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汉 | 中华民族再兴的全球意涵

2019.05.05 来源：人大国关

作者简介

朱云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暨政治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合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座教授。

本文是2019年3月12日朱云汉院士做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国·政”大讲堂的讲演稿，文字实录由杨端程整理并经朱云汉教授审定。朱云汉院士相关主题的学术论文后续将刊发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政治学学术刊物《中国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敬请关注。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高水平学术讲习平台，“国•政”大讲堂于近期举办了多个讲座系列，邀请海内外知名学者围绕“中国研究”“世界秩序研究”等专题发表演讲。

无论是从100多年前中国屈辱的近代史，还是70年来当代中国快速复兴的过程中出发，都需从全球史的架构来理解中华民族再兴的重要意涵。在这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展望未来。中国70年来走的道路，当然有曲折，但也有很多方面是史无前例的，突破了过去各种不同文明曾经创造的历史，中国肯定要超越他们。如果中国继续保持既有的发展轨迹，那么她可能进一步影响到全人类，实际上她已经开始在深刻地影响全球社会，整个人类未来进程。不仅如此，这一作用将来还会更关键，而且她的关键程度甚至会超过历史上美国所起的作用。

                                                            图1  两千年世界经济重心的移动路径

上面这张由《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刊登的历史地图很有趣，它是根据历史数据所绘制的，展示了过去2000年来，人类全球经济活动重心的移转。该图从公元元年开始，在前面1600年的时间里，人类在全球范围经济地理重心的位置移动范围非常小，它非常靠近被称为“人类文明摇篮”之一的两河流域。然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板块是非常重要的。这两大古文明历经几千年，在当时来讲各方面是比较先进的，因为这两个古文明的存在，当然还有沿地中海的古希腊、古罗马等等，所以把各地区经济活动规模加权平均以后，全世界经济地理重心差不多就在上述这个位置，也就是相当接近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板块。但是在1800年以后也就是19世纪开始，全球经济重心的移动非常快速，一直在往西走，这就是西方的崛起，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与工业化。

到了快要接近19世纪末的时候，北美新大陆和美国的兴起，更是把这个重心快速地往西边牵引。一战之前，美国的经济基本上已经超过大英帝国，在二战结束的时候更是达到顶峰。因为美国的板块份量太重，所以这个重心在1950年的时候，已经到了大西洋的中间。那么接下来又开始起变化了，西欧战后重建复兴了，东亚也开始发展起来。所以这个重心就从1960年以后开始慢慢往东。尽管有日本的兴起和东亚“四小龙”的发展等等，但因为美国也在发展，所以移动速度并不快。但是1980年以后全球经济重心则快速地往东，世界经济则完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因为有中国大陆的快速兴起。因此，到2010年、到2018年，以及未来的2025年，重心还会继续东移，当然可能会再往东南一点，因为印度也在快速发展。

是什么力量把这个重心一直往东牵引？答案显然就是中国兴起，它是最大的一个牵引力量。所以这张图很有趣，因为它预告了不久之后人类经济活动重心可能会回到19世纪初的历史起点，甚至回到更早的历史起点，也就是回归到更悠久的历史常态。如果从构成来看，过去三四十年间很多所谓的“全球趋势”主要就是中国趋势。因为中国太大了，大到它自身的趋势就影响了全球大趋势下的各种指标变化，并且中国还在持续前进。

有了图1的背景知识，我们对图2的理解就更清楚了。

这是在过去200年历史中，根据购买力等值（PPP）的GDP来绘制的图。从1820年也就是嘉庆年间开始，到1950年也就是二战后美国达到顶峰的时候，整个人类历史的故事基本上就是西方的兴起，并且这些西方国家还是处于绝对支配的地位并且一直持续到1970年。上图中最上面深蓝色的部分当然是美国，其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然后是英国，（这些都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然后是法国、意大利跟德国，接下来就是荷兰等这些中小型西欧国家，以上合起来就是“西方”。所以有一段时间，西方是人类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其他地区的民族都是配角，甚至是被他们殖民的对象。

与此同时，中国和印度这两大曾经占全球经济份额非常高的古文明，相对的比重一路下滑，印度更为严重。战后，比较突出的是日本的兴起，但从1970年中期至今40多年来，非西方世界开始全面兴起，尤其是亚洲，其中中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历史纪录，前无古人，对此有很多尺度可以加以衡量，而且以后很难有其他文明可以再复制。图3揭示到：从1987年到2017年的30年里，中国的GDP增长了36倍；历史上，另外一个大规模、大板块的快速工业化国家就是美国，尤其在南北战争之后的工业化进程中快速兴起。但是美国花了多少时间才让自己的GDP增长了36倍呢？他总共花了117年，也就是中国的追赶速度是美国的3.9倍。所以为什么英文世界的媒体经常说“China  Speed”。什么叫中国速度？这就是中国速度，史无前例，尤其是在那么幅员辽阔的版图之上建设“奇迹”的速度。所以这很自然地让包括西方国家和其他周边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感到震撼，甚至带来压力。那么中国的兴起，在全球的范围里的作用就是引导全球趋势。

图4告诉大家，整个人类社会的贫穷问题以及消除贫穷，让越来越多的贫困人口能够脱贫，摆脱绝对贫穷线，对联合国来讲是最大的挑战。在战后也就是1945年以后，出现了婴儿潮，所以虽然拼命地发展、拼命地减贫，但是贫困人口总数还在增加，这对整个地球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发展趋势，但是到了1970年代以后，它的转折点就慢慢出现了，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进入新世纪不管是绝对贫穷人口的比例还是总数都在快速不断下降，这里面中国做了最大的贡献。不仅如此，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国还拉抬了很多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国对帮助他们消灭贫穷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所以如果中国的“两个百年”目标达成了，它下一个目标便是要对全人类承担更大的责任。当然，任何经济发展都会有负面的作用，经济学术语叫外部性。当中国在方方面面都以这样的神速发生变化，对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中国工业化的速度是美国的3.9倍，但正如图5所示，中国碳排放的增加速度可能也是美国的3.9倍。在很短时间里面，中国从一个碳排放量非常小的经济体（图5中的深色蓝线）迅速变大，尤其是在1980年后直线上扬。虽然中国人均的碳排放量还只是美国的1/4，但总量在2008年前后就已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因此，中国的这一趋势也将会影响全球气候变化趋势。

