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战争三十周年经验启示研讨会成功举办

2020.12.24 来源：人大国关

    12月1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主办的“海湾战争三十周年经验启示”研讨会成功举办。会议邀请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外交学院、参考消息等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国际战略、军事安全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会发言讨论，充分回顾和反思了海湾战争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助理、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李晨副教授为会议致开幕辞。李晨介绍了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的研究导向和运行情况，并强调广义的战争研究帮助高校战略研究与一般性的外交政策分析和安全研究区分开来。李晨指出，海湾战争不仅是朝鲜战争以来，大国参与的规模最大的常规军事冲突，而且处在冷战和后冷战两个时代的分水岭，承前启后，影响深远。第一，美苏军事竞争与海湾战争在观念和实践上存在双向联系；第二，海湾战争深刻塑造了新军事革命的观念与实践，以及主要大国军事体系的建设；第三，二十一世纪大国战略竞争推动主要大国军事战略规划、军事体系发展建设逐渐走出海湾战争观念的束缚。本次研讨会据此设计议程，回归历史经验，对接现实需求，期望为各位专家学者提供充分的交流机会。

第一议题：海湾战争与美苏竞争的经验教训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樊吉社以“海湾战争与美国用兵原则”为主题发言，从美国用兵原则入手，分析了其内容和海湾战争前后的变化。美国用兵原则包含四点内容：在核心利益受到侵犯、外交手段失败的情况下使用军事力量；进行充分的国内外动员，包括国内支持和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达成清晰的政治、军事目标界定；要有规划好的脱身战略。海湾战争前，美国因为越战的失利对上述几点原则进行了反思，成果是1984年的“温伯格原则”。这种反思为海湾战争提供了经验。海湾战争后，美国用兵原则放松了标准，在克林顿-小布什时期进行了长期的战争，缺乏清晰的目标与国际支持，所以奥巴马-特朗普时期进行反思，用兵谨慎，使得美国用兵原则逐渐回到海湾战争前的状态，体现出周期性的特点。当下大国竞争的战略转换，则可能为美国用兵原则酝酿新的变化。

 

 

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马骐騑以“冲击与反馈：作为中国军事现代化仿效案例的海湾战争”为主题发言，通过公开文献史料梳理，分析解放军对于海湾战争的跟踪与研究，探讨海湾战争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影响。马骐騑认为，这一进程可以为把握当下的战略观念与实践之间的互动提供四方面启示。首先，战略建设指导理论的更新，与工业科技基础的演进，前瞻性技术的更新，体制编制的革新保持适度同步。其次，联合作战理论体制构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在观念、体制和技术层面打破固有隔阂。第三，在汲取外国军事经验的时候，要对特定国家基于其军事学说、体制编制沿革进行长期持续的研究，避免追逐一时热潮导致片面理解。最后，要直面长期竞争中的资源不足和需求广泛，需要优化战略。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晨以“检验与结论：海湾战争与冷战后期美苏军事竞争”为主题发言。从冷战后期美苏军事竞争的背景下分析海湾战争。冷战后期美苏军事竞争的背景是美国重返欧洲、苏联军事现代化加速，双方聚焦常规战争进行军事竞争。海湾战争是大国竞争终结的背景下爆发的局部战争，使美国不再受苏联制约，并能够将欧洲前线对苏作战力量成体系体系投送中东，是冷战末期美国军事体系升级的真空环境的展示。冷战长期军备竞赛产生的超级大国数代作战体系，只有冷战末期的美军作战体系在海湾战争这一常规战争中得以系统展现。海湾战争并不是美国军事体系对苏联军事体系的胜利。冷战末期，美苏主战装备并不存在代差，苏军还具有地理带来的相对主场优势和作战理论上长期聚焦的优势。同时，在大国冲突的条件下，双方军事体系都面临难以管控升级、高消耗和节点脆弱等困境，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对苏军事战略始终未得到作战层面的真正检验。要防止海湾战争后盛行的技术决定论等简化观念主导当前大国竞争相关的战略规划。

 

