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大国关
一
在谈论国际关系史料以前, 需要在方法论意义上, 简要介绍一下迄今最伟大的现代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 连同他作为首要创始者创立的史料现当代搜集方法和考证方法。微观探究非常重要。依凭严谨的态度、严格的程序和必要的才智的微观史学探究, 构成了历史研究的基石和很大部分内容, 而其主要方法就是现代史学的根本方法。这一方法的确立,乃至现代历史学本身的确立, 是与兰克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兰克对历史编纂和历史学的首要贡献, 在于开创现代史学研究的首要科学方法———严格依据同时代资料(特别是档案史料) , 连同史学方法的一项重大创新———对史料的批判性考证。或者说, 他创立了以同时代资料、特别是档案史料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准则, 并且创立了史料之科学考证的基本方法。在前一方面, 兰克造就的巨大转折的史学革命, 有如大历史学家古奇所说, “当他开始写作时, 享有盛名的历史学家们都相信回忆录和编年史是首要的权威史料。当他(年衰) 罢笔时, 每一个有待建立声誉或可能名声扫地的学者都已经懂得, 必须至少依靠当事人自己和那些直接接触他们叙述的事件的人所撰的文件和书信。”[1]在后一方面, 可以说他建立了关于历史证据的科学, 办法是根据史料作者的人格旨趣、社会联系及其知晓历史事态的可能程度来分析其留下的史料, 无论其为同时代人或后代人, 并且将此史料与其他人撰写的相关史料作比较。依凭他确立的上述根本方法, 特别是基于多国档案史料的广泛发掘和运用, 兰克真实地再现了中西欧的政治史, 尤其是中西欧大国的政治史。
兰克首创的史料现当代搜集方法的首要原则, 是要尽可能搜集存于公私档案储存场所或储存机构的原始档案史料, 即人们一般所称的最重要的“第一手”史料。更广泛地说, 在着手研究一个历史课题以前和在研究这一课题的过程中, 应当全面、精当地确定需要什么样的史料,这些史料又分别归属于怎样的具体的史料范畴, 并且既区分、又结合其中的主要者与次要者;然后, 需要调查清楚可以觅得所需史料的具体场所, 继之以尽力发掘和搜集。对于未经刊印的史料, 即上述档案史料, 首先要了解它们是否已经解密, 亦即是否已经可以查阅(在许多情况下是指了解其中哪些已经可供研究者使用, 哪些并非如此) ; 就那些已经可以查阅的档案史料而言, 需要注意和详细得知它们的保存、集中和分类情况与查阅手续等问题。对于已经刊印的史料, 例如政府编辑和出版的官方档案文件集, 或者民间机构或民间人士编辑和出版的政府公开文件, 或者业已刊印的当事者回忆录、书信集、日记等等, 如果在所要研究的课题领域或与之密切相关的课题领域已经有了有关的目录学编纂, 则往往需要熟悉有关的目录学。史料的考证, 意味着鉴定史料的性质和它作为历史证据的价值。考证可分为外形鉴定与内容鉴定两方面: 前者即校勘和辨伪, 或曰“文本批评” (textual criticism) , 后者则是考订史料所述史实是否可信和是否精确, 或者在什么程度上可信和精确。无论对何种史料文书, 都必须尽可能做到对其作者的信息来源和人格旨趣有尽可能深入的认识。尤其对所谓第二手史料, 即并非历史事态的直接见证者(即当事人自己和那些直接接触他们叙述的事件的人) 所撰的史料文书, 无论其为主要依据原始资料写成的还是并非如此的, 也无论其为当时人的著作还是后来人的历史研究或叙述, 都必须考究作者对直接见证者所述史事的理解程度与其精确记录的能力。
二
仅大致地按照其原始程度(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其重要程度) 的递减顺序排列, 国际关系史料可分为以下六大类: (1) 未刊档案史料; (2) 已刊档案史料; (3) 官方史; (4) 公开文件; (5) 回忆录、书信集、已刊日记、当时报刊报道或评论等; (6) 第二手资料(书籍和文章) 。
一般而言, 除了头两类史料即未刊和已刊档案史料在重要性甚至可靠性方面绝对优越外,上述其他类型的史料互相间的价值高下是相对的, 视不同的具体场合而有所变动。例如, 可以有经过严格考证或一般常识判定、史料价值很高(高于某些官方史和公开文件) 的回忆录、书信集和日记, 也可以有并非如此、甚至很不可靠的此类文献。又如, 第二手资料的品质也会有种种巨大差别, 其中主要依据原始资料写成的专著可以大大优于主要依据其他第二手资料写成的一般综述, 许多属于前一种类的著作经严格检验或有关史学界广泛公认, 可以被认为在史料价值上优于某些在上述顺序中较前的史料。官方史也是如此。有史料基础非常翔实可靠、而且史论相当公允客观的官方史, 也有所用史料单薄片面、治史意在粉饰往昔或者追求其他不正当目的的官方史。总之, 除尽可能多地收集和使用档案史料这一基本原则外, 其他大都必须依据具体的研究任务所处其中的具体的史料情势。
三
未刊档案史料可以是官方文件, 也可以是私人文件。前一类指的大致是官方机构储存、所有权和处置权也属于官方的未刊档案文件, 后一类则大致是指民间或官方机构储存、但所有权和处置权只属于私人的未刊档案文件。近年来, 由于史学和档案学方法的发展, 又出现了未刊“口述史”(oral history) 这一新种类的未刊档案史料, 即当事人对历史事件或过程的回忆性的口述记录, 不过其数量、重要性和一般的可靠程度远逊于这里说的官方和私人文件, 因此相对而言尤有予以考证的必要。[2]