在我看来，中国的兴起将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首先，中国的快速兴起，赋予了经济全球化一种巨大的推进力量。这很有意思，也是一种辩证关系，中国既受惠于过去35年、40年的经济全球化，但另一方面，中国也成为推进全球化的巨大力量，而且前所未有。所以过去三十几年的全球化，也被称为“超级全球化”，也就是说它的动员、席卷、渗透的力量、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全球化，而且把全世界所有社会都吸纳进来。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地域或人群可以完全不受到它的影响或者是牵引，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中国正是对这样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不是唯一，但却是最关键的作用。

其次，中国的快速兴起，在不知不觉中，有意无意中削弱了美国霸权的基础，打破西方垄断普世价值的话语权，因此也就推动了国际秩序的转型，当下正处于这一过程之中。因此，中美之间的摩擦，战略的猜疑可能越来越尖锐。也许对西方国家来讲，中国的快速兴起未必是他们都很乐意看到的趋势，但是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讲，中国的快速兴起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这将增强他们自主发展的可能性。

因为以前很多发展中国家，它的文化、经济的导向多多少少都是朝向他的前殖民宗主国，很多国家在很长时间内各方面都依赖曾经殖民过它们的国家，像法语非洲依赖法国，被英国殖民的一些国家在制度、认同和观念等很多方面依赖英国。这些发展中国家彼此之间的经济合作跟联系比较薄弱，但是现在不一样。所以对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非洲乃至拉丁美洲而言，中国能够拉抬它们这些非西方国家，能够全面释放出南南合作的巨大潜力。而且中国主动去深化南南合作这个释放出来巨大的潜力，这种机遇是前所未有的。

正因为如此，中国绝对可以对全球化未来的路径、指导思想或者人类社会各地域彼此之间的经济合作和交换的游戏规则，产生巨大的作用，也就是说可以推动世界秩序的重组。因此，中国的兴起就加速了从西方世界秩序往后西方世界秩序的过渡。

为什么中国能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呢？这就有必要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过去35年来的全球化之所以被称为“超级全球化”，正是在于它的速度、它的渗透力与席卷力。“超级全球化”推动全世界各个社会参与一种非常细密复杂并且紧密的经济分工，在生产、金融、信息等各个方面的整合前所未有，此外，还有人员的流动都超越过去的历史纪录。但是在它前面有三大力量，或者说是“三驾马车”同时在牵引“超级全球化”。

“第一驾马车”就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美国里根和英国撒切尔他们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这种信奉市场万能的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要给资本最大的自由，给民营企业最大的自由。他们不仅在西方国家推动这个新自由主义革命，而且还把这一思想推广到全球，而且在各个不同的层级都灌输这样一种思想，促进经济一体化，或者在WTO这样的体制下，全面地推动贸易自由化、建立自由贸易区，让各种生产要素流动越来越自由，以达到经济学家口中的跨境“交易成本”趋近于零，这就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讲的“地球是平等的”。人为障碍（其实也不一定是障碍，因为那些管制有些是好的），凡是被市场、被资本看成是障碍，就把它排除掉、解除掉。

“第二驾马车”则是信息和通讯科技的突飞猛进。可以想象，在1990年代以前，我们从台湾去美国留学，根本不可能打长途电话回家报平安的。所以家里面如果接到长途电话肯定不是好事情，费用太高，但是现在所有越洋的通讯都是免费的，而且还可以视频。

当然，还有“第三驾马车”就是中国快速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可想而知，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一跃成为全世界最大制造业平台和全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所以不管用什么指标来看全球化，它在过去35年的演进速度是惊人的。从图6中国家的贸易依存度（浅粉色线）来看，根据右边纵座标它占每个国家GDP的比重，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都是快速上扬，直到2008年金融海啸为止才停顿。但是更惊人的是左边纵座标度量的深紫色这条线，也就是金融全球化的速度。它反映了每个国家的对外金融资产与负债合计，占自己GDP的比重。从左边纵坐标来看，金融国际化程度在70年代的时候非常低，平均20%、30%都不到，因为那时候跨国资本流动的管制非常严格，美国资本帐也是不开放的，欧洲也不开放，更不用讲其他国家，更没有什么衍生性的跨国金融交易，石油与大宗商品期货交易也统统都没有。

但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这条紫色的线迅速上扬，到了最近一次全球金融危机也就是2008年的时候，平均达到全球每个国家GDP的近400%，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数字，表现出一种庞大的、相互依赖的全球金融融合。但这里面其实有很多虚拟交易造成了巨量热钱跨国流动，造成了资产负债表的巨大变化。这一波全球化非常特殊的一点就是它能够发展出来由跨国企业牵头的极为复杂精密的全球产业供应链。

试想，一个高科技产品，里面几百个、几千个小的零组件，分别由参与相关产业链的二三十国家生产，然后通过天衣无缝的协调、管理，最后汇聚在装配线上，产生一个最适当、最有效的生产流程和资源配置方式。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最典型的就是大家手上的iPhone，它不是在深圳就是在郑州新区装配的，零组件来自于20多个国家，由富士康这样一个典型的代工厂商来组配。如果没有数字、信息等科技的突飞猛进是不可能有办法管理和协调的。

另外就是数位科技也让劳动要素可以更自由的流动。在新自由主义革命推进下，资本的流动已经高度自由化。商品更是无需多言，信息也是如此，唯有劳动力的流动还是受管制，因为它的社会冲击很大。但是在经历信息跟通讯革命以后，劳动已不需要真正的在地理空间上移动，它同样可以揽活。比如你今天给美国的一个航空公司客服专线打电话，你也不知道接电话的人在哪里。他可能在菲律宾，也可能在孟加拉国，他就是“电信移民”。不仅如此，全世界服务业中的低阶劳工事实上构成了一个劳动市场，因为没办法管制，你在边境筑高墙也没有用，管不了这个。所以它的确对西方国家普通的劳工冲击太大了。你可以想，在美国某医院里面去解读X光扫描的或者要写检查报告的那个人，他可能跟孟加拉国同样一个有执照的技师一起抢这个工作，而另外一边只要1/20的工资，他就愿意做这个事，当然以后可能人工智能（AI）就可以做了。所以这个变化太大了。

那么再来看过去35年，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变迁。图7所示，在新世纪交接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大概占全世界接近20%，19%到20%之间，中国的劳动力占全世界劳动力市场的近1/4，因为中国劳动参与率特别高，所以显示中国劳动规模的这个圆形占的面积在全世界是最大的，它比印度要大很多，因为印度妇女的劳动参与率非常低，而中国非常高，妇女占劳动力供给的45%。

