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全球经贸摩擦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经贸摩擦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执政精英与决策精英面对国际格局急剧演变出现了焦虑乃至不确定性恐慌，笔者称之为美国焦虑。经贸摩擦中的美国焦虑，会诱发美国采取各种非理性行为，制造区域性乃至全球性危机，不仅将危害国际社会的稳定和秩序，还会损害美国国内普通民众的根本利益。中国作为美国发起的经贸摩擦的主要对象，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以及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需要进行一定的反击。

当前，中美经贸摩擦已经进入相持阶段，特朗普政府的执政精英和决策精英正面临两难选择：如果继续推进中美经贸摩擦，已经开始预期到不能赢乃至最终失败的可能性；如果停止中美经贸摩擦，则又不甘心甚至存有胜利的幻想。由此，美国政府内部出现了群体性焦虑。

特朗普执政以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发动了多层次、多类型的经贸摩擦。2018年3月1日，美国宣布对从主要贸易伙伴国进口的钢铁和铝制品征收25%和10%的关税，正式发起经贸摩擦。2018年7月6日，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产品征25%的关税。2018年9月24日开始，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 亿美元产品征收10%的关税，中国则采取相应的对等反制措施。2018年10月,特朗普政府威胁准备对从中国进口的另外2670亿美元产品征收进口关税。至此，中美经贸摩擦进入相持阶段,并由此引发美国执政精英与决策精英乃至社会的群体性焦虑。

第一，中美经贸摩擦速胜论破产引发的非乐观预期焦虑。中国不妥协的对等反制措施打破了美国速胜的预判，中国采取持久经贸摩擦的应对措施引发美国执政精英与决策精英的担心以及非乐观预期。中国沉着应对美国发起的首轮经贸摩擦进攻，把美国拖入持久经贸摩擦的方法，打破了特朗普发动经贸摩擦之初所宣称的“贸易战很容易赢”的速胜论幻想，使美国执政当局认识到其所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不可能轻易获胜，与中国进行长期持久经贸摩擦存在最终失败的可能性。中美经贸摩擦最终可能失败的预期是催生美国焦虑的重要原因。

第二，中美经贸摩擦中极限施压失败引发美国执政当局的经济能力不足焦虑。美国极限施压或者极限贸易讹诈效果失灵，找不到更好的应对方案，特朗普政府发现其在中美经贸摩擦中手段有限、工具不足、筹码不够，由此产生对自身是否有能力赢得中美经贸摩擦胜利的能力恐慌焦虑，即美国应对中美经贸  摩擦的能力不足的焦虑。中国作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与全球第二货物贸易大国美国相比，在经贸摩擦中拥有能力比较优势，且这种能力比较优势是通过国际市场竞争获得的，是美国执政当局不得不面对的客观现实。

第三，经贸摩擦中贸易赤字扩大引发的焦虑。美国贸易赤字扩大导致贸易逆差悖论初步显现，与特朗普政府发起中美经贸摩擦的初衷正好相反，弱化了其发动中美经贸摩擦的理由和合法性依据。2018年6、7、8三个月份，美国贸易赤字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超出了美国执政当局的预判。根据2018年10月5 日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018年8月的货物与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达到6个月以来的最高值，当月贸易逆差增至约532亿美元，较前一个月修正后的约500亿美元增长了6.4%。特朗普政府发起全球经贸摩擦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的一个重要理由便是缩小美国贸易赤字，结果事与愿违。经贸摩擦中贸易赤字的扩大引发了美国执政当局的焦虑，并且随着经贸摩擦的长期化，这种焦虑可能会进一步加重。

第四，美国国内经贸摩擦受害社会群体的焦虑及其传播。美国国内贸易利益集团博弈表现出新特征，中美经贸摩擦受损利益集团开始感受到经贸摩擦对美国自身利益的损害，导致美国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分化组合，给特朗普政府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和政治利益风险。随着中美经贸摩擦的持续以及发展，其对美国相关产业的损害性影响效应也日益显露出来，最为典型的便是美国的大豆产业和畜牧产业，中国减少从美国进口大豆和相关畜牧产品，已经损害到美国豆农和农场主的利益。这些受损群体的焦虑会通过政治诉求、政治行动，特别是美国选举政治的投票行动表现出来，并在整个美国社会广泛传播，形成社会性的群体焦虑。