未刊官方档案文件除国际组织(包括临时国际机构和多国会议) 的此类文件外, 主要属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的未刊档案文件可称为未刊“国际文件”, 它的一个例解, 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记录、展览和判决”, 藏于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 [3]例如研究太平洋战争期间对日作战盟国的战略和外交的一部名著[4]就利用了该史料, 那也是该书惟一利用的未刊国际文件。各国政府的未刊档案文件可以英国和美国的官方文件为例。这两国(尤其是美国) 跻身于对外关系方面的政府未刊档案史料解密和开放范围特大的国家之列。英国官方档案文件大多集中于一处, 那就是伦敦公共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 , London) 。以一位英国外交史学家在撰写一部关于1949 年至1950 年英国对外政策的专著[5]时使用的此类文件为例, 它们包括伦敦公共档案馆所藏下列名称的文件群集:
CAB (即内阁文件) 65 战时内阁会议记录
CAB 66 战时内阁备忘录
CAB 79 参谋长会议记录(战时)
CAB 80 参谋长备忘录(战时)
CAB 122 驻华盛顿联合参谋使团文件
CAB 128 内阁会议记录(1945 年大选后)
CAB 129 内阁备忘录(1945 年大选后)
CAB 130 各专门委员会(属内阁, 1945 年后)
CAB 131 防务委员会(战后)
CAB 133 英联邦和国际会议
DEFE (即国防部文件) 4 参谋长会议记录(战后)
DEFE 5 参谋长备忘录和报告(战后)
FO (即外交部文件) 371 外交部档案
FO 800 私人文档(即英弗查佩尔文件)
FO 954 阿冯文件
FO 975 情报研究处
WO (即陆军部文件) 106 陆军作战和情报处文件
PREM (即首相文件) 11 , 8 首相办公室
美国官方档案文件大都储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 它分为各个地址不同的分馆。属于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方面的大多集中于外交分馆(National Archives , Diplomatic Branch) 和现代军事分馆(National Archives , Modern Military Branch) 。此外, 尼克松政府时期首先由于反越战运动造成的压力和影响, 美国国会订立《信息自由法》, 规定了“信息自由法要求权” (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 FOIA] Request) , 即任何美国公民有权利经一定程序, 就某个问题提出查阅未经解密的有关档案文件的要求, 政府必须据此迅速依法决定这些文件是否可以解密, 凡被决定解密的文件迅即允许提出要求者查阅。以一位美国外交史学家在撰写一部关于朝鲜战争的专著[6]时使用的未刊美国官方文件为例, 它们包括下列名称的文件群集:
国家档案馆外交分馆:
RG (意即档案群集) 59 国务院1950 —1954 年档案总汇。十进制计数编号档案:
611. 93 中国
611. 94 朝鲜
611. 95A 北朝鲜
611. 95B 南朝鲜
693. 00 中国
644. A 福摩萨
695. 00 北朝鲜
695. B 南朝鲜
793. 00 中国
193. A 满洲
RG 59 执行秘书处, 国务卿每日会议纪要(1949 —1952 年)
RG 59 副国务卿会议纪要
RG 59 副国务卿会议记录, 备忘录
RG 59 中国科
RG 59 政策规划办公室, 国家和地区档案(苏联)
RG 59 情报研究室报告
RG 59 公众舆论研究室档案
RG 84 国务院驻外使领馆
国家档案馆现代军事分馆:
RG 218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档案
RG 319 陆军参谋长档案
RG 330 国防部长办公室档案
RG 338 远东司令部
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行动备忘录
出自信息自由法要求权:
国家和地区档案, 中国1950 —1953 年
国家和地区档案, 朝鲜1947 —1952 年
会议记录1950 —1952 年
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1951 —1952 年
与在历史研究中广泛使用未刊官方档案文件相比, 广泛使用未刊私人文件意味着大得多的辛劳和资金投入, 因为私人文件的储存场所非常分散。同样以前面所提到过的那部研究太平洋战争期间盟国战略和外交的名著为例, 仅其中使用的英国私人文件就包括分散在英国许多地点的、主要出自多名战时政府高官的20 余种文件群集, 即:
亚历山大(海军大臣) 文件藏于剑桥丘吉尔学院
艾德礼(副首相、首相) 文件藏于剑桥丘吉尔学院和牛津大学学院
比弗布鲁克勋爵(生产大臣) 文件原藏于比弗布鲁克图书馆, 后移至伦敦上院图书馆
贝文(劳工大臣) 文件藏于剑桥丘吉尔学院
布鲁克—波帕姆(空军元帅) 文件藏于伦敦国王学院
查特菲尔德勋爵(海军元帅) 文件藏于格林威治全国海事博物馆
彻韦尔(外交大臣和首相对外事务顾问) 文件藏于牛津纳菲尔德学院
中国协会文件藏于伦敦中国协会
克尔(驻苏大使) 文件藏于伦敦公共档案馆
克里普斯(内阁大臣) 文件藏于伦敦纳菲尔德学院
卡宁汉姆(海军元帅) 文件藏于大英博物馆
道尔顿(财政大臣) 文件藏于伦敦经济政治学院
多尔曼—史密斯(缅甸总督) 藏于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
格里格(陆军国务大臣) 文件藏于剑桥丘吉尔学院
哈利法克斯(外交大臣) 文件藏于伦敦公共档案馆
汉基勋爵(首相秘书) 文件藏于剑桥丘吉尔学院
伊斯梅(帝国参谋总长) 文件藏于伦敦国王学院
林利思戈勋爵(印度总督) 文件藏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
马丁(《新国务家》杂志总编) 文件藏于苏塞克斯大学