图7 2010年相关国家的劳动力规模、性别组成与参与比例

因此，那么大一个劳动群体加入全球分工体系，是史无前例的。日本兴起也未曾带来那么大的冲击，“四小龙”更不用说。正如图8所示，中国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平台，已经超过制造业日益空洞化的美国，很快就要超越整个西欧了。

那中国最惊人之处在哪里，就是它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在全世界产业分工里面，可以快速晋级，从劳动密集技术门槛很低的制造业，快速地往高端攀升。所以图9显示在短短十年里面，中国很多高科技产品出口在全球市场的占比不得了，有的占到20%、30%，甚至接近40%。这个增长速度非常非常快。

因此，新自由主义革命推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自由化，信息科技革命以及中国的全面融入这“三驾马车”拉动了“超级全球化”。同时，“超级全球化”带来的后果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达伊·罗德里克（Dani Rodrik）指出，“超级全球化”基本上导致两个后果，一个是国家丧失经济主权，尤其是除了美国以外的那些国家。因为它们都是中小型国家，所以国家的经济决策权会慢慢流失掉。比如影响欧洲人生计的主要决定都是在欧盟做，而不在各国首都或不由各国国会做，或者有些决定也不是欧盟做，是IMF在做，甚至也不是IMF，而是Google、Microsoft、Facebook等超级跨国企业在做，他们做出了影响你生活方方面面的各种决定。

另外一个后果就是他担心的西方民主体制的社会基础全面动摇。道理很简单，因为本来民选政府最重要的职责，是社会保障职责和经济发展职责。这两个职责都是建立在国家有能力主导经济的基础之上，如果国家经济主导能力跟政策工具慢慢流失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去满足公民对它最基本的要求跟期待。全球化产生的经济红利是巨大的，但是极少数人在瓜分这个经济红利，尤其是“超级全球化”必然带来风险与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均。在很多西方国家里面，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劳工群体，实际上正承受各种生活压力、就业压力的挤压，还有社会保障越来越不足的问题，所以他们是绝对的受损者。

但是这个问题在中国并不突出，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并不是中国贫富差距没有加大，而是即使中国收入较低的农民工，他的绝对收入、生活水准，在二三十年里面，还是明显地上扬。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国家，中国的增长速度是10%、8%，但欧洲不是，欧洲现在进入了0到1之间的增长。日本更不是，日本几乎连续30年都是接近于0的增长。“超级全球化”尤其是美国跟英国推动新自由主义这样一种思路，改变了每个国家内部的社会游戏规则，改变了资本跟劳工之间的权力关系，削弱了国家提供社会保障的能力，再加上所得与财富分配又严重不均，因此在全球范围，一些具有绝对市场垄断力量的巨型跨国企业，变成了全球范围真正享有权力的主体。

它不仅在市场上有非常强的垄断地位，可以排除人家来跟它竞争，它还可以影响几乎所有国家政府的政策。美国牵头的TPP谈判中最后的附件和具体规则，提议的都是美国的跨国企业，科技公司、制药公司、跨国银行等，它们雇佣美国纽约的大律师事务所制定这些规则，然后交给美国谈判贸易代表去和对方谈判。在这种情况下，规则复杂，专有名词晦涩难懂，法官都搞不懂，将来还是得找这些受顾于跨国企业的大律师来解释。而且将来有贸易纠纷打官司也是来找这些大律师事务所，因此这些大律师也是两头通吃，也是跨国企业权力行使的代理人。

图10便很简洁地反映了全球权力结构的扭曲。如果以企业营收和政府收入作为比较基础，将跨国企业（红色）与行使国家权力的政府（黑色）都视为经济体。那么前100大经济体中有70个是跨国企业，只有30个是国家。大型跨国企业中排名第一的是沃尔玛，它的2017年营收比西班牙、荷兰、俄罗斯和韩国等国的政府收入还要大。所以当大多数国家面对这些大型跨国企业时，根本没有什么谈判筹码。主权国家的政府要去监管它，要去给它制定各式各样的法律，非常困难，而且这些企业基本上在全球各地都不太需要缴什么税，他们不但可以设法避税，还向各国政府要求租税补贴，都被宠坏了。

那么这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现在在世界遍地开花的逆全球化政治，尤其在西方国家内部民粹主义风起云涌。为什么？因为大量的中产阶级开始跌入贫穷，蓝领阶层以前高薪的工作早就消失了，所以很多家庭都是在经济停滞、收入停滞的边缘挣扎。

图11进一步表明，过去新自由主义改革推进得越激进的国家面临的问题越严重。有经济学家说不是全球化造成的，也不是中国抢了工人的工作，而是自动化、是信息化，也对。但是信息化跟自动化不必然一定会抢掉工人的工作，要看怎么引进新技术。在瑞典这样一个国家，因为它有各种与劳动相关的法律，还有很多社会规范的约束。所以任何企业在引进新技术的时候，它一定说的是“机器怎么帮人”，而不是“机器替代人”。这就是社会制度引导技术引进时的路径，但在其他很多国家未必是这样。他们引进机器，就是要淘汰人力。

所以从平均数来看，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意大利、美国80%以上的家庭所得是停滞的，当然也有倒退的，所以今天西方国家的动荡、社会冲突，背后的原因是累积的，是过去35年经济地位跟社会结构的一种剧烈改变，然后对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严重不利。因此，特朗普这样的民粹政治人物也是在这个大潮流里面崛起，突然之间像政治泥石流或者火山爆发一样，把主流政治人物冲垮。他一上来就搞激进的单边主义——“美国优先”，所以很多西方国家很担心特朗普把美国过去的外交政策中的很多传统、价值观、美国过去所积累的国际信誉以及过去美国自己亲自打造的国际体系完全弃之不顾，而且有些国际制度和机制在他激进的单边主义之下已经完全瘫痪了， WTO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发动贸易战，对欧盟也课征惩罚性关税，对中国更不用讲。

