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及其学习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的观念性因素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理论批判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新自由制度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物质主义，只重视国际关系中物质力量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国际问题中的观念性因素的研究与阐释。1

   对于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而言，这种批判并不能反映出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真正内容。新自由制度主义的领军人，罗伯特·基欧汉就曾对此表示过不同意见。事实上，早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基欧汉与奈就已经开始有意或无意地在分析国际关系中的物质性因素的同时，引入了多种观念性因素。例如，在分析其核心概念——符合相互依赖的特征时，两位作者引入了多渠道的社会联系这样一种已经具有观念性因素的概念。2同时，两位作者在这本专著中，着重强调了国际机制在国际关系的重要地位——而国际机制的两个重要的前提在于国际社会行为体的共同利益与国际社会的组织化程度两种的观念性因素。3

   然而，在这一时期，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对国际关系中的观念性因素的研究，多是一些零散的、自发性的阐释，真正的具有其自身特色的理念主义理论是在2000年第三期的《国际组织》特刊上的一系列对于国际关系中的合法性（Legalization）问题进行讨论的文章。4其中，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们从理论与案例两个方面详尽地阐释了合法性问题的各个方面。所谓合法性，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们认为，是指“一组国际组织能够（或不能够）运行的独特特性”5。这些特征是为三个层面因素所定义的：义务（obligation）、精确性（precision）与委托（delegation）。义务意味着国家或其他行为体为一个或一系列规则或承诺所联系在一起；精确性表明规则没有歧义地规定了它们所需要、认可与预测的行为。而委托则表明了规则的贯彻、解释以及应用，争端的解决，以及有可能的进一步的规则的制定，这些活动被授权给了第三方6。（见下图）

   图二：合法性的维度

   注： Kenneth W. Abbott, Robert O. Keohane, Andrew Moravcsik, Anne-Marie Slaughter and Duncan Snidal, “The Concept of Legal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4, 3, Summer 2000, pp.404.

   同时，合法性也不是固定不便的，而是流动的。合法性的三个维度的可变性事实上已经成为其核心特征。同样的，我们也可以从下表看到这一点，每一个维度的元素都表现为一种连续谱（continuum），所有的这些元素都在这些连续谱中运动：或者表现为较弱的形式——缺乏合法性的义务、精确性或委托，除非其已经被作为国际社会运行的背景而存在，或表象为图三右端的比较强的形态。7

   那么，国家将如何能够明晰或获得对这种合法性观点的认可呢？在这一点上，约瑟夫·奈在1987年的论文《核学习与美－苏安全机制》中所使用的学习理论给予了很好的回答。奈认为：“所谓学习，就是通过研究或经验来获取知识”。8而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则强调：学习过程就是“对新理解的认识导致一种意外的效果，这种效果常常会引起在达到一种目的时，采取一种与从前不同的、更加有效的手段”。9而学习又可以分为“简单学习”（Simple Learning）与“复杂学习”（Complex Learning），“个体学习”（Individual Learning）与“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两对文本。同样的，按照厄恩斯特?哈斯的文本，国家的学习过程是指在国际关系中，“新的知识被用来重新定义国家利益的内涵”。10而乔治? 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则指出国家的学习过程实际上是一种“进化式学习”（Evolutionary Learning），即具有较高级秩序的国际关系，实际上是通过一种自组织（A process of self-organization）的方式逐步形成。这种自组织的过程就是国际关系中的进化式学习。11通过这种学习过程，国际社会的运行机制将获得合法化，即为国家所承认。按照奈的观点，美－苏核安全机制的形成实际上就是一种对核规则的学习过程。而从合法性的角度而言，则是该种核安全机制获取合法性的过程。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们已经将合法性作为其关于国际关系中的观念性因素的一个核心概念，并由此演化出了一整套相关理论，从而有力地回击了其他理论对其的攻击。

参考书目：

[美]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三版。

[美]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学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王逸舟著：《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Joseph S. Nye, Jr.,“Nuclear Learning and U.S.-Soviet Security Regi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 3, Summer 1987.

Kenneth W. Abbott, Robert O. Keohane, Andrew Moravcsik, Anne-Marie Slaughter and Duncan Snidal, “The Concept of Legal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4, 3, Summer 2000.

注释：

1 [美]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学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4页－38页。

2 见[美]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三版，25页－26页。

3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pp.3，转引自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364页。

4 有关对于合法性概念的讨论，见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4, 3, Summer 2000.

5 Kenneth W. Abbott, Robert O. Keohane, Andrew Moravcsik, Anne-Marie Slaughter and Duncan Snidal, “The Concept of Legal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4, 3, Summer 2000, pp.401.

6 Kenneth W. Abbott, Robert O. Keohane, Andrew Moravcsik, Anne-Marie Slaughter and Duncan Snidal, “The Concept of Legal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4, 3, Summer 2000, pp.401-pp.402.

7 有关合法性不同维度的流动性的具体表述，参见Kenneth W. Abbott, Robert O. Keohane, Andrew Moravcsik, Anne-Marie Slaughter and Duncan Snidal, “The Concept of Legal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4, 3, Summer 2000, 406.

8 Joseph S. Nye, Jr.,“Nuclear Learning and U.S.-Soviet Security Regi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 3, Summer 1987, pp.378.

9 Ernst Haas, “Why Collaborate? Issue-Linkage and International Regimes”,World Politics 32, April 1980, pp.390,see Joseph S. Nye, Jr., “Nuclear Learning and U.S.-Soviet Security Regi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 3, Summer 1987, pp.378.

10 Ernst Haas, “Why Collaborate? Issue-Linkage and International Regimes”,World Politics 32, April 1980, pp.390,see Joseph S. Nye, Jr., “Nuclear Learning and U.S.-Soviet Security Regi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 3, Summer 1987, pp.378.

11 王逸舟著：《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