皇家国际事务学会文件藏于伦敦查塔姆大厦
索姆维尔(海军元帅) 文件藏于剑桥丘吉尔学院
伍尔夫(工党帝国问题咨询委员会秘书) 文件藏于苏塞克斯大学
还可以举一个广泛使用美国私人文件从事美国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研究的例子, 其主题为战后初期美国对日占领。[7]这些文件同样储存于美国多个不同地点, 包括:
谢尔曼(海军上将) 文件藏于海军历史中心
贝尔纳斯(国务卿) 文件藏于克莱姆逊大学
顾维钧(中国驻美大使) 文件藏于哥伦比亚大学
道奇(银行家、对日占领政策顾问) 文件藏于底特律公共图书馆
格鲁(副国务卿) 文件藏于哈佛大学
艾尔索普兄弟(政论家) 文件藏于国会图书馆
陈纳德(战时美国驻华空军将领) 文件藏于国会图书馆
杰塞普(国务院无任所大使) 文件藏于国会图书馆
李海(总统参谋长) 文件藏于国会图书馆
麦克阿瑟(驻日盟军总司令) 文件藏于麦克阿瑟纪念馆
杜勒斯(国务院顾问) 文件藏于普林斯顿大学
福莱斯特(国防部长) 文件藏于普林斯顿大学
凯南(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 文件藏于普林斯顿大学
兰金文件(驻台湾使节) 文件藏于普林斯顿大学
史密斯(国会参议员) 文件藏于普林斯顿大学
艾奇逊(国务卿) 文件藏于杜鲁门总统图书馆
安德鲁(农业部对外农业关系司司长) 文件藏于杜鲁门总统图书馆
艾尔斯(白宫特别助理) 日记藏于杜鲁门总统图书馆
巴特沃斯(国务院远东司司长) 口述史藏于杜鲁门总统图书馆
康纳利(总统秘书) 文件藏于杜鲁门总统图书馆
埃尔西(总统行政助理) 文件藏于杜鲁门总统图书馆
格里芬(经济合作署远东计划司司长) 文件藏于杜鲁门总统图书馆
梅尔比(国务院菲律宾和东南亚处官员) 文件藏于杜鲁门总统图书馆
已刊档案史料的使用自然远比未刊档案史料方便, 对于往往在境内外学术旅行的机会和所需资金等方面受限制的研究者来说因而也更重要。事实上, 编辑已刊档案文件、将其整理成册以供出版的档案学家和历史学家们, 已经为其使用者的研究(无论其具体课题如何) 做了一种很重要的“前期准备”甚或奠基工作, 省却了相当大一部分非如此就必不可免的筛选、搜集、整理和有关考证工作, 其程度远大于分类整理未刊档案史料的档案学家和历史学家所为。这类工作有时具有很高的学术质量, 产生了某些编辑得很优秀的档案文件集。然而, 绝大多数此类文件集都经过大量筛选文件而成, 而筛选的标准往往不限于学术性。兰克就史料作者的动机所说的话, 也大致适用于此类文件集的编者: “有些人意在攻击或辩护, 有些人只是希望记载事实。” [8]不仅如此, 即便筛选的标准完全是学术性的, 对学术本身的理解和造诣, 以及对合理标准本身的贯彻, 也可以有不同程度的优劣之分。因此, 已刊档案史料的使用者应当明白, 他们面前的文件集在一定意义上只是别人“造就”的一个文选, 不能假定被筛去的、他们在其中看不到的文件都不那么重要, 都不会不利于(甚至大不利于) 依据被选中的文件可以得出的印象和结论。当代美国外交史学家们大多知道的一个例子, 是关于非常有名的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丛[9]在1990 年初的一个事件: 当时, 负责专为国务院就有关该集丛提供建议的国务院外交史文献顾问委员会主席、著名美国外交史学家沃伦·科恩(孔华润) 突然辞职, 因为他确信“国务院正在戏弄历史”, 并且特别批评允许《美国对外关系》1952 - 1954 年第10 卷(伊朗卷) 的出版, 该卷完全未提及关于中央情报局在推翻摩萨台首相和恢复巴列维国王统治一事上所起的关键作用的资料, 这是“赤裸裸地歪曲美国在那里行动的欺骗行径”。[10]
可以将《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丛当作已刊档案史料的首要例解, 因为在此类史料中间它历时最久, 规模首屈一指, 历史记录相对而言最为完整。仅到1990 年许, 每年俱出多卷的该集丛总计已达约300 卷, 涵盖了从19 世纪60 年代到20 世纪60 年代其间几乎所有的美国外交问题和事件。其篇幅随历史推移和美国世界事务的增长而愈益增大: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 一卷或两卷篇幅便足以编成每个年度美国对外政策的大体完整的记录, 然而导致美国参战的众多事态急剧地扩展了外交档案资料的数量, 致使关于一战期间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多达30 卷。第二次世界大战自珍珠港事件往后则产生了近40 卷, 而随着冷战的出现, 美国在世界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中都直接或间接地起了重要甚或主要的作用, 相关的《美国对外关系》集丛篇幅便随之大为增加。在主导其编辑出版的诸项原则中, 最重要的是两条: (1) 历史事件发生25 年后, 一般须将有关的档案文件解密和出版, 除非经政府内负责解密审定的专职机构断定如此将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其他若干准则; (2) 不能为了隐瞒可能被某些人认为是美国政策错误或缺陷的目的而省略事实。[11]这些原则多年来大多得到遵守, 学者们大体上对国务院内专门负责编辑该集丛的机构(国务院公共事务司历史学家处) “编纂与出版美国外交完整记录的不竭努力表示满意”。[12]不过, 近年来也发生了一些严重的问题, 除了上面谈到的对某些重要历史事态大作隐瞒和歪曲外, 主要是在“文献爆炸”的同时资金和人力短缺, 致使外交事件发生与史料解密之间的时间差越拉越大。然而无论如何, 该集丛对美国对外政策史学界来说, 早已是最重要、使用得最广泛的档案资料源泉, 同时也是20 世纪大凡涉及美国的所有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