现在美国是世界第二大贸易国，中国是第一大贸易国，这两个最大的贸易国打仗，打得如火如荼，WTO在旁边一筹莫展，它既无法调解也无法劝阻，基本上等于全面瘫痪了。而且特朗普还威胁，说WTO根本一无是处，他要带领美国退出联合国架构下面各式各样的多边协议，甚至连美国过去主导的世界秩序里面最重要的基础或者组织——大西洋联盟，就是跟西欧历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观以及文明纽带上的密切关系都动摇了。尤其在英国举行公投时，特朗普公然宣布赞成脱欧，他的前任智囊班农（Steve Bannon）现在在布鲁塞尔建立了一个智库联络欧洲各国的极右派，继续推进裂解欧盟的政治谋略。德法对他简直完全无法忍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的一些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就开始担忧，现在这样的境况好像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

所以约瑟夫·奈（Joseph Nye）最近就提了这样一个议题，叫“金德伯格陷阱”（Kindleberger’s trap）。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是研究经济大萧条最重要的经济史学家。他研究世界经济危机是怎么起源的，为什么会快速蔓延，为什么全世界都没有办法自拔于经济危机之中。当然他得出的结论很简单，就是各个国家要进行经济分工跟贸易，世界经济体要稳定运作，需要一个龙头，需要有一个领导者，这个领导者要提供所谓的“国际公共产品”。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正是扮演这样一个“领导者”角色，开放市场，稳定汇率，维护和平秩和航行自由等等。但是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西方出现悲剧的原因就是领导权青黄不接。当时英国已经没有力量去扮演这个角色，而美国也许有这个力量，但是没有这个意愿。所以奈说现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抛弃这个领导责任，不再愿意去扮演这个国际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中国也许力量还不够，或者没有这种意愿，因此一旦领导权中空，世界的经济体系会出现巨大的动荡甚至会慢慢解体，贸易战将一发不可收拾。然后万一再出现金融危机的话，可能也没有一个有效的领导者能够扮演危机管理的角色。

不过这是奈对历史比较片面的一种理解，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判断，我个人认为当下的世界不是没有这种风险的成分，但是不是全局性的危机。因为今天的世界各国参与国际分工，是高度相互依存的关系，其紧密程度已经不可能再重新去裂解它。因为全面逆全球化的成本对每个国家而言都太大了，巨大到几乎不可能做这样一种完全逆转式的激进工程。

从全球范围来看，与全球化相关利益攸关者群体的数量还是远大于受损者，所以全球化有基本支撑力量，反全球化的政治运动基本上是少数，而且多数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超出这个范围以外，其实没有巨大的政治力量，不管是在中国，印度还是巴西，还有很多中小型的欧洲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其实都认为自己没有别的选项，必须要融入全世界的经济，而且要维护这些原来很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多边体制跟国际规范。同时，奈也高估了美国的领导作用，低估了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支撑全球多边体系的能力跟意愿。

事实上中国已经开始为国际社会提供大量的公共产品，我把它叫做“补充性或者替代性的国际公共产品”，而且已经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的与全球各地区的政策协调跟合作机制，这也是中国这十几年来非常重要的建树。在当前国际社会不够完整、不够完善的现有多边体制下，中国做了非常重要的补充性的体制建构，而且正引领新兴市场国家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所以在全球经济体系里，虽然局部浮现出一种裂解或者是逆全球化的力量，但是再联结或者深化融合的力量也在同时推进，而中国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我的基本判断是再联结与深化融合的力量远大于裂解的力量。

所以全球不太可能会陷入“金德伯格陷阱”中，因为特朗普推进的激进单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很多国家非常强烈的反对，大家判断基本上非常一致。当然美国可能因为自己块头特大，可以非常任性，不瞻前也不顾后，可以完全在双边关系里面滥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而且在对手那里榨取得越多越好。在当下某一个谈判里面得到最大的一种让步。这就是特朗普，一个纽约二流的房地产商做生意的手段。

但是去年10月，亚欧峰会上50多个亚欧国家的首脑在共同的声明里面很强烈地表达他们对联合国体制、对WTO多边贸易体制、对维护整个以互惠、开放、自由为精神的贸易体制，还有包括全球变暖问题，巴黎气候协议，以及伊朗核协议坚定的支持，也就是跟美国激进的单边主义划清界线。虽然他们现在暂时阻止不了特朗普的片面行动，但是全球大多数国家都有这样一种共同的认识，就不可能退回从前那种撕裂、对抗或者完全封闭的势力范围，甚至再去发动一场冷战。

这里面中国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虽然欧洲国家对于中国慢慢开始扮演这个角色的心理非常地矛盾，因为它们长久抱持的西方中心思维一时间很难调整。而且西方国家很担忧美国霸权的退位，它们希望美国继续扮演领导角色，因为它对这个老大哥依赖惯了，更多是一种心理上的依赖。可是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对全人类而言，美国霸权的消退跟退位是机遇而不是危机。

其实像奈这些学者，非常爱国，令人尊敬，因为爱国也是一种本能。所以他在说明美国过去扮演什么角色，说美国作为一个领导者，对整个国际经济体系或者全人类，提供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些功能，包括作为主要的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者，但是他都是选择性地去诠释。如果仔细回看不管是战后70年还是过去30年的历史，可以说美国的霸权本来就存在两面性，它既提供了一些国际公共产品，比如说稳定汇率之类，因为世界货币是以美元作为定瞄的。但是另外一面，他也是很多国际公共之恶（Public Bads）的主要来源，因为美元作为全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如果美国滥用发钞特权的话，便是公共之恶。

另外，美国是很多地区安全秩序的主要维护者，但是它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也带来很多公共之恶。因为美国常常在某些地区故意制造矛盾，然后让其中有一边或者两边都得依靠它，然后买它的武器。美国希望其他国家都觉得不安全，不希望在任何区域性里面，有任何力量替代它自己“不可或缺”的角色。美国让华尔街在全世界发行有毒的金融资产，而且还把金融管制全面松绑与金融产品创新当做一种进步的金融改革思想推广到全球去，欧洲就上了它的大当，这当然是公共之恶。欧洲债务危机是怎么来的？就是完全被美国华尔街那条思路洗脑了，然后就购置大量美国发行的，而且又是被那些评价机构评为还不错的金融资产。最后发生次贷危机、金融危机之后才发现这些债券即使不是一文不值，但是打个三折、两折比比皆是。

