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快递 |《裙带资本主义》

2017.09.29 来源：人大国关

作者

[美]康灿雄

(David C. Kang)

 

译者

李巍 石岩 王寅

目录

 

中文版序言／Ⅰ

致谢／Ⅰ

第一章 问题与理论／1

第二章 比较韩国和菲律宾／22

第三章 制度：技术官僚与统治者／59

第四章 韩国“相互挟持”的政商格局／93

第五章 菲律宾“随风倒”的政商格局／119

第六章 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和1997年金融危机／148

第七章 结论：腐败与发展／177

译后记／188

作者简介

 

康灿雄 美籍韩裔，现为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马歇尔商学院教授，兼任韩国研究所主任。1995—2008年任教于达特茅斯学院政府学院和塔克商学院，1995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学位，1988年获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和人类学学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东亚国际关系，涵盖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安全关系，以及当前关系的历史根源等问题，主要著作有：《西方之前的东亚：贸易与朝贡的五百年》（2010年）、《中国崛起：和平、权力与东亚秩序》（2007年），合著有《核朝鲜：接触战略之争论》（2003年）；另外，他在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International Security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译者简介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著有《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2017年）、《制衡美元：政治领导与货币崛起》（2015年）、《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2010年），合著有《国会政治与美国对华经贸决策》（2008年），译著有《货币与强制：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2013年），合译有《人民币的崛起：全球货币新体系的兴起》（201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等主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石岩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毕业于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获博士学位，在《现代国际关系》、《美国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王寅 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社国际编辑部编辑，毕业于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获硕士学位，在《求是》、《红旗文稿》等期刊发表文章多篇。

全书简介

 

为什么所有关于亚洲经济发展的文献都没有触及韩国的金钱政治问题？怎样才能同时理解韩国一方面在1997年之前的高效发展状态，另一方面又在1998年至1999年暴露出了腐败泛滥和低效无能的问题？“政治”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本书中，康灿雄阐明了两个论点。第一，在韩国和菲律宾，都是政治而不是经济考虑主导了政策制定。第二，在政府和商业精英所形成的一个小而稳定的组合中，如果双方保持势力的均衡，那么，金钱政治确实能降低交易成本并促进经济增长。通过集中关注政商之间以优惠政策换取贿赂的交易，康灿雄认为政治博弈驱动政策选择，技术官僚面对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政治干预，无法保持自主性，同时，商业精英和政治精英为谁获得租金而角力。即使在韩国，腐败也远远超出想象——腐败已经严重到令人无法回避的地步；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对此作出解释。

 

 

 

康灿雄的《裙带资本主义》一书对菲律宾和韩国这两个“发展型国家”的案例进行了引人入胜的分析，值得我们特别褒奖和关注。      

——《政治学评论》

 

他提出的论点令人着迷并富有创见……《裙带资本主义》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它进一步丰富了日渐增多的关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韩国经济发展中的政商关系的相关研究。

——《商业史评论》

 

本书中的比较分析法对于分析两个不同的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本书对于理解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挑战非常富有帮助。

——《太平洋事务》

 

康灿雄的研究路径非常适合对发展型国家的研究，而且和艾丽斯·阿姆斯登的《亚洲的下一个巨人》形成了完美的互补。这项研究通过对发展型国家成败的政治解释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纲领。本书值得向普通读者、本科生以及研究生推荐。

——《选择》

 

康灿雄的书对东亚政治经济领域的研究可谓是“及时雨”，它直视东亚国家的发展成就以及所遭遇的危机，对这些国家的成败提供了一个立场平衡的分析。

——《政治视角》

 

 

 

中文版序言

在大约15年前甚至更久之前，我就尝试着去理解腐败对韩国和菲律宾经济发展的影响。当时，我的研究问题主要集中于为什么东亚经济体的发展状况要比预期的好得多。日本正处于经济扩张的巅峰，韩国、中国台湾和东亚的其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正在快速地追赶西方。学界争论的重点围绕这个问题而展开，即国家对市场的干预是否能带来更好的经济绩效。然而，仅仅几年之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关于亚洲经济发展的话语体系也随之一变。过去关于东亚经验老到的官僚队伍和富有活力的公司的热烈讨论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对东亚模式中裙带关系的激烈批评。

    然而，东亚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既不像1997年之前的那些溢美之词所描述的那样出色，也不像1997年之后的那些抨击批判声所描述的那么糟糕。从2010年的视角来看，更加清晰的是，腐败本身仅仅只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同样也只是导致危机发生的一个因素。认为腐败少的国家比腐败多的国家经济增长会更快，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想法，难以成立。另外一些津津乐道的批评，即认为政商之间的裙带关系是导致东亚金融危机的唯一原因，也同样是站不住脚的。相反，在东亚地区，各种更加复杂的因素相互影响并发挥作用，而且每个国家都是如此。经济增长的必要因素包括强有力的制度、能干的政治领导人，以及勤劳的工人和企业家，但是金钱政治和私人纽带也深深地交织于这些关系之中。这些因素之间的具体互动情况视国家而定，要想用一个统一的模型来解释各种情况下的经济增长，那是不可能的。这种结论也许不能令人满意；但是，认识它的复杂性比简单化处理可能会更加准确。今天的学界也已经超越了东亚经济体为何表现如此出色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但事实是，与其他地区相比，它们总体而言仍然表现出众。不仅如此，许多有关东亚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疑问仍然没有得到解答。尽管该地区的很多政府都更多地采取了偏向市场的政策，积极推动国内市场的自由化，扩大它们的国际经济往来，但是在这些国家中，有很多政府依然扮演了十分强势的角色。除此之外，东亚的公司治理依然与西方国家不尽相同。官僚系统和商界的纽带依然十分强大，国家仍然将经济增长视为一种需要强力去补给、追求和推动的因素。

