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大国关
2019年6月1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和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青年学者论坛”在明德国际楼召开。本届论坛以“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对话”为主题，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与复旦大学的30多名青年学者分别围绕“两校政治学科高端对话”、“政府理论与国家治理再思考”、“战略竞争与地区秩序”三大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务副书记、副院长蒲国良教授主持了论坛开幕仪式，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苏长和教授先后致辞。在致辞中，杨光斌教授回顾了两校政治学科的发展历程，并倡议两校要携手推动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探索政治学的革新路径。苏长和教授在致辞中比较了中外政治学科的发展路径，他指出，一流学科的建设标准应该包含能否为国内外大学培养优秀师资，中国政治学界应该加快发展步伐，从政治学知识的消费者变为生产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黄嘉树教授主持了第一专题的发言，与会学者就政治学科的重大研究问题和发展革新路径进行了深入讨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苏长和教授认为，现在世界政治有很多问题，但是围绕政府出现一系列问题，是当今世界政治中一个突出问题。当前流行的政府理论是基于西方特色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其政府理论多受政府恶假说和小政府思想的影响，将政府与社会和市场等截然分开甚至对立，并且政府和议会的变化围绕着政党轮替的轴心而展开，一方面政府机构之间安排是按照制衡对抗的原则，出现政府内部对抗式张力和矛盾，另一方面，政府施政理念不得不在不同政党理念上摇摆，很难看到公道中道政府。比较中外政治学的政府观可以发现，不同于西方的对抗式特点，中国政府是公和正的代表，其制度设计以合作协商为根基。相较而言，这一特征将增强中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的稳定性。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姚中秋教授指出，现今的政治学理论多源自西方，随着世界政治的发展与国际格局的变化，既有的西方政治学理论的缺陷日益凸显，无法很好地解释中国政治的现实。因此，当下的政治学理论创新应逐步加强对历史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回到历史中去，增强对中国型政府结构历史演变过程的分析，以促进政治学理论的“中国化”，逐步构建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刘建军教授在总结以往政府社会行为分析路径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理解政府与社会的四个新的维度，分别为人口政治、生活政治、生命政治与家国理论、有机政治。从这四个角度出发，当代的中国政府具备贤能政府的特征，我国政府行为主要遵循两大要求，一是得有使命、有责任，二是得有能力。相较而言，当代中国的贤能政府更多侧重于对政府责任和政府能力的重新界定。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以治体论为核心，探讨了理论重构的重大意义及其重构路径。整体来看，当下中国政治学理论的发展呈现“三分缺一”的状态。在此背景下，强化大传统或者是长远传统和现代政治分析之间的理论分析则显得尤其重要。现有的治体论提供了一个更加具有整合性、内生性的思维视角和理论框架。结合中国政治实践传统的分析，运用治体论分析当下政治，提出符合治体结构的分析和理论假说是我们发展理论的重要方式。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唐亚林教授在发言中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对政府性质的理解。第一，在政治制度架构中，我国政府是党领导的人民政府。第二，就现实生活而言，我国政府是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第三，在历史观念视角中，我国政府是以人心政治为基本准则，有机连接过去与现在，着重当下的公道政府。第四，从比较视角出发，我国政府是承担重大使命，在危机感与绩效创造的推动下不断发展的人格化政府。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表示，如果将中国政治作为一个案例，理想类型上是两大政体，即代议制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目前，学界对这两大议题的讨论仍存在一些不足。其中，代议制民主是基于理性人假设，主要是讲国家和社会关系，即通过选举政治来回答谁统治的问题，但是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治和资本的关系上，代议制的假设面临挑战。民主集中制则是基于“致治”传统的历史政治学的解释，民主集中制在政体上就党政关系、央地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上具有鲜明特色。因此，应该通过历史政治学来理解民主集中制政体，广泛而深入的历史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中国政体发展的新思考。
6月14日下午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政治学青年学者论坛”和“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国际关系青年学者论坛”。