所以这些反过来讲都是公共之恶而不是公共产品，这方面其实国内将来年轻的博士有兴趣可以专门写篇论文，就是用这个概念，可以有突破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与研究发现。另外，美国提供什么样的所谓国际公共产品，并不是说这个世界需要什么它就提供什么，而是符合它的意识形态跟国内强势政治集团、利益集团需要的，它才提供，不符合他们需要的，美国绝对不提供，而且也不准别人去提供，这是很糟糕的。有人说美国是“世界警察”，但这个“世界警察”，比请保镖还要昂贵，副作用还要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体制它的合法性、包容性以及可持续性存在严重的缺陷，只是过去没有任何新的动力，有可能去转换它、改革它或补充它。现在如果美国自己开始战略收缩，便是修补、改革既有的全球治理机制的契机。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逼着中国跟其他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要重新思考自己应该在全球秩序转型过程跟全球治理机制改革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有所作为。这其中中国当然是责无旁贷，而且中国在不张扬，相对低调的情况之下，已经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补充性和替代性的国际公共产品。

当然中国要量力而为，不能揽太多超过自己能力，或者在别人心理上也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之下去揽这些担子。同时，中国也并不纯粹是在道义上去承担国际领导者的责任，因为在很多领域上是利人利己，可以创造很多双赢或者多赢的可能性。所以中国开始在新兴市场国家里面做一个领头羊，而且承担国际秩序重组过程中的一个建设性角色，既符合新时代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这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特别明显。

图12所示，单单就拉动世界经济脱离2009年之后的衰退而言，中国发挥的作用非常大。中国对全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度，至少是将近1/3，有的时候更大，已经超过美国很多。所以当下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是谁？是中国与新兴经济体。整个新兴市场国家合在一起为全世界经济增长贡献70%以上的份额，美国不到20%，大概是在17%、18%左右。

中国在全世界贸易体系里面的作用，也是后来居上。图13中红色的线代表中国是对方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蓝色的线则代表美国是对方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从2001年开始入世，在短短十几年里面，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发展多么惊人。

实际上中国在各个方面拉抬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累加起来的作用已经明显超过美国。当然在每个地区不完全一样，比如在拉丁美洲，美国的作用还是最大。在非洲的话，欧盟的作用也不小。不过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发挥的作用绝对居于领先地位，不管是通过经济分工拉抬欠发达国家，或者通过对最落后的国家实施援助，还有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官员培训、技术培训，还有很多在国外承接大项目的中国企业，雇佣当地的职工，往往要把他们带到中国来培训的，也就是赋能，长期来看这些项目的作用不得了。事实上，在亚投行还没成立之前，中国很早就通过国开行还有进出口银行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融资，其融资规模已经远远大于美国、欧洲跟世行加起来的总和，这些记录都很清楚。

此外，中国还有一个特殊作用就是能够帮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克服基础设施不足的瓶颈。因为中国体量太大，当面对中东欧，整个中东石油国家，整个拉丁美洲跟加勒比海共同体，东盟、阿拉伯联盟乃至面对整个非洲时，中国可以开展出自己独有的“多加一”模式，或者叫“区域加一”模式，而且这都不是松散的而是越来越实在的多边机制，它有峰会，有部长级会议，还有很多启动的专项合作。而美国从来没有搭建过这样的多边机制，美国很认真地去跟它最紧密的伙伴搭建所谓的军事联盟，但很少甚至从来没有过与那些欠发达国家建立这样一种深化经济合作、经济伙伴关系跟全方位互联互通的架构。

而且中国也在全球治理中慢慢成为很多重大议题的主动倡议者，至少是一个塑造全球共识的重要建构者。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16年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虽然那次峰会的领导人宣言，现在能不能落实是一个问题，但是它的精神、它传递的政策讯号都是具有跨越性意义的。因为在此之前，G20峰会关注的都是短期问题，比如保护主义、全球经济复苏还有金融系统性风险。但在中国的作用之下，G20峰会终于把中长期的视野跟它的政策聚焦引回到全球的可持续性发展和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议题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此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协商机制基本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G7集团，还有一个是以中国为首的“金砖五国”，但是“金砖五国”现在要变成“金砖Plus”，因为想把土耳其、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这些重要的国家都能够吸纳进来。这样的话，中国起的作用会更大。当前世界各种经济合作规则的主要制定者都是美国跟西欧，但今后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性会慢慢超过G7。

图14是一个很简单的统计，以后世界经济的主角是E7而不是G7，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还有土耳其、墨西哥，还有很多后起之秀。根据购买力等值GDP来估算的话，在1995年，E7的经济总体量只是G7的一半。但是到2015年，E7的经济总体量就已经和G7持平了，当然在名目GDP上，可能还有落差。估计到2040年，E7就会变成G7的两倍。这个变化是难以想象的，所以未来二十年我们进入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第二阶段，主角会有很大的改变。

那么在这些变化中，中国道路跟人类社会的未来又会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去思考人类未来的话，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最大的面项来来展开。第一，人类作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来看，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一个我们生存发展最根本的依托。地球上面有非常多的公共领域和公共资源，不是哪个国家恩施的，是老天爷给我们的，给全人类的。地球的整个海洋、大气、还有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进行排他性拥的南北极。整个海洋，除了领海跟经济专属区外，都是公共性的，还有很多我们目前不太了解的深海，更不用说外层空间了。

怎么好好地去保护这些公共领域，避免它对人类来讲可能出现的一种悲剧性的生态失衡，然后节制滥用，能够做更好的管理跟分配或者至少是共享，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但这却是无可逃避全球议题。人类的经济活动、消费活动，已经让地球没办法负担了，以前我们认为海洋无限宽广，不管倒多少废水，倒多少重金属，排多少废油都无所谓，它自己会稀释掉。然而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人类在很多方面已经破坏整个海洋生态平衡。一方面，很多国家对这些问题无能为力。另外一方面，技术先进国家还试图藉助自己技术先进，占用更大的利益。比如知道鱼群在哪里，所以可以捕获更多的鱼，知道石油天然气在哪里，然后赶紧开采。不只是自扫门前雪了，而是非常自私自利的攫取、掠夺跟滥用。

第二，在国家和国家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文明跟文明之间如何实现和平共处，并且保障彼此的发展机会。我们虽然讲和平与发展，但我们还没有一个真正稳定、基于规范、多种文明共生共荣的安全秩序。联合国虽然存在，但是安理会基本上是残废的、瘫痪的。因为少数国家，可以完全不理会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职权，可以单边地发动军事侵略或者推动他国政权更迭。这在基督教国家与回教国家之间尤甚，文明之间的冲突非常让人担忧。