    确实，过去的十多年人们继续目睹了该地区的繁荣，尤其是中国的经济要比30年前人们所可以预想的好很多。尽管东亚经济体也面临诸多挑战，但它们仍然拥有巨大的增长潜力。无论是对于学者还是政策制定者而言，东亚经济体以及它们的政府如何组织和管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互动，依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我希望本书能够对理解东亚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本书中文版得以问世，这是我巨大的荣幸。我要感谢朱天飚教授、李巍博士以及其他所有对本书翻译和出版作出过贡献的人士。

 

康灿雄

于2010年

译后记

本书在学科归属上是一部标准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作品，强调不同的历史制度因素（在本书中主要体现为政商关系）在影响和制约国家经济发展中的腐败问题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不仅如此，本书还将“外来威胁”这个国际变量植入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之中，从而实现了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融合。这种研究路径自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以降，就在美国学术界十分流行。

 

本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韩国和菲律宾，但却对今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作者康灿雄目前是美国国际关系学和比较政治学界颇有名望的一位中生代学者，他在东亚领域的研究已经受到众多关注。翻译他的博士论文是我们三位译者共同的荣幸。

 

本书是我们于2010年在繁重的工作和学业压力的间隙中完成的。尽管三位译者在最初有相对明确的分工，但是由于经过了多轮的相互校译，书中的每一个字几乎都经过了至少两个人之手。我们每周举行一次翻译讨论会，就遇到的难点和疑点进行切磋，并相互进行了文字润色，到最后译稿完成之时，已经完全分不出谁究竟负责了哪个章节。因此，本书的所有内容都是三人集体的结晶。

 

翻译不仅考验译者对原著学术理解的深度，也是对译者驾驭和转换两种语言文字、两种思维方式的能力的考验。由于译者学力有限，译本之中的失当与谬误在所难免，并理应由三位译者特别是第一译者负责。

 

本书的出版颇费周折，甚至一度令人绝望。它原来计划是作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朱天飚老师（现为浙江大学教授）担任主编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书系第三辑中的一本，这套书系收录了很多名著，在学界的反响也很好。早在2010年底，我们就已经将译稿提交给最初的出版方。但此书却因故一直未能与读者见面，其间与出版方沟通多次未果，而朱天飚老师也为此付出了重大的努力。眼看此书的出版面临夭折的危险。

 

时间一晃四年，我们三位译者各自的事业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014年秋，我在北京见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潘丹榕女士，谈及此书的遭遇，我忍不住扼腕叹息。对此，潘老师十分热心，在过问了相关情况之后，开始着手协商版权交接等事宜，在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程序之后，本书最终落实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东方编译所译丛”出版，并于2017年初正式进入编辑出版程序。我对潘老师挽救了这本好书同时也挽救了我们的翻译努力感到万分感佩，而本书也见证了我们的第三次重要合作。

 

从2012年开始，我就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给本科生开设“比较经济制度”的课程，我当时只能将译稿以电子文档的形式发给学生阅读，如今随着本书的正式公开出版，获益最多的应该是我课上的学生们。在提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之前，我的学生苏晗和孙妍以读者身份对2010年的译稿进行了一轮非常细致的审读。在她们提出的诸多修改意见的基础上，我又对译稿全文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校对，以确保最终问世的译本质量能在2010年的基础上有所提升。曹玮博士和我的已毕业的研究生全治浩帮助翻译了一些涉及韩国的专业名词。本书的责任编辑王琪先生细致严谨，指出了译稿中的一些纰漏，帮助进一步提升了译稿的质量。这本译作也算是译者承担的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品牌计划“中国经济外交的理论与实践”（项目编号：14XNJ006）的一个副产品。

 

在初译该书时，译者并没有去过韩国和菲律宾，对中国的这两个近邻也可谓所知甚少。再次修订译稿时，我已经去过韩国多次，并且数次参观包括现代重工在内的蔚山工业园，我对这个国家在战后的“经济奇迹”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也对原书有了很多新的体会。最近几年，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逐渐扩展，国际关系学界一直感慨中国国别研究特别是中小国家研究的薄弱，并认为国别研究的薄弱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国际关系学术进步和合理外交政策的制定。希望本书的问世有利于加强我们对韩国和菲律宾这两个国家发展历程的理解。而随着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全新政经格局的不断展开，本书所提出的诸多论点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政商关系的发展逻辑，而我愈加相信原出版方不断拖延该书的出版并且最终毁约，是一个令人痛心的错误。

 

李巍

2017年4月10日于北京西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