第二议题：海湾战争与后冷战时代的新军事革命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吴日强副教授以“从海湾战争看机动导弹的生存能力”为主题发言。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具备机动发射能力，其对以色列和沙特的打击给美军造成挑战。美军在使用“爱国者”导弹拦截的同时，出动战机打击“飞毛腿”发射车，但作战效果不佳：数据显示，没有一台发射车被摧毁，仅仅是发射频率被压制。吴老师指出，伊军有四方面经验值得总结。通过盲射，缩短导弹发射程序，而且不需要指挥控制；使用电话和信使传递信息，因而不产生电磁辐射；同时设置诱饵。这些措施使得美军指挥控制体系和飞行员无法找到发射车。在当前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应重视研究战略背景变化、技术变革和战场变革给机动导弹战时生存和作战效率带来的挑战，并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改进，发挥机动导弹的优势。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祁昊天以“美军演化与涌现：军事革命的迷思和边界”为主题发言，他的核心观点是：海湾战争是美国军事革命演化过程中的一个节点，虽然有突变性，但也符合整体稳定性的特点。其基本论据是：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部分特性与整体特性有区别；变化的主体强调演化性特征。首先，美军发展变化有着明确的演化路径。海湾战争中不论是强调指挥体制、人才培养机制的革新，还是强调装备提高速度、泛网络化和弱平台化发展方向，或是强调分布式平台和集中式打击的作战模式，都已经蕴含在美军长期发展规划当中。其次，整体和部分的关系问题影响军事革命的方式。第一，整体特性与部分特性不同。美军空中打击力量的子系统如电子设备实现突破性发展，但整体装备仍呈现演进式特征。第二，部分的理性选择可能导致整体的问题。第三，新的路径不能被部分的发展满足。第四，攻防技术的此消彼长带来不确定性问题。美军虽然有非常强的技术决定论，但也重视军事体系和作战过程的不确定性。曾经基于效果的作战观念现在已经放弃。其新的应对方式是在强调不确定性的基础上，采取全域作战和分布式部署。在冲击-认知-反应模型中，虽然冲击-认知过程具有变革性，但冲击-应对过程还是演化性更强。因此中国军事发展要保持战略稳定性，不能完全跟着美军走。在大国竞争背景下，从战争中能发现问题，但不一定能给未来带来合理预判。大国军事冲突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可以复制。过去的战争经验在未来如何使用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第三议题：走出海湾战争：2035年的大国战争范式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以“军事胜利幻象与强国主导幻象”为主题发言。时殷弘认为，海湾战争是一场军事胜利幻象，这实质上仅是军事上的一场战役胜利，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地打赢了战争，其也无法昭示下一场战役的胜利前景。其次，海湾战争造成了强国主导的幻象。历史证明，大国战略意志存在极大局限性，强国主导的政治设计通常难以克服不确定性要素，包括当地文化、政治关系、社会心理、宗教关系、地方性派系的竞合游戏等。大国若在具有错综复杂内在动能的地区“陷进去”往往会背上战略包袱，严重时甚至会遭受重创，因此保持战略审慎是必要的。

 

原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徐纬地以“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未来战争猜想”为主题发言。徐纬地认为，未来战争的不确定性来自战略环境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源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带来的新力量格局和战略关系转变，大量涌现的新科技对军事的冲击，大国战略摊牌的时间和方式不明，未来战争形态不明等。不确定性中也存在相对确定的方面，包括未来战争的主要角色以及战略对手大致确定，主要作战区域相对确定在陆海边缘地带的局部地区，核武器的作用仍然明确为作战而不仅是纯威慑和外交工具，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仍是基本规律等。委内瑞拉阅兵式遭袭、伊朗要人遇刺、纳卡冲突等若干近期冲突值得研究，但也有局限。未来战争的可能特点包括模糊对抗、感知对抗、有人/无人对抗、制导武器对抗、城市环境对抗、多域对抗、强/弱体系对抗、中长期中高强度对抗、成本对抗、戴着镣铐对抗等。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左希迎以“战略竞争与大国战争新形态”为主题发言。左希迎认为，二战以来的战争体现三个宏观规律，即技术因素凸显，大国战争甚至国家间战争数量有限，以及核武器在战争规律上作用仍然显著。大国战略竞争推动军事技术变革加速，武器装备发展精准化、快速化且迭代加快。传统大国战争的方式将被颠覆，未来大国战争将会呈现以下形态：首先，战争将表现为低烈度战争，大国在高科技领域、灰色地带的军事行动增多，战争将成为国家体系之间的对抗；其次，战争向无人化发展，会改变战争的成本局限和战场效率，改变敌方心理并强化威慑；最后，科研创新将使攻防平衡发生改变。未来战争成为了体系对抗，强国的体系优势将更明显；虽然军事技术会扩散，但战争优劣方的转变较难。

 第四议题：走出海湾战争：2035年的军事体系

 

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胡波以“军事体系：大国竞争中的坚守与彷徨”为主题发言。胡波认为，军事体系的历史变化表现出惯性强的特点，其次，军事体系向全域过渡导致复杂化，并且导致越来越多的弱点，越来越成为大国的特权；体系内速率加快，给指挥带来挑战；当前军事体系中拒止易于控制。众多的变化导致体系从集中式走向分布式，如科技革命带来的战场透明化、集中式平台易受到重点攻击。相比而言，分布式的体系可以降低风险，而且技术发展可以降低成本。目前来说中美双方发展分布式作战体系仍然有各自的障碍。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贾子方以“战略、技术与秩序：未来军事体系的根源”为主题发言。贾子方认为，海湾战争固然重要，但是不能线性推演，认为当前研究要走出海湾战争带来的迷思：技术线性增长改变军事。提出假说：2035年的战争比起2020年不会有代际跨越。因为军事体系的革命性进步从历史上来看，在于非线性的技术和政治组织上的跨越，在1945年以前主要是战争收益投入军火带来循环动力，1945年后美国通过提供军事安全的方式获取备战收益。海湾战争后，信息技术发展成为产业和战争进步的核心。当前中美竞争中，中国无能力和意愿取代美国，美国也无法解决中国，中国可以靠信息化军事体系威慑美国，美国进一步备战缺乏收益，因此军事革命很难获得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