还有是如何维持全球化的动力，因为整体来讲，它为人类社会创造出一种巨大的经济红利，但是它不应该只是完全为资本服务的游戏规则。所以它本身一定要做改革，否则逆全球化的政治风暴会继续蔓延。所以，如何去调整全球化的路径跟规则，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全球经济问题，尤其要节制跨国企业，特别是它的市场垄断力，而且还要让它能够承担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另外就是要把全球化的动力跟促进包容性增长这个所有国家的迫切需求结合在一起，让全球化的社会支持基础能够更夯实。

另外，虽然人类社会已经高度紧密相依，然而全球治理在很多领域里面依然滞后，甚至完全跟不。换言之，经济高度整合，生态上相互依存，但是社会、文化跟政治方面的整合跟协调机制严重不足。所以这个问题现在也非常棘手。但是美国提供的所谓国际公共产品是最低限度的并且是有利于它自己的。它排除很多其他的可能性，所以这是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全球治理机制严重短缺跟不足的状态，需要及时来应对。

第三，我跟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前一阵子在台北有个对话。在对话中，我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在科技乃至综合国力各个方面，不管中国能否在2025年或者2030年超越美国，或者中国模式跟美国模式可能将来长期还是处于竞争阶段。真正竞争胜负的关键，不是在已经看得到的方面，比如量子计算、生物科技、半导体等等，这些都比较容易掌握。真正的挑战在于社会制度的创新。现在人类社会正处于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阶段，我称它为“科技大爆发时代的前期”，这些科技爆发将来将对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形态，公共治理的模式产生颠覆性的、革命性的影响，我们现在还只是刚开始在探索而已。

哪个社会能更快速地去调整自己，去驾驭这些新的技术，尤其是数字科技、资讯科技、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等，而且把它引导到对社会或者经济效益能够达到雨露均沾那样分配上的作用，让这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得到增强而不是被削弱，这才是未来竞争的真正焦点跟关键所在。所以雄安新区的实验不得了，很重要。它以一种全新的思路，摆脱以前城市建设的模式，摆脱仰赖土地批租与房地产开发来推动城市发展的路径，摆脱城市户口的僵硬性体制等等，而且实现对城市的全方位智能管理。因此，将来可能第一个实现全面无人驾驶的城市，就是雄安新区。反过来讲，哪个社会能够走在最前面，能够更灵活、更有开创性，而且让社会利益攸关者在这个过程里面都有机会受益而不是受损，这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挑战。

中国在这个领域里面也没有师父可以跟着学了，因为大家差不多都在一个起跑点上。对西方国家来讲，这也是历史发展上一个全新的挑战，旧有体制可能也要做巨大的调整才能去适应他。像北欧现在正在开展的实验，尤其是无条件基础收入，到底这个社会实验要怎么去设计，怎么让机器人产生的效益中的很大一部分能够重新分配，让每个人有最低所得的保障。按照现有资本主义逻辑，这些巨大的新增生产力可都是由少数资本家攫取，那些所谓独角兽公司，经过首次公开募股（IPO）以后，让极少数的人一次性拿走为来的预期收益。例如将来滴滴上市的时候，如果是几百亿美金的话，那么巨大股权分红就建立在未来20年几千万驾驶员被剥削的基础之上，因此这种游戏规则绝对不能让它继续主导未来。这里面牵扯到巨大的利益、复杂的博弈，但是也涉及到很多前所未有的社会创新实验可能性，所以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那写可能性要被发掘出来。

我常常讲，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超级透明社会已经来了。以前人类很在乎隐私权，媳妇自己要有私房钱，婆婆不知道，丈夫不知道。以后没有了，以后你从出生开始，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全部都有记录。做坏事马上有记录，而且抹不掉。也许天堂就是这样一个社会，超级透明嘛，所以每个人就变天使了，因为你不能做坏事。将来如果有一天这个社会变成没有现金的社会，所有的东西都是电子货币交易，那贪官污吏也就消失了，因为没人可以私底下累积财富。中国其实已经站在超级透明社会的门口了，当然像美国、欧洲很多国家也都站在这个社会的门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去跨入。政府职能也是一样的，将来很多政府职能都是可以被智能化，公务员可以被AI替代。大家可能不知道，中国海关很多官员现在没事干，为什么？因为都是通过网上自动通关，事后再抽查，所以海关官员干嘛呢？去接受培训，去扶贫。

这个变化已经出现了，将来公安的主要责任不是抓小偷强盗，而是网络犯罪、金融诈欺，那才是真正新的职责，所以整个社会形态、公共治理的挑战会变得完全不同。所以，如果中国在这个领域里面有一些好的制度实践，对全人类来讲，尤其对那些同样是低起点、人口规模大、资源薄弱的这些国家来讲，都有重大的启发作用。换言之，如何去驾驭这些科技，增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的责任重大，为了14亿人的福祉，需要迎接好挑战，对其他国家、民族产生示范作用更是如此。

这些问题，不是单独一个国家可以解决的。很多涉及到跨国的、区域的甚至全球的一些新规范、新规则、还有新治理机制的建立。在这里面，中国当然也是领头羊。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全球治理机制更已经远远落后于全球化的进程，而且科技大爆发所带来的一些新挑战，可能都需要在区域跟全球层次找到一些辅助性的机制来配合每个国家内部的体制改革跟法律更新，才能够有效来面对。否则，科技未来进一步演变也可以把人类导向很黑暗的前景。绝大多数新的科技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很可能被极少数的集团全部囊括，而且将来这种收益都是几百倍、几千倍的。为什么？因为知识经济几乎都是零边际成本，将来激活那边最主要的就是信息，信息复制成本趋近于零。同样一个云健康，可以为100万富人服务，也可以为10亿人服务，成本差不了太多。但是如果为那100万富人服务，每个人可以收100万人民币，完全不一样。

总而言之，全球治理改革迫在眉睫。全球化经济游戏规则，将来一定要做某种程度调整。当然我们真正能做多少，要很务实。但是它的方向很清楚，必然是做调整，过去35年新自由主义思想下打造的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简单来说就是资本友善至上，私有经济至上，它的行动主体、它的主角或者利益驱动者就是大型跨国企业、跨国银行、投资机构、私募基金等等。实际上它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风险，积累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也让虚拟金融活动泛滥，严重威胁到实体经济活动。