已刊档案史料的另一个非常著名和重要的例子是《英国对外政策文件(1919 —1939年) 》。[13]自出版以来, 它一直是国际关系史学家们探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政治和二战起源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这一文件集肇始于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1944 年3 月在下院作的宣示, 即英国政府决定发表外交部1919 —1939 年档案中最重要的文件, 并且为早日发表那些对理解二战的爆发更适用的文件, 将整个集丛分为从1919 年开始和从1930 年开始的两大系列, 同时分头进行它们的编辑出版工作。1948 年5 月间, 英国外交部又宣布设立第三大系列,从1938 年德奥合并前夕开始, 即涵盖紧接着二战爆发的那个时期, 或者说原先计划作为第二系列结尾的部分。这一文件集的规模相当巨大, 每一大系列都包含多卷, 逐年陆续出版, 而其编者并非编纂《美国对外关系》那样的专门政府机构, 而是被英国外交大臣委任为总编的民间的国际关系史大家。文件被区分为在发表方面优先和不优先的两大类: 前者是所谓“行政文件”, 包括给英国驻外使团的指令、驻外使团就与外国政府的外交往来给外交部的汇报、外国政府代表在伦敦进行谈判的记录、英国外交大臣或其他国务大臣参加的国际会议记录等; 后者则是所谓“信息文件”, 大多由英国驻外使团关于“观察所及范围内”国家的一般政治和经济状况的文书和电函构成, 它们是否被纳入《英国对外政策文件》由其本身的重要性和收纳“行政文件”后所余篇幅空间大小决定。另外, 文件的具体编排遵循“时间顺序”与“主题分类”两相折中的原则。
在现当代国际关系史领域, 还有其他一些非常著名的已刊档案文件集, 它们一直得到广泛使用。其中包括: 多系列多卷的《德国对外政策文件(1918 —1945 年) 》, [14]主要出自对德战争末期美英盟军缴获的魏玛共和国和纳粹德国的大量档案; 《纳粹—苏联关系(1939 —1941年) 》, [15]系冷战初年美国政府为对苏冷战目的而编辑出版, 影响极为重大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议定书即由此被公诸于世;《五角大楼文件》, 包括美国国防部原始版、“参议员格拉韦尔”版(4 卷简缩版) 和“纽约时报版”(单册简缩版) , [16]《美国对外关系》相关年代的越南卷出版以前, 它是研究美国如何陷入越南战争的惟一可用的档案文件来源; 《中美关系白皮书》, [17] 它不仅对中美关系史研究、而且对中美关系史本身皆有重大影响。在此, 还须提到现代中国的已刊档案史料集, 其中规模最大和最重要的当推14 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最后一卷到1949年) , [18]收入了某些很重要的中国共产党外交文件。
在国际关系史领域, 无论是未刊档案史料, 还是已刊档案史料, 对其具体形态都可作下列基本分类: 信函或电函; 备忘录、谈话记录或纪要、会议记录或纪要、谈判记录或纪要、政策文件。大体而言, 它们要么是属于记录决策过程(包括了解和界定形势) 的文件, 要么是属于记录决策结果的文件。一般而言, 质量最佳的已刊档案文件集详密地包含了前一类文件, 而质量最次的大致仅包含后一类文件。
四
官方史顾名思义, 是官方机构或作为官方人员的官方史学家(以及享有官方档案利用权特惠的准官方史学家) 撰写和发表的史著。其一般特征和长处, 首先是能够使用尚未对民间史学家解密的大量档案文件, 从而展示尚不为后者所知、或者所知远非其详的历史事态和过程, 因而拥有后者尚无从达到的历史理解便利和深度。就是由于这一重要原因, 官方史的发表往往能给人“耳目一新”和“恍然大悟”之感, 往往能使特定主题上的历史探究大进一步, 高质量的官方史尤其如此。不仅如此, 官方史在对历史作评论(而非叙述) 方面, 与民间或私人史学家相比一般采取较为持平、冷静的方式和相当简练、甚或含蓄的文风, 而且经常大致只让“事实本身说话”; 这样做有其特殊的感染力和影响效能, 往往有利于在读者面前增加可信性, 并且为读者自己保留更多的思考和判断余地。
到目前为止, 规模最大的官方史大概是英美两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官方史。它们卷帙浩繁, 涵盖战时军事、战略、政治、外交、生产和物资供给等多个功能领域, 连同各军兵种和各战区。例如, 在英国的二战官方史系列中就包括五卷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对外政策》, [19]具备相当高的学术质量和广泛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这一分战区写的规模浩大的系列官方史中, 有对二战时期中美关系、美国东亚战略甚而中国国内政治的展示和研究贡献很大、质量优秀的三卷本中缅印战区史, 即美国陆军部史学家查尔斯·罗马纳和赖利·森德兰合著的《史迪威赴华使命》、《史迪威指挥权问题》和《中缅印战区时光将尽》。[20]又如, 美国官方史《联盟战争的战略规划》(两卷) 、《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中国纠葛》等, 在发表几十年后的当今仍是研究战时盟国外交和战略的必读书。[21]在其他某些重要的对外政策、战争和战略史问题上, 美国也有一些质量参差不齐的官方史, 例如关于朝鲜战争的《南至洛东江, 北到鸭绿江》、《美国海军作战史: 朝鲜》、《参谋长联席会议史》第3 卷《朝鲜战争》, 关于对日占领和改造的《日本的政治转向(1945 年9 月—1948 年9 月) 》等。[22]在中国为数较少、严格依据大量未刊档案史料编纂的官方史中, 与中国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研究密切相关的《周恩来年谱》堪称杰出, 它在学术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前苏联有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主编的多卷本官方史《外交史》, 但其学术质量和公正程度甚低。
