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主任王续添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杨光斌教授致辞。他指出，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历史政治学”恰是总书记讲话精神的衍生物。虽然历史政治学现处于初创阶段，但已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希望学界同仁继续建言献策，共同搭建学术平台，构筑学术共同体。

    论坛伊始，剑桥大学约翰·邓恩教授回顾了过去2500多年民主是如何传播到世界各地，并持续发挥影响的历程。他指出，民主的产生是一个具有地区偶然性的事件，而非人为制造以适应共同体的政治安排，对民主政治性的使用，需要我们重新建立对政府的信任，并以一种能够挽救重复性失败的秩序来增进彼此间信任。中国人民大学黄嘉树教授指出，历史政治学是从中国的角度出发，为思考、探求和阐释人类整体的政治发展规律提供资源和借鉴的。历史政治学强调从自己国家兴衰的经验教训中，建立评判政治是非的标准和探求政治发展的规律，其是对政治学的拓展和强化，而不是与政治学分庭抗礼。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以中国的国家成长是“早熟”，抑或“成熟”的设问指出，学术是一个传承流淌的河流，处于上游的是概念的定义者，拥有定义权，并规范下游人群的思维，所以我们中国常常是做的出但讲不出，这是最大的症结。关于什么是历史政治学，杨光斌教授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历史政治学延续了历史社会学的脉络，即一种历史的社会科学，其不但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而且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这是在既有的、成熟的、发达的历史社会学的前提下，我们提出历史政治学的根本原因。

    紧接着，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对西晋江统的《徙戎论》做了文献评说，他指出，此书乃西晋最杰出的政治文献之一。面对蛮夷问题，江统基于对华夏偏颇信条和可贵历史经验的继承，成功预测了华夏史上最悲惨、最黑暗的五胡乱华时代，并进而提出了“申谕发遣、还其本域”的战略主张。北京大学马戎教授讨论了关于中华民族文化建构的几个问题，他认为，在思考中国社会的文化建设时，不能仅局限于文化体制的改革，还需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内涵等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南京大学闾小波教授考察了王韬、李大钊、毛泽东对构建现代国家“根本性议程”的探讨，指出“何以安民”始终是他们关注的核心，“民为邦本”是历史给定的思考国家根本性议程的约束性条件。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正华研究员回顾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70年历史，指出这一光辉历程为新中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提供了有力保障，是新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戴长征教授分析了民族主义类型与近代国家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对近代国家的构建产生重大影响的民族主义类型分为“公民-领土民族主义”、“族群-领土民族主义”、“文化-领土民族主义”三类。

    在随后的专题讨论环节，各位学者立足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视角，从不同的层面和维度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在“战争与现代中国”专题，中国人民大学王续添教授以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进路，解释和说明了1947年3月到1948年3月国民党军进攻延安和中共中央转战陕北何以成为“新中国”诞生的“关键时刻”以及这一政治剧变背后的历史逻辑，并据此重新思考和阐释了战争与现代国家关系理论。南京大学李里峰教授探究了“五四运动”在“甲午”到“五卅”的“转型时代”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五四”使群众运动成为精英和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并与“主义”话语相互激荡，共同塑造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政治现代性。南京大学王建华教授科学分析了战争与制度的关系，他认为人民战争改变了常规战争的形态，促进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塑造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陕西师范大学武建强副教授基于陕甘宁边区的发展经验，考察了战争与党治国家的兴起问题。他指出，特殊历史时期的某种时代特征和社会结构，会持续地、潜移默化地渗透、影响和改造政党理念与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品格与国家特性。

    在“文化与现代中国”专题，中山大学郭忠华教授基于“夷”字的语义分析，认为雍正帝等清代统治者和英国殖民者分别塑造出两条“夷”字语义链，一条为“夷/籍贯/出生地”，另一条为“夷/barbarian/野蛮人”。 这两条语义链反映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出现的两次转型，其语义的变化成为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过渡的缩影。中国人民大学张广生教授发掘了张之洞所著《劝学篇》在现代 “文明-国家”中的意义，并指出，在近代中国语境下，真正优秀的人群并不能因为其纯洁善良就可配称优秀，而是要“必仁且智”。吉首大学暨爱民教授反思了过往学术界对严复“自由”思想的定位问题，认为将其视为自由民族主义或许更为恰当，严复关于“自由”的理解、选择与运用，开启了近代中国“自由”之民族主义路径。云南大学孙保全副教授认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是一种宝贵的国民整合符号，能够在不同情境中强化国家内部凝聚力，具有独特的治理资源价值。