而且资源与财富快速地集中在极少数群体的手中，对经济也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美国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前夕，处于当时分配最不公平的时代。所得分配非常不公平的话，这时候一定会总体消费不足，因为大多数群体的所得是在下降的。所以这个时候，消费能力不够，经济也失去增长动力。而那有些富豪不可能吃那么多、穿那么多，所以他们就去炒作金融资产、房地产，甚至这些投资还不够，再去创造虚拟金融交易，最后制造巨大泡沫。一旦泡沫破裂后，实体经济受到严重挫伤，政府还得用纳税人的钱去补他们的窟窿，这就是2008年、2009年的故事。所以这些问题是过去已经出现的偏差，要纠偏，要平衡，否则社会反弹会非常大，长期政治动荡也不是办法，需要真正去源头化解它们。所以未来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一定要要平衡资本友善、劳动友善、环境友善三者，而且不能独厚私有经济，或者独厚大型跨国企业，要让微型企业、个体都有直接参与全球经济分工的机会。所谓兼顾资本友善，不是要把资本就消灭，因为资本有它的活力与动力。

在有些市场结构里面，让国有企业与合作型经济体有参与的机会，有一席之地，会比较健全，会产生非常好的效应。而且现在网络科技与数字交易平台，将来会打破完全由跨国企业垄断的跨国经济分工或者产业供应链，实现生产组织扁平化，很多个体、微型企业、边缘经济体都可以直接在网络上找到它的交易对象，然后直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分工，实际上这个过程已经在发生了，只是说它还没有很好地变成跨国联通机制，所以马云一直在倡议要在电子商务领域里面建立全球性的新规范，打通所有的机制。另外，一定要在全球范围重建财税正义，因为现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也包括有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收不到税。因为跨国企业与富裕阶层很容易隐藏自己的利润与所得而政府很难有办法去规范他们，除非所有国家放下狭隘的个体利益，协商出全球性的租税合作机制，否则这些问题没有办法得到根本的化解。

事实上，中国不仅要去补现有机制的不足，或者是现在的机制出现松动，中国去做为一个主要的支撑者，这样还不够。因为中国走过不同的发展道路，更知道像印度、非洲这些国家需要什么，所以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经验，倡议新型的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这是西方国家不愿意提供的，而且是他的思路、意识形态里面所非常排斥的。很多欠发达国家说，“我的基础设施不行，我没有很好的融资管道”，西方国家就会说那没关系，“你就找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来给你当顾问，让它帮你设计一个金融产品来化解你融资短期跟长期不匹配的问题”。结果这些计划根本不可能起动。为什么？因为华尔街希望得到的投资报酬率太高，让这些项目的财务规划成为不可能。何况这些项目，需要动用国家公权力，那在这种情况下，它的长期收益应该归社会所有，而不是由少数境外的所谓私募基金攫取。

所以中国在这块，事实上有相当大的作用可以发挥，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现在中国全力推进的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推动过去西方国家，没有去尝试大范围的跨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你现在去非洲会知道，很多国家首都和首都之间是没有民航航线的，你得绕到迪拜，绕到伊斯坦布尔再飞回另外一个非洲国家。非洲国家首都和首都之间联网速度太慢，因为它主要的光纤网络都是向西方国家去对接的，所以非洲虽然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大陆，但它自己的互联互通根本是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

而且中国的发展思路很特殊，中国尊重国情，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因地制宜，不同阶段就要有不同的对策，而且主张政府市场两手并用，这些都是西方国家经验难以想象的。另外中国经济体量特大，产业结构已经全面提升，全球性公共产品供给深度更广，超越过去所有西方国家跟开发机构的想象。当然也因为这样招致西方很多“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冷嘲热讽，甚至是妖魔化的诬蔑，诸如“制造债务陷阱云云”，徒增笑料。

这里面有些是比较传统的公共产品，比如说跨国的高速公路，洲际的铁路运输，还有一些是以前难以想象的。例如，中国现在倡议在整个欧亚大陆建立跨国特超高压输电网，将来可以把很多富余的时段供应给远方需要电的时段，互补有无，因为中国有一家全世界排名第二大企业——国家电网，它在这个领域里面的技术领先全世界，因为它首先解决了中国自己的西电东输的问题，能够解决三千里的传输。其实这个技术基本上已经可以延伸到6000公里或者8000公里。

不仅如此，地上的、天上的，还有深海的前沿技术，中国都陆续有能力提供，而且中国不对落后国家事事讲智慧产权，中国能分享的尽量分享，当然也不是全部无条件分享，但是确实大量分享。袁隆平去中东教当地人怎么种咸水稻，从来没有说先申请个专利，然后每年卖给当地人种子，把价格定的贵得不得了，那是孟山都（Monsanto）做的事情。当然，孟山都一定反对你搞这些农耕技术援助工程，因为动了他的奶酪，破坏了他的经济游戏规则，让它以前赚取暴利的模式搞不下去了。

但是要站在人类整体的发展来看，这是好事，利人利己，为什么不鼓励呢？中国把自己富余的产能运用在其他需要的地方，在环境、在绿色能源、在农业技术等很多方面，都在提供这一种分享机制，这非常难能可贵。中国将来也一定是全球电子商务平台里的领导者。试想，如果顺丰的服务可以遍布全球没有障碍，而且零关税，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全球化经济。哥伦比亚种植咖啡的农民，可以在全世界找消费群体下订单，定量生产，而且通过数字化追踪咖啡的整个生产过程，保证没有造假，而且是有机的，不再需要经过星巴克了，多好。星巴克从源头垄断采购然后卖到你一杯40块钱的咖啡，中间利润有多少？这些可能性反过来也可能起到颠覆性的作用，因此要循序渐进，来得太快，会产生别人承受不了的结构上的剧烈振荡。

开辟新的经济走廊，陆上经济走廊，让内陆国家开始，因为以前所谓“全球化”的受益地区基本上都是沿海，离沿海300公里以上的地方，辐射作用越来越弱。但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铁路、高速公路、内陆经济走廊推动全球化的话，它的覆盖空间与包容性会超过以前任何历史时期。

其次，很多接近海洋的国家，如果没有好的深水港，没有好的集装箱码头和伸向内陆的铁路运输，也是没用的，这两个要搭配在一起。现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推进这两块。比如说希腊政府前年快倒闭了，它把原来最大的比埃雷夫斯（Piraeus）港交给中远海运公司（COSCO）运营35年。当然也有本国人说希腊政府是在贱卖祖宗的资产，但其实整体来看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因为希腊自己没有能力再更新、扩张这个港的设备与容量，COSCO一开始投资，马上把比埃雷夫斯港的吞吐量翻倍，未来甚至还可以再翻倍，而且马上开始配合兴建铁路，把联结的铁路一直往巴尔干半岛延伸，让它的吞吐量更大，这是以前任何政府都做不到的。现在由中国企业跟港资企业在全球承租、或者投资、或者营运的集装箱深水码头，占全世界海路集装箱运输的比重高达70%，难以想象。