所谓公开文件, 亦即历史事件发生和进行时即已公开的关于该事件的官方言论, 是从未被保密的官方文献。显然, 与在长短不等的时期里被保密的档案文件有别, 公开文件的内容一般大受有关的对内对外因素限制, 即受限于种种导致官方要在不同程度上隐瞒或保留其态度、看法、政策动机或政策内涵的内外考虑。在这个意义上, 对还原历史、探索历史的努力来说, 公开文件的内容一般固有其程度不等的不完全性或“不真实性” (它们有时大到如此地步, 以至使文件的内容成了纯粹的“浮言虚饰”) 。因此, 在绝大多数场合, 公开文件作为史料的用处有不应忽视的局限性。然而另一方面, 如果展示和探究有关历史实属需要, 而档案史料却由于各种原因未予开放, 那么在明白公开文件有其局限的同时, 利用和倚重公开文件便是必不可免的和有益的。不仅如此, 对公开文件尽可能全面的把握, 加上精明得当的使用和对任何优良的研究都不可或缺的、强健的思考能力, 有时可以产生质量甚高的研究成果。在国际关系史领域,如威廉·麦克尼尔的《美国、英国和俄国: 它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 - 1946) 》、邹谠于20 世纪60 年代初发表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 - 1949) 》、90 年代以前美英几代苏联学泰斗撰写的一些苏联对外政策史杰作等等, 都相当成功地克服了缺乏档案史料这一障碍, 提供了至今仍不失基本准确性的历史图景。
按照其编辑出版者区分, 公开文件可以分为国际组织编辑出版、政府编辑出版、民间机构或私人编辑出版等不同类别。此外, 公开文件还有一个特殊的门类, 即国际(公开) 条约集。就国际关系史料而言, 在国际组织编辑出版的公开文件中, 二战前的国际联盟文件、二战后的联合国文件以及北约、欧共体与欧盟等尤为重要的多国组织的文件自然被运用得最广泛。同样就国际关系史料而言, 在政府编辑出版的公开文件中, 出自美国政府的可谓种类最多, 也最规则化和周期化。尤为著名的是《美国总统公文》集丛[23]、《国务院公报》[24]、《美国对外政策》集丛[25]、《国会纪录》[26]和种数非常繁多的国会公开听证会纪录。《美国总统公文》按照二战后历届总统执政的年度顺序, 将其公开演讲、声明、国情咨文、公开函件、记者招待会谈话等汇集成卷出版。例如, 杜鲁门总统1950 年公文集[27]在1965 年由美国政府印刷局刊印发行。《国务院公报》系月刊, 历时达50 年之久, 直到1989 年才出于节省政府开支的考虑停办。它通常包括美国对外政策决策者(特别是国务卿) 的公开讲话、谈话和声明全文。《美国对外政策》集丛亦由美国国务院编辑, 它始于1950 年出版的《美国对外政策十年基本文件(1941 —1949 年) 》,相继而来的是《美国对外政策基本文件(1950 —1955 年) 》和1956 —1967 年间连续出版的年刊《美国对外政策: 当前文件》。[28]它在1968 —1976 年间停止出版, 但在80 年代初重新出了一卷本的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基本文件(1977 —1980 年) 》。从1981 年起, 《美国对外政策: 当前文件》作为年刊恢复出版, 而8 年后《国务院公报》的停办增加了它的重要性, 使之成为“美国最近外交政策文件的惟一综合性资料来源”。[29]《国会纪录》在美国国会开会期间定期刊发, 全文记载议员们在国会的发言、辩论和动议等, 因而总量汗牛充栋, 对深入和全面地探究影响或决定美国对外政策行为的国会因素往往至关紧要。国会公开听证会纪录全文记载国会议员在此类听证会上所提的问题, 连同被要求出席听证会的行政当局有关官员和其他人等(多半是有关学者)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即“证词”。每次这样的听证会皆单独出版其纪录, 有些对美国对外政策或其历史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例如, 1951 年初杜鲁门罢免麦克阿瑟之举引起政治大风潮, 导致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举行听证会, 马歇尔、艾奇逊、布雷德利等最高层决策幕僚几乎倾巢出动, 提供了大量依据决策内情的重要证词, 以便替行政当局关于东亚地区和中朝等国的政策和战略辩护。由此产生的《远东军事形势听证会纪录》[30] 多年来都是二战期间和战后初期美国东亚政策和对华政策研究的最重要史料之一, 例如前述名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 - 1949) 》就在颇大程度上依靠这一史料。
其他一些国家政府亦有其出版的相当著名的公开文件。中国政府自1957 年起, 曾在多年里连续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个人文集, 就其大多数内容而言, 具有政府公开文件集的性质。按照中国的国情, 不仅报载中国领导人讲话, 而且中央级主要报刊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和外交部发言人谈话等, 实际上亦属政府公开文件。前苏联的情形与此类似, 特别是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最高领导人的文集, 构成研究苏联对外政策的重要公开文件资料, 此外还有若干非定期的专题对外政策文件集。在英国政府的公开文件中,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历史非常悠久、总篇幅极为浩大的《汉撒德———下院辩论纪录》, [31]它对于议会制英国对外政策史的研究往往是重要的。