“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政治学青年学者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续添教授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刘建军教授主持，与会学者围绕“政府理论与国家治理再思考”的主题进行了讨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周旺教授强调，在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发展的当下，为谋求长足与稳定的成长，我国需立足中国情境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在构建方式上，可以借鉴欧洲“财政军事国家”的概念，尝试提出适用于中国现实的“治理型国家”的观念。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广生教授表示，中国文明国家重构的理论研究，其核心问题意识在于理解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庞大政治实体，其不同于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国家特征的现代重建道路的理论逻辑是什么。从王朝中国到共和中国，从张之洞到章太炎，历史和理论问题域的展开表明，不仅“政教相维”的传统中国不同于欧洲“中立主权机器”式的“民族国家”，而且，现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目标仍然指向担负伦理共同体承诺的“文明国家”的建构。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王正绪教授认为，政治秩序是一切政治行为发生的宏观环境，也是一切政治行为的最终结果。政治秩序的形成可以通过政治制度与机构设立的共同作用来实现，其测量标准主要有秩序覆盖规模、暴力垄断程度、制度化程度与行为者内化程度四个维度。在未来的相关研究中，学术界可以加强对政治系统中各行为者行动结果可预测性的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石副教授反驳了哈耶克和诺齐克对于放任自由市场的相关观点，李石副教授认为市场并非道德无涉，应该从底线限制和公平限制两个方面对市场进行限制。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李瑞昌教授主要探讨了政府父爱主义话语的起源与发展，强调父爱主义与父权制存在较大不同。李瑞昌教授认为，父爱主义更凸显个人主义色彩，坚持以个人为基础，直接作用于个人，因此更加适用于个体在社会中地位上升、公民权利意识和个人意识增强的当今社会。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冉冉副教授在发言中认为，当前环境治理的合法研究存在两大范式，一是在合法性研究中加入环境治理因素，探究政体整体的合法性问题，二是在环境治理的研究中引入合法性视角，强调环境治理本身是否得到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黄晨博士梳理了治理技术三次变迁的历程，并根据知识社会学的分析路径对国家思想的发展进行了阐释。黄晨博士认为，思想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自身的文本内涵，而取决于它在国家中处于哪个场域、接受了国家权力的何种治理。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马得勇教授讨论了威权主义与中国政治文化转型这一问题。马得勇教授认为，威胁问题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演化过程，这成为威权主义-自由至上主义的演化论根源。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本质是威权主义主导的文化，它影响了中国人在内政、外交、社会各个领域的态度。通过教育、宣传等途径大力倡导新文化的同时对旧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可以加速中国民主与法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熊易寒教授认为，在抗争者与警察互通信息的集体行动中，抗争者与警察之间将通过释放信号与实施“放风”、“喂料”的方式互通有无。这一行为的主要动机在于风险规避，一方面抗争者需要表明诉求、了解对方的底线，另一方面警察希望掌握舆情，不过这一现象也将受到权力结构和警察自主性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孙龙副教授主要关注了协商民主与精英政治态度问题的关系。在提出假设并进行相关检验的基础上，孙龙副教授认为部门差异、代际差异、民主素质与相关知识水平的差异是影响干部对协商民主不同态度的重要因素。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李辉副教授在对判决书和起诉书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他认为市场化不仅影响了腐败的数量，而且更深刻地影响了腐败的结构，市场化对腐败效应的作用方向存在不同层次的差异。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韩冬临副教授认为，在反腐运动与公众政府满意度的作用关系中，清廉感知度可以作为中介变量。反腐败运动的开展能够显著提升公众的政府满意度，而清廉感知度与反腐败的交互项也具有显著作用，即反腐败通过影响公众的清廉感知、进而影响了其政府满意度。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李寅博士指出，对于科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一方面需要通过科研诚信建设来预防和惩罚不端行为，另一方面纠错能力的建设也极为重要。通过对于撤稿数据的分析，李寅博士认为科学治理中的纠错效应具有时间差异、国别差异和学科差异等特点。
