，则需要采取对冲组合型应对策略。针对主观意愿差异型大国竞争博弈陷阱，则需要采取意愿协调式应对策略，无论是主动性、被动性还是中性的大国竞争博弈陷阱，都需要在信息沟通和愿意协调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着眼于化解矛盾并推动经贸合作。对于内容差异型大国竞争博弈陷阱，则需要遵循专业竞争和匹配协调原则，有针对性地采取灵活多样的应对措施，对于经济竞争大国博弈陷阱采取经济方法破解；对于政治竞争大国博弈陷阱采取政治方法破解；对于技术竞争大国博弈陷阱采取技术方法破解；对于制度竞争大国博弈陷阱采取制度方法破解。

五、中国的政策选择

在亚太自贸区建设过程中，如何协调好各个博弈方的利益关系，针对大国竞争博弈的不同类型，采取相应措施，有效破除大国竞争博弈陷阱的消极影响，是中国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面临的难题。事实上，如何参与和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并使之成为我国充分发挥全球贸易大国战略影响、推动亚太地区贸易投资便利化和深化国际经贸合作的战略平台和助力，是我国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紧迫课题。亚太自贸区建设作为我国国际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的政策选择包括五个方面内容：

第一，以RCEP为基础，纳入亚太地区非RCEP成员国，推动构建亚太地区贸易摩擦与冲突协商机制。充分发挥中国作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在贸易谈判中协调不同博弈方的贸易利益关系，有效化解贸易多元动态博弈的消极影响，促进推动亚太地区贸易环境优化。推动亚太地区贸易便利化与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优化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亚太自贸区建设，是中国积极参与推动亚太地区国际贸易治理机制构建与变革、推动亚太地区国际贸易体系改革与新国际贸易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能够稳定并改进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贸易环境。亚太地区国际贸易体系治理机制构建与变革是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发展的要求，有利于推动和促进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持续稳定发展，降低进出口贸易风险，稳定国际贸易秩序，为中国出口贸易与进口贸易创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如何避免亚太地区市场和贸易环境不稳定带来贸易风险？如何降低亚太地区国际贸易体系及其治理机制不合理导致的各种贸易与非贸易风险？是中国目前面临的紧迫任务，也是其参与并推动亚太自贸区的重要目标。

第二，在2020年签订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基础上，推动构建预防和控制中美贸易摩擦与冲突风险的常态化机制。通过进一步提高中国贸易竞争力和贸易规则话语权，化解中美两个大国贸易竞争所带来的竞争博弈陷阱，推动新型大国贸易关系形成，以稳定大国贸易关系的方式来稳定亚太地区贸易关系。这关键在于提高中国在亚太地区国际贸易领域的话语权，促进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型。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主要贸易大国，在全球贸易体系，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国际贸易体系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与中国的贸易地位不相称。通过参与并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能够充分发挥中国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的影响力，推动亚太地区国际贸易发展，承担起防范和控制亚太地区国际贸易体系及治理机制构建与变革风险的历史责任，提高中国在亚太地区国际贸易领域的话语权。同时，参与和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并推动亚太地区国际贸易体系及新的治理机制构建与变革，也是中国作为新兴经济大国和贸易强国崛起的要求和标志。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在亚太地区新国际贸易秩序构建中的缺位不仅阻碍了中国开放经济体系的完善与发展，不利于中国参与亚太地区国际经济事务的能力和话语权的提升，也不利于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型。

第三，以中国申请加入CPTPP为契机，推动RCEP与CPTPP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化解不同自由贸易机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为亚太自贸区建设构建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制度基础。积极参与亚太地区贸易规则及相关制度安排制定与完善，化解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设置的各种贸易障碍与制约因素（余莹，2020），推动亚太地区国际贸易新秩序的形成。关键在于充分发挥中国贸易大国影响，促进亚太地区国际经济贸易新秩序的形成和发展。中国作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主要的服务贸易大国，需要承担起推动亚太地区国际贸易体系及其治理机制变革的历史责任。亚太自贸区的建设过程，也是亚太地区国际贸易制度安排和贸易治理机制变革的过程，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治理机制构建与变革是中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关键举措。以亚太自贸区建设为重要内容的亚太地区国际贸易治理机制构建与改革是国际经贸体系改革与完善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中国主动参与亚太地区国际贸易体制与经济体系改革的关键步骤。