就当代国际关系史的史料而论, 在民间机构或私人编辑出版的政府公开文件集中间, 尤为著名的有美国世界和平基金会所出二战和战后初期《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多卷[32]、美国对外关系协会所出20 世纪60 —70 年代《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多卷[33]、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所出20世纪40 年代末至60 年代初《国际事务文件》等。[34]
回忆录、书信集、已刊日记、当时报刊报道或评论等, 是在历史研究中往往使用得很广泛的一大类史料, 而且属于同时代资料(第一手史料) 范畴, 总的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性和可贵性。例如, 前面提到过的那部研究太平洋战争期间对日作战盟国的战略和外交的名著, 仅美国方面的回忆录、书信集和已刊日记就使用了51 种, 包括在二战国际关系史和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内相当著名的艾奇逊回忆录、波伦回忆录、贝尔纳斯回忆录、陈纳德回忆录、格鲁回忆录、哈里曼回忆录、赫尔回忆录、李海回忆录、史汀生回忆录、杜鲁门回忆录、富兰克林·罗斯福私人书信、摩根索日记、斯退汀纽斯日记、福莱斯特日记、史迪威日记等等。[35]又如,在中国学者所作的一项关于1949 —1950 年间美国对新中国政策和中美关系的研究中, 就这大致仅两年的双边历史状况和过程, 就至少有20 种有关的回忆录和已刊日记得到使用。另外,在这项研究中, 被广泛查阅和使用的中外当时报刊亦有约20 种。[36]
概括地说, 回忆录、书信集、已刊日记和当时报刊报道或评论是这么一类史料: 它们一方面如前所述至关重要, 但另一方面其可靠程度(因而作为史料的主要价值) 又参差不齐, 因而必须基于对其作者的信息来源和人格旨趣的尽可能深入的认识, 逐一予以分辨和判断, 还必须参考其他第一手史料来帮助评判。特别就回忆录而言, 任何较有经验的历史研究者都很清楚,当事人发表回忆录可以大致或主要从客观记事的动机出发, 但也可以不这样做, 借用兰克的话说,“有些人意在攻击或辩护, 有些人只是希望记载事实。”关键的区别, 就在于这两类回忆者大为不同地对待分明不利于自己或自己一方的声誉或形象的重要事实: 前者予以隐瞒或严重淡化, 后者则照实录写。不仅如此, 任何较有经验的历史研究者还知道, 由于个人的大脑记忆能力有限, 因而撰写回忆录时有一点至关紧要, 那就是能否和是否尽量广泛深入地查阅有关的未刊档案文件, 而就国际关系史领域而言尤其是未刊的官方外交档案文件, 以便检验、校正和补充往往不甚可靠的个人记忆。能否如此查阅有关档案, 取决于回忆录作者撰写回忆录时的政治地位和未刊档案使用权, 而政治地位的高低决定未刊档案使用权的有无和大小。至于是否尽量广泛和深入地利用能够使用的未刊档案, 当然取决于回忆录作者的写作态度和史料驾驭能力,连同可以用来撰写回忆录的时间长短以及可以得到怎样的专门协助等等。总之, 回忆录作者的信息来源和人格旨趣大不相同, 他们发表的回忆录作为史料的可靠程度和史学价值便有显著的高下之分。对于书信集和已刊日记, 大体上也可以依据类似的道理来评判, 特别是分析和判断其编纂、撰写和发表的动机, 考究它们展示的史实图景与其他第一手史料所述的一致和区别。
丘吉尔所著六卷《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37]与《赫鲁晓夫回忆录》[38]提供了一对范例,可用来分别例解上述两类史学价值大不相同的回忆录。丘吉尔作为英国战时领袖和保守党魁首, 即使在撰写其二战回忆录时已经不在首相任上, 但仍能近乎无限制地查阅和使用关于二战起源和过程的全部英国官方档案, 并且在这方面可得到足够的专门人力协助。他本人就是一位大史家, 发表过历史名著《世界危机》四卷(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和《马尔博罗: 他的生平和所处时代》六卷, [39]具备可称第一流的史料驾驭能力。不仅如此, 他是警觉和抵抗纳粹德国侵略扩张的最早和始终不渝的倡导者之一, 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已经由历史证明了他在这些方面的远见、勇气和雄才大略, 一般毋须回避整个这一重大历史过程中他个人犯有的某些策略性失误。所有这些, 加上他作为史家的正直, 再加上关于二战的多国档案文件已经或必将陆续大量公布, 任何隐瞒或歪曲重大的历史事实都必定难以维持, 保证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具有久经考验的非常高的可靠程度, 出版后一向是有关研究领域的最重要的第一手史料之一。
与之相比,《赫鲁晓夫回忆录》几乎在史料价值的每个重要方面都处于不利位置。赫鲁晓夫口授回忆录时早已被推倒下台, 沦于当时苏联体制和政治文化环境中必然的倒霉境地, 不仅完全无法参阅未刊官方档案文件, 而且只能秘密口授其回忆录, 并且秘密将其送至西方以求公诸于世。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只能依靠自己的大脑记忆, 而他在年迈体衰之际的大脑记忆自然往往不那么可靠。此外, 赫鲁晓夫有太多的个人恩怨要表达, 有太多的历史是非要论辩, 何况人们知道他生性喜好激动, 有时甚至难免信口开河, 这就更使得他的回忆录必定包含较多的可疑成分。最重要的是, 在缺乏较多的其他佐证的情况下(苏联瓦解后其部分档案陆续开放以前尤其如此) , 很难确切判断他的回忆录中讲述的哪件秘事可信, 哪件秘事不可信或不太可信,因而这部回忆录只能被当作一种虚实不明的参考性史料, 其中的许多叙事难以被独立使用而不失历史研究的严肃性。当然, 从另一个角度说, 在有关的苏联档案史料不为人知的颇长时期内, 它一定程度上具有几乎独特的、帮助理解苏联历史的可贵作用。