第五，美国国内政治商业周期关联与互动引发的政治周期焦虑。中美经贸摩擦持续的时间越长，其对美国国内政治商业周期的影响也就越显著，并且会在美国国内选举政治和政治商业周期中出现不利于执政精英的演变趋势。比如，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及其结果必然会对中美经贸摩擦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有可能表现出不利于美国执政当局的演化态势。2018年9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安理会指责中国干预美国中期选举；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指责中国干预美国内政。由此可以看出，中美经贸摩擦的持续进行，已经对美国的选举政治以及政治商业周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引发了群体性政治周期焦虑。

总之，中美经贸摩擦进入相持阶段后，打破了美国社会中美经贸摩擦速胜论的幻想，特朗普政府极限施压或者极限讹诈策略失效，美国贸易赤字持续扩大，经贸摩擦利益受损社会群体的不满情绪上升，美国国内选举政治与政治商业周期受到影响。由此，美国社会，特别是特朗普政府的执政团队出现了群体性焦虑。而中美经贸摩擦相持阶段的美国焦虑有可能诱发美国执政当局的非理性行为，引发区域性甚至全球性危机。

在经贸摩擦长期化、不确定性增强的条件下形成的焦虑，必然会诱发特朗普政府的某些非理性行为。最为典型的表现便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迈克·彭斯在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前指责中国干预美国选举。当前，在经贸摩擦相持阶段特别是长期化预期的影响下，特朗普政府的非理性行为在五个方面表现得最为显著。

第一，基于悲观预期的自保行为。美国在中美经贸摩擦中不能够快速获得胜利，并且还出现了进一步陷入长期经贸摩擦困境之中的可能性，导致发动经贸摩擦初期的乐观预期向悲观预期转化。为了防止悲观预期转化为现实结果，美国执政当局必然采取各种自保行为，以扭转非乐观预期可能带来的经贸摩擦失败风险，甚至试图通过各种自保行为把悲观预期扭转为乐观预期。美国执政当局的自保行为主要有三种。一是扩大美国对华贸易利益保护范围，防止中国进一步扩大反制的商品范围、产业范围与地理空间范围；二是弱化中国贸易反制对美国经济的损害程度，采取各种措施减缓经贸摩擦对美国厂商、市场和消费者的损害性影响效应；三是寻找新的中美经贸摩擦防御政策与防御工具，对美国进出口厂商推出各种豁免条件，以期维护中美经贸摩擦启动前从中国获得的既得贸易利益。美国执政当局的这种自保行为有可能向极端化和非理性化方向演化，从贸易自保行为转化为贸易攻击行为，加大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力度。

第二，基于自信维护的诿过行为。特朗普执政当局之所以敢于启动全球经贸摩擦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关键就在于其自信能够赢得胜利。对于任何一个理性的政府或者执政当局而言，如果没有这种自信，是不敢轻易启动经贸摩擦的。美国在中美经贸摩擦中不能够轻易获胜，甚至可能最终失败，对特朗普及其执政团队的自信而言，是巨大的打击。特朗普及其执政团队为了维护自信特别是维护其启动中美经贸摩擦的合法性自信，必然会采取各种诿过行为。当前，特朗普及其执政团队的诿过行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找借口指责中国不遵守贸易规则，最为典型的是找借口指责中国不遵守世贸组织规则，搞国家资本主义；二是故意贬低中国取得的成就，把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归功于美国的贡献，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甚至说出“美国重建中国”的狂言，故意贬低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在国家发展中的努力；三是对中国的贸易反制行为进行污蔑诽谤。为了反制美国对从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中国也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对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和畜牧产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政府把中国的贸易反制行为称为“干预美国选举”；四是把中美两国企业之间正常的技术贸易与技术市场转移行为，称为强制性技术转让，甚至使用技术偷窃等术语来贬低中国的技术创新活动。这些非理性的诿过行为不仅不利于经贸摩擦的缓解，还会激化矛盾，导致经贸摩擦的升级。