“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政治学青年学者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副教授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苏长和教授主持，与会嘉宾就“战略竞争与地区秩序”这一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尹继武教授认为，2019年5月后，中美两国升级了战略决心，外在表达出现了实质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决心信号呈现出四个特点，一是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二是对谈判结构中权力的补充，三是情感与国内政治因素明显，四是对抗决心信号与合作信号并存。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涂怡超副研究员认为，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复兴与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宗教对全球政治的影响日益明显，这点在特朗普政府对华宗教战略的实施上尤其突出。对此，我国应推动与之对应的宗教话语体系发展，探索中国化与处境化的最佳接口，加强对国内和全球宗教问题的全面认识，形成多重防线并培养相应宗教事务人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崔守军副教授表示，近年来中拉关系的发展取得重大突破，双边政治互信日益加深，两方在区域与次区域中的合作得到持续深化。然而，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中拉关系也面临一定挑战。为促进双边关系的稳定，应遵循以下三种路径：第一，我国应保持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充分尊重拉丁美洲国家的核心利益。第二，加强第三方合作，淡化中国企业色彩和形象。第三，找准中拉合作的对象国，以点带面选择某一国或某一领域深入合作。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潘亚玲老师指出，随着中美逐渐步入战略竞争时代，东盟可能再次回归东亚合作的“驾驶者”角色。这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在于技术创新，并无走向“决战”的倾向。第二，东盟内部对中美竞争的溢出效应认识明确，已达成尽力避免选边站队的基本共识。第三，在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设计中，对东盟的关注程度有所下降，东盟的战略空间有所扩大。为缓解美国对华政策转向的压力，我国应加大对东南亚地区的战略投入，推动双边关系的建设性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晨博士表示，目前来看，中美军事安全竞争将出现长时段的磨合期，尤其是两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竞争较为危险。然而，中美军事竞争的态势也受到美国战略目标与手段脱节、全政府协调不完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未来中美战略竞争将进入到一个漫长的磨合期，中国应及时跟上新一轮军事技术革命，明确自身战略的优先次序。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左希迎副教授指出，中美经贸战只是两国地缘政治竞争话语叙事中的一部分。当前的中美经贸战清晰化了中美两国的战略意图和行为模式，重塑了两国的战略心态，侵蚀了两国战略互信的基础，也加速了中美战略竞争路线的形成。中美关系已经回归到大国战略竞争模式，未来两国走向对抗风险很大。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朱杰进副教授认为，以往学界关于中国与国际制度变革关系的研究大多在“修正-现状”的二分法下展开，这一路径忽视了历史情境因素对中国行为的塑造作用。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应把日益增长的物质性权力转化为国际政治中的制度性权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宋伟教授表示，随着美国盟友政策的调整，美欧关系已步入新时代。冷战期间，美欧关系在双方政治地位和贸易来往上偶有摩擦，但在相似的价值观与共同抵御苏联的大背景下呈现出“盟友+朋友”的特点。近年来，欧盟与美国经济实力差距的转变使得欧盟的独立性逐步上升，双方在关税问题与领导地位等议题上争执不断，新时代美欧关系发展的现实主义色彩更浓。在此态势下，我国可加强与欧盟在WTO改革等领域的合作，但同时也需防范美国加征关税后中国商品涌入欧洲可能导致中欧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的后果。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林民旺老师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的周边环境都较为复杂。具体而言，东南亚、南亚、中亚与东北亚四大周边区域在内部构成上呈现出高度异质化的特点，主要大国对这些区域的涉入方式和程度都存在较大不同。在错综复杂的周边关系网络中，如何为我国塑造出稳定而友好的周边发展环境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晓琦博士强调，随着日本2018年-2023年《海洋基本计划》的出台，日本的海洋战略已进入关键调整期。自安倍上台以来，在国际局势出现较大变动，日本国内政局较为稳定的背景下，日本海洋战略的核心架构已初步形成。日本政府将通过海洋战略与整体战略的匹配，提升日本在全球海洋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马斌副研究员表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上存在四种不同代表力量，一带一盟的发展仍存在一定障碍。欧亚地区秩序的重构呈现出显著的后苏联特点，各国均提出了自己的地区整合方案，多国力量难以整合。与此同时，外部干预也有所增强，欧亚地区的小国战略自主性将对地区秩序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梁雪村老师认为，在中美关系下行的大背景下，加强与其它大国的合作则显得尤为重要。以中欧关系为例，英国在开启脱欧进程后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当下的英国决策自主性有所增强，并试图再次成为“全球性大国”。对此，中国在推进中英合作时可另辟蹊径，加强双方在非经贸领域的合作。
据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问题研究院明年将承办第二届青年学者论坛。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不仅奠定了两校政治学科合作的良好基础，也为广大青年学者提供了高规格的交流平台，对于政治学学科发展和学术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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