大凡从事过去或现今的史学“热门题材”的研究时, 所用史料之中就数量或篇幅而言第二手资料(书籍和文章) 往往占多数。或者说, 这样的研究是在前人多番耕耘过的田地上再次耕耘, 以求做出视野、观点、资料或论说方式等方面的创新。因此, 有所鉴别、有所取舍地借鉴前人的耕耘成果至关紧要, 非如此就缺乏一部分研究基石和必要的启示, 甚至无从确定研究本身的学术意义。但是, 这样的成果毕竟是第二手的, 它们不能代替对第一手史料的独立钻研。在这个意义上, 每一次有意义的历史耕耘的对象都是历史事实这一处女地, 不同的耕耘方式(包括不同的眼界、思想倾向、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等) 会产生不同的耕耘成果。同样重要的是需要懂得, 不同类型的第二手资料具有不同的史料价值。它们可以分为: (1) 主要依据第一手资料写成的与并非如此的; (2) 当时人的著作与后世人的历史研究或叙述著作; (3) 专著与综述或综论。一般而言, 在以上每一种区分范畴内, 前者的史料价值优于后者; 或者大略地说, 主要依据第一手资料写成的专著或当时著作, 是比主要依据其他历史研究书籍或文章写成的后世著作(尤其是其中的综述或综论) 更可靠、更重要的史料。
注释：
[1] G·P ·古奇:《19 世纪的历史和历史学家》( G. P. Gooch ,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波士顿1959 年版, 第97 页。
[2]当然, 未刊“口述史”依其储存场所、所有权和处置权的不同, 可分别归属于未刊官方档案文件和未刊私人档案文件。
[3]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 or the Far East , Proceedings , Exhibits and Judgment ( Imperial War Museum, London) .
[4]克里斯托弗·索恩: 《一类盟友: 美国、英国和对日战争(1941 —1945 年) 》(Christopher Thorne , Allies of A Kind : The United States ,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 1941 - 1945) , 纽约1978 年版。
[5]伊丽莎白·巴克尔: 《夹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英国人(1949 —1950 年) 》( Elisabeth Barker , The British Between Superpowers , 1949 - 50) , 伦敦1983 年版。该书史料来源见书末参考文献部分。
[6] 罗丝玛丽·富特:《错误的战争》(Rosemary Foot , The Wrong War) , 纽约州伊萨卡1985 年版。该书史料来源见书末参考文献部分。
[7] 迈克尔·沙勒:《美国对日占领》(Michael Schaller ,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 apan) , 纽约和牛津1985 年版。该书史料来源见书末参考文献部分。
[8]古奇:《19 世纪的历史和历史学家》, 第75 页。
[9]U. S. Department of State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series.
[10]戴维·帕特森:《美国国务院外交史编辑室及其工作》, 《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1 年第8 期, 第43页。这里的“国务院外交史编辑室”即下文的“国务院公共事务司历史学家处”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 Department of State) 的另一个译法。
[11]《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的主要编辑出版原则由国务卿凯洛格于1925 年3 月首次发布, 它规定: 不可更改文件, 不可在不指明文件中什么地方作了删节的情况下予以删节, 不可删略对做出一个政策决定有重大意义的事实, 不可为了隐瞒可能被某些人认为是美国政策错误或缺陷的目的而省略事实; 然而, 允许出于下列五项理由而省略某些文件: (1) 为了避免发表“将趋于阻碍现行外交谈判或其他事务”的资料; (2) 为了使历史记录紧凑和避免重复不必要的细节; (3) 为了维持个人和外国政府对美国政府的信任; (4) 为了避免不必要地冒犯其他国家的国民或个人; (5) 为删略文书中未被美国政府采纳的个人看法, 但有一例外, 即在记录重大的政策决定的场合, 应当尽可能展示该决定做出前向政府提出的不同选择。见《美国对外关系》各卷前言。
[12]帕特森:《美国国务院外交史编辑室及其工作》,《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1 年第8 期, 第42 页。
[13]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 - 1939 , three series.
[14]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 - 1945 , series.