再者，2018年12月22号有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消息。以前，制造电动汽车特斯拉（Tesla）的马斯克（Elon Musk）曾经夸口说以后要发射几千颗小卫星，建构一个全世界覆盖的宽频上网服务。他是一个梦想家，这个构想现在还在梦想阶段。而中国却按照自己的技术能力，开始发展比马斯克构想中纬度稍微高一点但也是低维度的中型卫星，准备发射156颗卫星覆盖全球，这个计划叫“虹云工程”。第一颗已经在12月22号发射了，预计2022年就能实现全覆盖。将来地球上没有很好的宽频上网覆盖的所有地区全部可以受益，包括海洋也包括很多内陆。这个全球网路通讯基础工程有巨大商用价值，将来可以有合理的收益。

习近平主席2015年9月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虽然这个倡议现在还没有开始落实，但是欧亚大陆沿线很多国家开始感兴趣了。2015年习主席正式提出这个倡议，因为中国已经有这个技术了，而且经济上也是可行的，中国规划从欧亚大陆开始做起，通过全球范围内特高压的输电网连接，实现全世界能源供给的共享，在技术上没有问题，绝对有可行性，而且它是更清洁的能源，可以对全世界减少碳排放做出巨大的贡献，更符合可持续发展。如果将来真的有一天，这个愿景能实现，人类社会离命运共同体就相距不远了。等于说人类把最重要的基础需求，一天不可或缺的最根本的能源需求捆绑在一起，那么不可能打仗了。我也不可能用网络病毒攻击你，因为最后是害了我自己。

还有互联网里的一些新规范，现在第六代互联网协议（IPV6）事实上已经在打破美国独家的主控权，变成一个最重要的真正实现共建共有共享的全球基础设施。中国现在也是在积极参与互联网行业、数字经济规范和经济规则的制定，所以现在定期在乌镇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一开始也许它影响不大，但慢慢全世界的互联网行业巨头都会认为他不能缺席年度经济会议，因为将来很多行业中一些新的发展趋势跟新的一些合作机会，还有一些新的规范的制定，都慢慢会在这边落地生根。

我刚去过青岛，考察中国第一个海洋科学和技术的国家实验室，不过它的招牌现在还有“试点”两个字，还不是正式的。以前海洋是中国的短板，但是现在这领域令人极其期待。以前关于海洋的各个方面，不管是资源、渔业、气象各方面，主要是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传统海洋国家以及后起之秀澳大利亚、法国等制定游戏规则，中国的发言权非常有限。但中国在这个领域里面开始奋起直追，所以中国现在有能力去倡议一个叫“透明海洋”的全球合作架构，中国可以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中，通过从水面浮标、深海探勘到卫星遥感，对海洋做全方位、多层次、及时资讯的掌控，发掘各种有经济价值或者是对人类有用的气象资讯与生态资料，然后跟世界各国来分享，或者至少互惠交换。

总而言之，中国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就不可能去参与这样一个新的合作机制，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中，中国的这些新的倡议，会对世界尤其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最明显的应当就是非洲大陆，而非洲又正好是未来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大陆，因为现在非洲人口是12亿到13亿，很快要向20亿迈进，人口对它而言是一个巨大负担，还有饥荒、疾病、恐怖主义等问题。所以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对全人类都很重要，对中国来讲也有很好的互补优势。中国在这里面发挥巨大的作用，比如现在由中国电信带头跟非盟合作，搭建“非洲信息高速公路计划”。采取中国典型的“八横八纵”的举国体制，那种宏大的构想已经在逐渐落实，大概2025年就可以完成，穿越非洲48个国家，覆盖至少非洲1/4人口，而且每个国家会在骨干光纤网络之外，搭建当地的枝干网路连接，将来它覆盖的范围会更大，等于一口气把非洲的几亿人带入网络时代。这是巨大的跨越，帮他们打开各种可能性，将来可能你在阿里或者其他网站购物时，你可以直接找到非洲的淘宝店家进行采购。

西方国家常常用有色眼镜来看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或者援助，或者是基础设施的合作。中国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的巨大的促进作用有铁证做支持，这个网站大家如果不熟悉，一定要上去看一看，而且要做检讨，为什么我们自己没有这样一个智库在做这件事情。这个数据库居然是美国东岸的一所大学，还不是一个最有名的学校的智库做的。这个叫AID Data（援助数据）的研究中心，收集全世界跟发展援助有关的所有数据，并且回溯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它也追踪中国在过去14年，在全世界138个国家里面通过技术援助、工程援助或者贷款援助的3485个大型项目，去评估它的经济影响跟作用，连续追踪14年。测量方法很简单，它根据卫星的夜间空照图，看同样一个位置亮度层次与空间分布的变化。因为他们已经有非常完整的经验资料去支持这个模型，这些亮度资讯经过测量以后，可以非常准确地来估算当地真正的经济活动跟它的人均实质所得，而且还可以看它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分布是非常集中还是扩散程度非常大。结果AID Data发现什么，就是中国投资的这些项目既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而且还让它的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覆盖程度进一步扩散，有助于当地所得分配更均等化。这都是AID Data根据14年来三千多个项目的地点的卫星夜间空照图进行数学推算得出来的一个重要结论。

所以中国自己要有信心，虽然不是说这些项目每个执行得都很好，里面也有个别的问题。但最终来讲，都是利人利己的，都是让中国真正在全球展开布局的项目。所以我不是很担心当前欧美社会出现的逆全球化浪潮，我也不是很担心特朗普这种拆解全球化的动作。在我看来，这些都可能是昙花一现。整体来讲，发达国家内部也可以从全球化里面找到自己的发展机遇，而且可以让广大群体还获得相当好的经济受益，那在全球范围更是如此，而且这个受益群体还在继续扩大。只不过全球化的路径跟游戏规则需要修正，包括跟包容性增长做更好的结合。因此，全球化的动力仍然源源不断，没有国家可以片面拆解这个体系，所以我把它称为“再融合”或者“深化融合”，而中国在开创新的全球经济融合方面将会扮演巨大的角色，而且会压过西方国家的力量，这将是对人类未来非常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