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嘉鸿 | 败也“全民党”，成也“全民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经验

2022.10.20 来源：人大国关

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发展阶段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历史最悠久的政党，它近160年的发展见证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德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然而，这个党的历史却近乎是失败的：它在德意志帝国时期曾遭受俾斯麦的打击；在“一战”时期遭遇工人运动的分裂；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作为傀儡执政；在希特勒时期被驱逐流放；在冷战时期面临两大阵营对峙；新社会运动以来，又不得不应付来自绿党的竞争。回顾社民党的历史，可以看到一条核心的线索，那就是在坚守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与实用主义政治妥协之间的平衡，这条主线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表现为不同的具体特征。社民党从“纲领党”到“选举党”的变迁可大概分为以下三大历史阶段。

1914年以前是社民党的第一个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线索主要表现为革命理论与改良实践之间的争论。社民党的前身“全德工人联合会”于1863年成立，作为首个工人阶级政党，联合会的初衷是联合工人力量，维护工人的政治经济权益，其创始人拉萨尔试图在俾斯麦的支持下争取普选权。1875年哥达代表大会上，拉萨尔派与爱森纳赫派合并。经历了俾斯麦《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打击后，社民党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并在第二国际开创了欧洲社民党的典范。1912年，社民党更是凭借34.8%的选票成为德意志帝国议会第一大党。《爱尔福特纲领》原本将党的政治目标确立为取代资本主义秩序，但是随着改良实践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就，革命的话语开始显得不合时宜。社民党忙于建立自己的文化传媒和基层组织，在帝国内逐渐塑造出相对隔绝、自给自足的政治文化网络，却对帝国的权力政治并不热衷，很难在议会中争取到更多回旋余地，更不用说策划现实的改革策略和推动专制国家改革了。囿于能力的限制，社民党只能在帝国议会中扮演一个反对党的角色。

这一切并不仅仅因为“经济宿命论”束缚了社民党的政治行动能力，也绝不能用“改良主义”腐蚀了政党领袖的理想信念给出简单的解释。毋宁说，社民党自建党以来，就已经走上了一条在政治上身处边缘，却在社会政策方面长足进步的路径上。在党和工会的共同努力下，威廉帝国时期的工人从每天16个小时的工时减少到了10小时，既没有经受大规模的失业，又获得了实际工资的提升。这一系列改良成果既是社民党获得成功的经验，但也成了它的枷锁，主要表现为党逐渐工会化的趋势——随着工会财力、人力和在议会的话语权上升，经济的、行政的逻辑日渐取代了政治的、革命的逻辑，左右着社民党的工作内容。

1914年至1969年是社民党的第二个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线索是坚守社会民主主义信仰与现实中缺乏政治联盟之间的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坚信“工人阶级无祖国”的社民党，背弃了国际主义信条。战争后期，党内不满的反战人士独立出来，成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主张颠覆政权的激进左翼力量则进一步分化为德国共产党（KPD）。被激进力量抛弃的社民党，转而与旧统治精英妥协，于战败压力下结束了威廉二世的统治。然而，取得政权的社民党并没有如它几十年来宣传的那样开启推动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进程，甚至很多帝国时期的高级公务员仍继续担任之前的职位。对旧体制的依赖源于社民党长期将自身政治活动范围限定在社会政策领域，因而既没能在治国理政经验、人才储备上有所积累，也未能通过巷战或地下运动锻炼出一支革命的队伍；其与独立社民党的左派、斯巴达克派和革命工长组织等主张革命的力量，也始终未能协调一致；点滴改良的成功驯服了工人群众，使他们中的一些人上升为工人贵族，这一切共同造成了1918年德国革命的偃旗息鼓。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社民党依然专注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化传统，将自己封闭在未来拯救的希望里。正如理查德·亨特（Richard N. Hunt）所说，“魏玛共和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是一个内部相当团结且独立的社会单位。它们有着自己的‘政府’，自己的社会保障、教育和文化组织机构，自己的大众媒体和准军事组织，甚至自己的金融体系。活跃的党员连同他们的家庭可以对自己和自己家庭的生存情况做出放心的安排，不需要跨出自己所在的社会运动一步。”但反过来说，也恰恰是因为它的“在国家中又不依附于国家”，才使社民党在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魏玛共和国保存了基层的政治忠诚。