第四，借鉴现有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成功经验，构建灵活高效、包容性和开放性更强的亚太自贸区建设谈判机制，推动亚太自贸区谈判进程。借鉴CPTPP和RCEP的成功经验，积极推进FTAAP谈判，破解美国主导的亚太贸易战略对亚太自贸区建设的阻碍和消极影响，维护中国的贸易利益。这关键在于维护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贸易利益，推动中国国际贸易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亚太地区是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最快的地区，也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贸易摩擦、贸易竞争最为激烈的地区。通过亚太自贸区建设，可以部分化解日本主导CPTPP和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给中国带来的贸易压力和风险，推动中国国际贸易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第五，争取非美贸易伙伴国的支持与配合，反对新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推动构建新的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协调好与周边及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或者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与经济利益关系，扩大贸易伙伴与贸易盟友，消除中美贸易竞争导致的大国竞争博弈陷阱的长期影响，促进亚太地区贸易投资一体化进程。关键在于维护亚太地区广大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促进中国与新兴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发展。亚太自贸区建设过程也是一个亚太地区国际贸易体系及治理机制构建与变革的过程，是亚太地区构建公平、公正与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特别是国际贸易新秩序的要求。没有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就不可能推进亚太地区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民主化和公平公正目标的实现，维护亚太地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现存的亚太地区国际经济秩序与国际货币体系由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主导，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与贸易合法利益不能够得到有效保护，必须进行改革（保建云，2021a），亚太自贸区建设有利于推动亚太地区国际贸易体系的改革和完善。

简言之，中国在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过程中，面临着多重大国经济与贸易竞争所导致的大国竞争博弈陷阱，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大国竞争博弈陷阱直接影响到亚太自贸区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和路线图的设计。中国需要采用各种手段和各种组合工具有效化解亚太地区贸易发展中的多国参与的多元动态博弈风险和大国贸易竞争导致的大国博弈陷阱，推动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

六、结论

亚太自贸区建设过程是一个大国主导、中等国家作为关键参与者、中小国家或者经济体作为参与改变者的多元动态博弈过程。主导大国之间的发展竞争与政治经济利益博弈策略选择决定其最终的博弈均衡及其演变，作为关键参与者的少数中等国家或者经济体的策略选择，特别是结盟策略选择，能够影响博弈的路径与进程，大多数中小国家或者中小规模的经济体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偏好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调整与变更策略选择进而影响到大国博弈的策略参数进而影响博弈均衡结果。当然，亚太地区自贸区建设中多元动态博弈，主要在两个层次展开：一是亚太地区主要战略力量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多元跨期动态博弈；二是亚太地区非战略力量关键经济体参与或者阻碍亚太自贸区建设的贸易与投资博弈。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关键在于世界贸易大国之间经贸关系的调整，中美两国之间的大国竞争博弈以及由此导致的大国竞争博弈陷阱已经成为亚太自贸区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中国在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过程中，面临着多重大国经济与贸易竞争所导致的大国竞争博弈陷阱，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大国竞争博弈陷阱直接影响到亚太自贸区建设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和路线图设计。如何采用各种手段和各种组合工具有效化解亚太地区贸易发展中的多国参与的多元动态博弈风险和大国贸易竞争导致的大国博弈陷阱，是中国相对长时期内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与制定相关贸易政策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中国需要根据大国竞争博弈陷阱的不同类型，采取对冲式与协调式的多种灵活措施加以应对，充分借鉴RCEP成功经验，构建亚太地区RCEP成员国与非成员国的贸易磋商与协调机制，促进RCEP与CPTPP之间的协调合作，同时争取非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支持与配合，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推动亚太自贸区谈判及建设进程。此外，需要充分研究俄乌冲突、印太经济框架及新冠肺炎疫情后续演化对亚太地区贸易发展与大国竞争的影响效应，相机决策寻找破解博弈陷阱的可行方案，以亚太自贸区建设为基础推动亚太经济共同体和亚太命运共同体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