第三，基于失败预防的攻击行为。为了预防经贸摩擦的最终失败，特朗普政府在中美经贸摩擦相持阶段会采取各种贸易与非贸易手段，对中国进行各种形式的制裁、打压和攻击，以挽救可能到来的经贸摩擦失败结局。美国率先发起经贸摩擦，本身就是一种主动的进攻行为，但中美经贸摩擦持续时间过长，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美国的预期目标，引起了美国执政精英与社会大众的广泛焦虑，甚至可能会诱发各种可能的对华贸易攻击的升级行为，把经贸摩擦向货币金融、政治、安全乃至军事领域扩展。在美国执政当局以及美国社会对中美经贸摩擦出现群体性焦虑的背景下，美国可能采取预防经贸摩擦失败的攻击行为主要包括五类：一是极限施压基础上的超极限施压。这招对中国已经失效，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贸易实力和贸易施压工具对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国中国来讲并不足够；二是贸易制裁与贸易禁运。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采取过不同类型的对华贸易制裁与技术封锁措施，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一些损失和消极影响，但却从来没有影响到中国的长期持续发展，中兴制裁事件便是特朗普执政当局采取贸易制裁与技术封锁措施的典型案例，但其对中美经贸摩擦结果的影响有限； 三是针对特定企业与个人的单边政治经济制裁。美国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的一些国防军工企业或者高新技术企业及其负责人进行单边的政治经济制裁和各种行为限制，这种类型的贸易攻击行为已经持续实施；四是把经贸摩擦向非贸易领域扩展。比如限制中美两国人员的往来，特别是技术人员的交流合作，对在美国工作的一些华裔科学家进行审查，甚至引发针对中国公民的种族歧视等；五是安全与军事施压。为了弥补贸易手段以及各种经济手段施压的不足，特朗普政府必然会采取各种安全与军事手段，试图逼迫中国在经贸摩擦中让步和妥协。美国试图通过损害中国安全与军事利益的方式预防经贸摩擦中可能出现的失败结局。

第四，基于失败补偿的报复行为。中美经贸摩擦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双方都难以确定谁能够最终赢得胜利，但中国有进行持久经贸摩擦的心理准备和丰富的历史经验，具有坚持到最终赢得胜利的政治条件、民众支持与经济基础。特朗普政府一旦意料到其最终失败不可避免，可能会采取失败补偿的各种报复和互损行为主要可以归纳为四种类型：一是以国家权力打压以及制裁中国的特定企业和个人，特别是在经贸摩擦中维护中国利益的标志性企业和社会精英人士，甚至出现针对中国特定企业与特定个人的订单式报复行为，即专门设计和量身打造的针对特定对象的贸易报复措施；二是利益互损行为。为了报复经贸摩擦中己方失败可能带来的损害，或者为了减少经贸摩擦失败的损失程度，特朗普政府会采取牺牲美国小规模贸易利益， 以给中国产生最大贸易利益损害的行为，笔者称为贸易利益互损行为。这种贸易利益互损行为之所以发生，根本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面临经贸摩擦可能失败结局时的赌徒心理与不服输心理；三是报复敌方盟友行为。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全球经贸摩擦损害了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利益和全球自由贸易秩序，中国反制美国的贸易自由主义行为不是单打独斗，一些主张自由贸易和反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或者经济体会成为中国的天然盟友。当美国意识到可能发生的经贸摩擦失败时，必然会对这些国家进行报复；四是构建反对中国的贸易报复盟友体系，美国为了挽回经贸摩擦失败的损失，必然会利用自己的历史影响力和现实大国力量，动员盟友采取各种行动损害中国的贸易利益，以实现对中国的贸易报复目标。