到了30年代初期，中央党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接任总理。在经济危机的形势下，他奉行紧缩政策，使工人和中间阶层进一步激进化。但这一时期的社民党的政策，却对年轻失业的工人而言过于改良，对中间阶层而言又太左，因而不得不在政治上面临劈叉的局面。再加上社民党始终没有真正深入权力中心，这使得它在保卫共和国的重要关头甚至找不到可靠的联盟伙伴。1933年6月，社民党在纳粹的压力下被迫解散。

1949年联邦德国重建后，西德的社民党独占左翼阵营。在第一次联邦议会选举中，社民党取得了29.2%的得票率，仅比基民盟少1.8个百分点。但社民党未能珍惜这一起点的优势，当联盟党推行社会市场经济，并为战后西德带来巨大的经济繁荣之时，社民党却仍坚持推行反资本主义的制度改革。这一时期的社民党领袖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政治上过于强硬的立场也令中间阶层退却。到了1957年，联盟党在议会选举中已获得超过50%的选票，领先社民党将近20个百分点。

直到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发布，社民党才不再满足于做政治上的反对派，而转型为以赢得政权为目的的政党；不再执着于马克思主义话语，而以多元价值作为指导思想；不再立足于工人阶级，而要联合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一切民主进步的力量。社民党着力将自己打造为更好版本的基民盟。在勃兰特的带领下，这种转型在政治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党员人数在1959年以后逐年上升，到1975年已超过百万，成为联邦德国第一大党。此外，社民党的选举战绩也十分卓著，1966年它首次作为执政伙伴加入基民盟，掌管了外交部和经济部两大职能部门。1969年，它更是在近四十年之后，重新取得联邦总理的位置，与自民党组成社会自由联盟，并在1972年的大选中首次得票超过基民盟。

1969年后，社民党进入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线索是向全民党转型过程中，调和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带来的得失。虽然从1958年开始，社民党就已经从纲领、组织和象征符号上逐渐告别了工人运动传统，总体发展趋势明显朝着工人比例逐渐缩小，公务员和职员等新中间阶层比例增加的方向发展。但即便如此，从党员的阶层比例构成来看，直到1975年，工人仍然是社民党人数最多的成员群体，这说明社民党仍是一个反映中下层民众要求的、中间偏左的政党。在勃兰特和施密特的共同带领下，社民党赢得了一段黄金发展期：在经济上，它主张凯恩斯式的国家调控，继续发挥社会市场经济的特点；在社会政策上，主张发扬福利国家的传统优势；在外交政策上，推行新东方政策并为联邦德国赢得了更多的政治空间。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第三产业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传统工业的雇佣阶层逐渐萎缩，公职人员减少，社民党的社会基础开始瓦解；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趋势使传统的福利国家政策越来越步履维艰；新社会运动开启了生态、反核武器、女性主义等后物质主义议程，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绿党。自此，社民党不再有能力使不同的社会团体协调一致。80-90年代的社民党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为了重新接洽新社会运动的激进需求，它不得不将性别平等、可持续发展等后物质主义议题纳入1989年的《柏林纲领》；另一方面，对绿党的政策议题跟随又使得原有的中间阶层和下层选民逐渐流失。这一时期的社民党面临着自身定位模糊、党员人数锐减、党内老龄化严重等问题，一度陷入发展瓶颈。