[15]U. S. Department of State, Naz i2Soviet Relations , 1939 - 1941 , 华盛顿1948 年版。
[16]美国国防部:《美国—越南关系(1945 —1967 年)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 United States-Vietnam Relations , 1945 - 1967) , 12 卷, 华盛顿1971 年版;《五角大楼文件: 关于美国越南问题决策的国防部史》(参议员格拉韦尔版) ( Pentagon Papers : Department of Def ense History of U. S. Decision Making in Vietnam [Senator Gravel Edition]) , 4 卷, 波士顿1971 年版; 《五角大楼文件纽约时报版》( Pentagon Papers , as Publish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 纽约1971 年版。
[17]U. S. Department of State ,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 华盛顿1949 年版。其中译本为《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 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年版。
[18]中央档案馆编, 1982 —1987 年出版。
[19]L. Woodward ,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 5 vols. , 伦敦1970 —1976 年版。
[20]Charles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 Stilwellps Mission to China; Stilwellps Command Problems ; Time Runs Out in C. B. I. , 华盛顿1953 , 1956 , 1959 年版。
[21]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Snell , St rategic Planning f or Coalition Warf are , 1941 - 42 , 华盛顿1953 年版; Maurice Matloff , St rategic Planning f or Coalition Warf are , 1943 - 44 , 华盛顿1959 年版; Herbert Feis , Churchill , Roosevelt and Stalin ,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67 年版; Herbert Feis , The China Tangle ,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72 年版。
[22]Roy Appleman , South to the N aktong , North to the Yalu , 华盛顿1969 年版; James Field ,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 Korea , 华盛顿1962 年版; James Schnabel and Robert Watson ,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 s of Staff : The Joint Chief 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 Vol. 3 : The Korean War , 2 parts , 特拉华州威尔明顿1979 年版; SCAP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 The Political Reorientation of Japan , September 1945 - September 1948 : Report of the Government Section of SCAP , 2 vols. , 华盛顿1948 年版。
[23]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 series.
[24]U. S. Department State , Bulletin.
[25]该集丛曾几易其名, 见下文。
[26]Congressional Record.
[27]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 Harry S . Truman , 1950.
[28]A Decad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B asic Documents , 1941 - 1949 ;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Basic Documents , 1950 - 1955 ;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Current Documents.
[29]帕特森:《美国国务院外交史编辑室及其工作》, 第41 页。
[30]U. S. Senate Committees on Armed Services and Foreign Relations, Hearings on the 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 82nd Congress, 1st Session , 华盛顿1951 年版。
[31]Hansard , 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 series.
[32]World Peace Foundation , Document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 series.
[33]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 gn Relations , series.
[34]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series.
[35]艾奇逊:《创世亲历记》(D. Acheson ,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 伦敦1970 年版; 波伦:《历史的见证》(C. E. Bohlen , Witness to History) , 伦敦1973 年版; 贝尔纳斯:《坦率直言》(J . F. Byrnes , S peaking Frank2l y) , 伦敦1948 年版; 陈纳德:《一名战士的道路》(C. L. Chennault , Way of a Fi ghter) , 纽约1949 年版; 格鲁:《驻日十年》(J . C. Grew , Ten Years in J apan) , 伦敦1945 年版; 格鲁:《动乱时代》(J . C. Grew , Tur2bulent Era) , 伦敦1953 年版; 哈里曼和阿贝尔: 《特使: 与丘吉尔和斯大林会谈(1941 —1946 年) 》(W. A.Harriman and E. Abel , S pecial Envoy to Churchill and Stalin , 1941 - 1946) , 伦敦1976 年版; 赫尔:《回忆录》第二卷(C. Hull , Memoi rs , Vol. II) , 伦敦1948 年版; 李海: 《亲历其境》(W. D. Leahy , I Was There) , 伦敦1950 年版; 史汀生和邦迪:《从事公职: 平时与战时》(H. L. Stimson and M. Bundy , On Active Service inPeace and War) , 纽约1948 年版; 杜鲁门: 《决定的一年———1945 年》( H. S. Truman , Year of Decision ,1945) , 伦敦1955 年版; 埃利奥特·罗斯福编: 《富兰克林·罗斯福私人书信(1928 —1945 年) 》( E. Roose2velt ed. , F. D. R. : His Personal Letters , 1928 - 1945) , 第二卷, 纽约1950 年版; 布卢姆: 《摩根索日记:战争年代(1941 —1945 年) 》(J . M. Blum , From the Morgenthau Diaries : Years of War , 1941 - 45) , 波士顿1967 年版; 坎贝尔和赫林合编:《斯退汀纽斯日记(1943 —1946 年) 》( T. Campbell and G. Herring , eds. , TheDiaries of Edward R. Stettinius J r. , 1943 - 1946) , 纽约1975 年版; 米利斯编:《福莱斯特日记》(W. Millised. , The Forrestal Diaries) , 伦敦1952 年版; 白修德编:《史迪威文件》( T. H. White ed. , The Stilwell Pa2pers) , 纽约1948 年版。见索恩:《一类盟友: 美国、英国和对日战争(1941 —1945 年) 》, 第737 - 739 页。
[36]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1949 - 1950) 》,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 见书末“资料来源与参考文献”部分。
[37]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六卷(Winston S. Churchill , The Second World War , 6 vols. ) ,波士顿1948 —1953 年版。
[38]《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译本) , 东方出版社1988 年版; 《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中译本) , 东方出版社1988 年版。
[39]The World Crisis , 4 vols. , 纽约1923 —1927 年版; Marlborough : His Life and Times , 6 vols. , 纽约1933 —1938 年版。不过, 有历史学家批评《马尔博罗》是一部“极好的文学性著作”而非信史。然而, 也有历史学家认为虽然可能是如此, 但“这部著作很难据此予以摒弃, 因为在很大程度上, 它应当仅仅作为对国务家素质和才能的一方漫长、深刻的思索来被阅读。”见埃利奥特·科恩: 《丘吉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联盟战略》, 载保罗·肯尼迪编:《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版, 第63 页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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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时殷弘
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05 年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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