第五，基于心理恐惧的冒险行为。经贸摩擦持续时间越长，对参与经贸摩擦的国家和民众的心理影响越大，会出现兴奋、焦虑和恐惧等多种群体性心理状态。随着中美经贸摩擦博弈次数与回合的增加以及持续时间的拉长，加之政治选举利益和政治商业周期的影响，美国政治精英和社会大众的群体性焦虑乃至对经贸摩擦失败的群体性恐惧便会产生。如果美国社会对中美经贸摩擦的群体性焦虑转化为美国执政精英与决策精英的群体性恐惧，则可能会导致不确定性状态下的各种冒险行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使用非贸易手段实现贸易保护主义目标。无论是货物贸易领域还是服务贸易领域，美国都没有赢得中美经贸摩擦的绝对实力。在群体性焦虑与恐惧心理的影响下， 特朗普政府不仅可能会扩大经贸摩擦规模，还可能会把经贸摩擦引向金融、技术、产业等非贸易领域，并可能在金融、技术与产业等领域采取对华冒险性对抗措施，比如金融制裁、技术封锁、产业遏制等保护主义措施；二是使用非经济手段实现经济目标。为了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美国在采取保护主义经济政策的同时，还可能会采取安全威胁与军事恐吓等手段，试图通过非经济手段的冒险行为赢得对中国的战术主动；三是制造政治经济舆论与事端，破坏中国国内的政治稳定与经济秩序。通过激化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美国执政当局很可能会通过在中国国内挑起民族、宗教和社会问题，据此获得与中国博弈的新筹码；四是针对中国核心利益、战略利益，采取挑战中国红线和底线的冒险性举措，引发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安全与军事冲突。

在中美经贸摩擦进入相持阶段后，美国决策精英与执政精英以及社会公众会出现群体性焦虑，而这种群体性焦虑会引发美国在中美经贸摩擦中的大规模非理性行为，不仅对中美两国的大国关系产生消极影响，还可能会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性。如何妥善应对美国在经贸摩擦中可能采取的非理性行为，不仅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国际社会面临的紧迫课题。

中国作为中美经贸摩擦的最大受害国，需要承担起新兴大国责任，与世界各国结成反贸易保护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遏制以美国特朗普政府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针对经贸摩擦背景下美国决策精英与执政精英中出现的群体性焦虑和可能采取的非理性行为，中国需要采取相应的危机应对措施加以妥善应对，承担起维护国际自由贸易秩序和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大国责任。

特朗普政府发起中美经贸摩擦以来，中美两国在经贸摩擦中的攻防策略和地位将会发生相反方向的转化，“战略进攻—战略相持—战略防御—战略失败”，将成为美国在经贸摩擦中的地位变化趋势，“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战略胜利”，将成为中国在经贸摩擦中的地位变化趋势。当前的中国具有应对持久经贸摩擦的经济能力和道义基础，而美国的政党票选制度和政治商业周期从制度层面弱化了美国进行持久经贸摩擦的能力，特朗普政府对主要贸易伙伴的极限施压策略“、逆全球化”的民粹主义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意识形态， 严重削弱了美国扮演领导型贸易大国的道义号召力。美国不能够在中美经贸摩擦中迅速锁定胜局，对美国政治精英和社会大众心理产生了消极影响效应。美国社会出现的对华经贸摩擦的群体性心理焦虑，可能诱发美国执政团队以及决策精英采取非理性行为，会威胁中国以及全世界人民的贸易利益，甚至引发区域性与全球性危机。对此，中国决策层需要有清晰的认知并制定周密的应对预案。中国应从战略、政策、理论与舆论等方面着手，对美国社会的群体性焦虑和非理性行为进行有效遏制。应着力重建中美两国各层次的大国战略沟通机制和战略互信，缓解大国之间的战略焦虑以及战略矛盾；坚决遏制美国执政当局的机会主义行为，维护中国与世界人民的贸易利益；采取各种手段遏制美国的战略冒险行为；勇于承担全球贸易大国责任，构建维护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国际统一战线，促进国际贸易新秩序的构建与完善。

文章来源：

《人民论坛》 2018 年 10 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