直到1998年，社民党才与绿党组成红绿联盟，恢复执政。吊诡的是，无论社民党如何改革自身以适应新的现状，它的胜选仍主要依赖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在经济发展较好的科尔时期，主张福利国家的社民党很难将中间阶层动员起来。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重新统一后的德国在经济上需要应对的难题增多时，中间阶层又开始担忧自己的相对社会地位下降，社会公正议题重新浮现。但此时恰逢施罗德执政期间，社民党非但没有扭转社会保障系统难以为继和失业率过高的问题，反而为了应对全球化的激烈竞争，在2003年宣布推行“2010规划”，大幅削减社会福利。此举动摇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触怒了很多工会及左翼人士，直接引发了社民党的分裂和红绿联盟的解体。

回顾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社民党不再处于社会边缘的位置，而是拥有更强的执政能力，在左翼和右翼都拥有可以组建联盟的伙伴。它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或韦伯意义上的“世界观政党”，可以不再受困于教条原则，灵活从事专业的选战营销。但与此相应地，它的发展也缺少了“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张力，这种内在紧张曾在不同时代主导着社民党的历史演进并为其发展注入活力。然而如今，中左翼政党的模糊定位和实用主义的选战策略，使社民党越来越失去独特性。自2005年以来，社民党尽管三度作为“小伙伴”参与到大联合政府之中，但它“既无法重新聚集支持队伍，又没能在国家治理中有所建树”。

二、当前困境及原因溯源

（一）全民党的代表性危机

自从社民党将自身定位为全民党后，党员人数一度在1976年重回峰值。但是这之后却遭遇了党员人数锐减，到了90年代，社民党和联盟党一样，遇到了全民党在组织功能上的一系列问题：无力招募新党员，无法推出新的领导者，组织上有缺陷，对活动资金有更大的需求等。是什么原因导致社民党，或者说两大全民党都出现社员萎缩的现象呢？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是社会结构的变迁。服务型社会的转变使产业工人减少；政治世俗化进程使得联盟党不再能锚定宗教选民；社会流动性增大，中间阶层崛起，社会矛盾亟待被重新界定。全民党一方面需艰难平衡内部各种可能彼此冲突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还要回应各种不断更新的外部政治诉求，因而首先成为被影响的对象。

第二，社会共识的瓦解。与“二战”后德国需要快速恢复经济、实现社会持久繁荣的社会共识不同，90年代以来的德国面临着两德统一、在经济危机中重建德国民主政体、突破社会保障体系的沉重负担等诸多问题，而每一个问题都为全民党的施政与改革带来了更多约束条件。社民党恰是一个既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又对自己“下手最狠”的政党，势必触动部分支持者的利益，而在政治上遭到背弃。

第三，政治动员能力下降。社民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取得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上。当社民党转而肯定资本主义的当前秩序，自我驯化为选举政治的机器，自愿被政党政治的逻辑所操纵，自觉以政治精英的标准自我要求，就不可避免地面临整合能力弱化、无政治远见、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变通方案、脱离群众、国家化与行政化、政治活动能力下降、缺少党内民主以及代表性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绿党、选择党、左翼党不断提出新的政治议程和价值诉求以实现更有效的社会动员，弥补了全民党无法精准覆盖的领域，进而在细分赛道上成功分走部分选民对传统大党的政治忠诚。曾经，转型为“全民党”是社民党成功的选举策略，然而如今，“全民”属性则反过来成为它禁锢自身的藩篱。

（二）左右两极的政治冲击

自从2005年以来，社民党在左翼和右翼两个方向同时流失选票，其中有将近1/5的选票流失到了左翼党，还有相当一部分劳工流向了民粹主义的选择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简要归为以下三点：

第一是社民党的内部原因。社民党推出的“哈茨四号法案”在社民党内部引起激烈的争论，这场改革一方面使工会运动与社民党的紧密合作受到沉重打击；另一方面，社民党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向，背弃了社会民主主义追随者们曾经的信仰。

第二是外部的政治环境。近年来，环境保护政治议程的强势发展，使绿党已从最初原教旨主义倾向的社会运动转变为建制派的政党，并愈来愈有全民党之势。绿党、左翼党和社民党之间的同质性竞争进一步挤压社民党的左翼政治空间。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和难民等问题，造就了精英与平民的对立情绪。选择党利用这种反全球化、反精英的社会心理异军突起，分走了相当一部分中下层选民。