    在“当代中国的基层治理”专题，中国人民大学仝志辉教授以1950年代的山西平顺县为例，考察了作为一个集体的农民与新国家的农村治理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这种以集体经济组织为内核的集体村社，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新国家乡村治理的有效载体。华中师范大学谭文平助理研究员沿用“结构-功能”的研究范式，通过对长江区域内若干村庄的实证调查，发现长江区域传统社会表现为网状结构，并具有小型单元的典型特征。上海交通大学陈玮助理教授回答了基层公务员为何“为官不为”的问题，她认为“收入减少”主要影响低阶（科级及以下）公务员群体。反之，“问责风险”则显著冲击高阶公务员群体。北京外国语大学陈波老师结合社会控制理论与身份理论搭建解释框架，将户籍制度定义为“将身份嵌入社会控制”的制度建构，提出了当代中国从“身份政治”走向“公民政治”的应然发展方向。

    在“政治文化与当代中国国家建设”专题，中国人民大学林坚研究员从现实出发，对政治生态问题进行正反面剖析。他认为，绿色政治生态也是一种生产力，能够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央民族大学李俊清教授从民族问题透视现代国家建构历程。他指出，推进公民国家建设，塑造国民共享的文化价值体系，是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复旦大学刘红凛教授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治党模式指出，研究中国政治，尤其是政治发展、治国理政问题，必须关注政党。中国共产党治党模式的选择，既要追求民主，更要注重法治，思想建党、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三者缺一不可。云南大学常轶军副教授认为，在现代化时空语境下，“大一统”的解码有利于推进现代化进程，挖掘“大一统”的政治认同资源，有利于促进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建构。辽宁师范大学李晶老师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反思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他指出，从中国语境来看，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制度和功能的集合体，同时具有历史的、知识的和文化的象征性意义，能够在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境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历史传统与现代国家建构”专题，中国人民大学姚中秋教授开宗明义地指出，近100多年来中国人所努力之事业不是从头构建现代国家，而是通过建立强大政府、推动工业化等努力实现固有的现代国家之复兴和发展。中国人民大学任锋教授认为，在思考现代共和立国问题时，钱穆超越了梁启超将道统与君主专制牢固绑定的政体论范畴，在共和一统的国家建构方向上重新阐明道统新义，思忖宪制新态，生发出极具启示性的普遍意义。北京大学罗祎楠助理教授以北宋新法时期国家对盐市场的干预为例，阐明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学养累计，历史资料熟稔、钩沉的能力与实际历史语境的理解和体悟能力，社会科学宏观与中层理论的熟悉三重学养累计是如何拉动中国古代历史和国家治理理论的双重进展。天津师范大学张舒老师从“政学失衡”的问题意识出发，指出由治体论研究所开启的历史政治学新的研究论域，其广阔的理论前景值得期待。天津外国语大学吴倩副教授立足历史政治学之建构，认为宋明乡约的基层治理模式与当代基层协商治理的基本精神相通，可为当代基层协商治理提供历史借鉴。

    在“代表制与当代中国国家建设”专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任贵祥研究员另辟蹊径，从历史向度出发探讨了华侨与一届全国人大的关系，认为华侨参与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体现了中国政治的民主性，奠定了华侨参政议政的制度基础。吉林大学殷冬水教授通过对建国以来党代会报告文本的分析发现，“人民”是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一个重要政治话语，尊重、体现和运用“人民”的道德力量，是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组成要素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孙龙副教授对代表结构比例问题进行了理论思考，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选举制度，强调比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亦是党的历史积淀的宝贵遗产。但在涉及个体利益时，如何权衡比例大小，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北京市委党校黄小钫副教授继续探讨了选举问题，他认为，伴随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选举型政治代表的不断涌现，政治代表与选举之间出现了“分离”，构成了对以选举为中心的代议制民主的挑战，为此，亟需重新思考代议制民主的概念并构建新的代表理论。

    在“政治思潮与现代政治变迁”专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左玉河研究员将中国古代儒家“民本”思想视为中国的本土思想资源，其在近代思潮中成为中国接纳西方“民权”思想的重要中介，但也出现了向民粹主义转化的趋势。中国人民大学韩冬临教授以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为例，针对民粹主义过往的测量方法加以分析，并指出了现行各种方法的优势、局限以及测量结果中出现的内在分歧。中国人民大学李石副教授将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平衡”和“敌友”两大概念进行比较，在梳理概念演化进程的基础上，对两者在道德对政治的约束作用、对战争态度、是否容纳价值多元三方面所存在的根本性分歧进行了阐释。上海交通大学黄宗昊老师聚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政治发展领域的研究趋势，认为历史制度主义在规避现代化理论的弊端时可以为新的政治发展勾勒研究纲领，亦能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诸多养分。

    在“制度变迁与当代中国国家建设”专题，复旦大学贺东航教授从国家与政党、市场、社会的关系角度出发，总结了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经验，提炼出复线式、共时性、量子态的中国现代国家特征，并倡导中国政治学研习者应努力形成“时空素养”观。吉林大学彭斌教授聚焦国家自主性的发挥，以权力、制度与机制为框架，解析了其破解中国现代化道路“双重难题”的内在逻辑，充分肯定了党的领导体制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中国人民大学张飞岸副教授针对当今世界出现的西方文明总体性危机，指出中国模式在近代为应对西方入侵所形成的应战性、批判性、对立性三大要素，可能为解决世界危机做出相应贡献。中国人民大学唐海华副教授对邹谠先生提出的全能主义进行了批判性反思，他认为全能主义理论在取代集权主义、历史解释能力与政府侵入社会三个方面存有缺陷，中国的治理模式需要新的理论加以解释。

    在“国家构建理论与当代中国的历史经验”专题，清华大学任剑涛教授从社会动员和政治整合角度出发，生动分析了激进主义在道德高位、组织形式、组织纪律方面的优势。但在进入现代化时期之后，激进主义所导致的社会脱嵌，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北京大学刘一皋教授从历史经验的简单搬用、分析方法的普遍套用、发展阶段的认识沿袭、工作转折需要重新解释历史四个方面分析了当代中国的历史叙述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林红教授敏锐地捕捉到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族群民族主义复归现象，深入剖析了其对民族国家在公民认同层面造成的巨大冲击，并提供了“切割论”、“维系论”两种协调公民身份与民族认同关系的方案。

    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与国家建设”专题，山东大学臧秀玲教授在分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基础上，指出必须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以完善协商民主机制为依托，以坚持法治精神为引导，才能最终实现将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目标。吉林大学马雪松教授从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所蕴含的历史逻辑与政治逻辑出发，根据两种逻辑的互动建构以及省制的内在属性与运行机理，在建制扩展、功能演化、意义漂移三个层面中探讨了近代中国的省制变迁历程。中山大学杜楠楠博士选取省级以上的网监机构作为研究对象，在纵向上透视中国互联网信息治理的制度建设过程，归纳出网监法律体系不断丰富、网监机构专门化的发展特点。深圳大学袁超助理教授基于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从中阐发干部选任过程中出现的直觉性悖论、结构性难题和整体性危机，诠释了干部“关系”裹挟、科层失灵与官场逆淘汰现象背后的内在逻辑。安徽师范大学季春芳老师总结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即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

    在新设立的博士生专场，中国人民大学杨端程博士讨论了在战争和长期对峙的压力下，精英联合对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兴衰的决定性影响。北京大学徐常锌博士发现，北宋初期天禧诏书在当时更多地只是一项临时举措，而不是一项具有持续性的制度构建。清华大学杨泽森博士利用中国辽宁多代人口数据库（CMGPD-LN）发现，在高强度的政治动员下，被统合者逃跑的发生风险会显著降低，而报告残疾的风险则显著增加。中国人民大学熊瑞涛博士以北京市为例，对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雏形——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演生逻辑、运作机制和历史意义进行了解读。中国人民大学释启鹏博士对比二战后韩国与智利的历史进程后指出，实施以国家引导的发展，通过国家对市场与社会的有效嵌入与统合，是落后国家扭转命运、实现有效发展的可能路径。北京大学吴泽民博士构建了运动式治理的概念体系，指出该概念的核心在于国家组织、政治动员和特定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陆屹洲博士认为社会科学终极范式的社会演化是推进国家认同研究的可行性方案。中国人民大学何家丞博士认为在民主理论研究中应摆脱文本诠释的窠臼，深化对于中国案例本身的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