三是参与大联盟政府的政治包袱。在选举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2005年以来社民党的面貌却在与基民盟组成的大联合政府下变得越来越模糊。一方面，社民党迫于联盟考虑，不得不迎合基民盟的某些政策；另一方面，即便社民党主导推行了社会政策，也会被视为基民盟的政绩，无法转化为自身的执政红利。在默克尔执政的16年里，社民党被拖入一个越参政越不讨好的怪圈，无论是在组织、人员，还是在施政纲领的内容上都在消耗活力。

（三）缺乏坚定的领导核心

上世纪60-70年代，社民党的团结主要有赖于威利·勃兰特、弗里茨·埃勒尔（Fritz Erler）和赫伯特·魏纳（Herbert Wehner）三驾马车的共同带领。之后，立足于政党发展的勃兰特与立足联邦内阁的施密特的首要关切开始出现不一致，而施罗德和拉封丹围绕社会改革引发的斗争更是直接导致社民党的分裂和左翼党的成立。目前，党内的派系则主要集中在右翼泽海姆派（Seeheimer Kreis）和议会左翼派（Parlamentarische Linke）之间，二者的主要分歧在于，后者致力于将由社民党、左翼党（红）、绿党组成的“红红绿”联盟作为大联合政府的替代；而前者则对于追求权力更加敏感，一切以取得联盟多数为最终旨归。

此外，党的团结与党缺乏坚定领导核心有直接的关系。这些年在大联合政府中扮演陪衬角色的社民党越来越倾向于扶植那些斤斤计较、在政治上过分谨慎的追名逐利者，他们虽可能在高层的选举政治中游刃有余，却丧失了与群众的天然联系和对政治的敏锐度。自2005年施罗德隐退以来，社民党一直欠缺兼具个性魅力和政治影响力的领军人物。在2019年党主席选举中落败的舒尔茨，与之后担任双主席的萨斯基亚·埃斯肯（Saskia Esken）和诺伯特·沃尔特·博尔扬斯（Norbert Walter-Borjans）甚至在原则立场上都存在冲突。此外，党内青年党的主席凯文·库纳特（Kevin Kühnert）也一直在挑战舒尔茨的权威。

三、社民党何以突破困局？

（一）两大全民党的新平衡

默克尔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全民党历史的终结，德国政党谱系迎来进一步碎片化、多元化的局面。在2021年选举中，社民党最终仅以1.6%的微弱优势取胜。虽然，党内左翼力量不满于大联盟政府久矣，但这次胜选的政治资本却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大联合政府的承继。

在高度变动的政党格局下，社民党不得不适应三党联合执政的新形势，以实现代表“全民”（catch-all）的目的。与此同时，联盟党也需重新思考一个没有默克尔的联盟党如何在六党共分天下的政党格局下重新定义“全民”。这对于两大党而言，不仅关乎成败，更关乎自身发展战略。这种思考不应只停留在选举政治的层面，更应该指向如何突破竞选策略的制约，从而更有效地对政治性的议题给出回应。特别是对于社民党这样一个曾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广泛的政治动员和社会参与，本是它引以为豪的政治经验。重焕基层党组织的活力，给予积极分子更多的行为空间，以更好地接洽群众的意愿，弥补选举政治与精英思维的局限，进而重新让运动塑造政党，或许才是社民党真正实现自我革新的源泉。

（二）传统与创新的平衡

回顾社民党参与选举的历史，它的每次成功都和发挥社会公正议题的传统优势不无关系。在默克尔执政期间，社民党通过了最低工资标准和基本养老金制度，极力扭转施罗德社会改革所造成的伤痕。从2021年选民偏好数据可以看到，在被问及哪个政党最能带给人们社会公正的改善时，有40%的受访者认同社民党，而认同联盟党的只有15%。在应对社会公正问题上，社民党仍然具有传统优势。

除了对传统议题的坚守，社民党还在应对未来挑战方面做出了创新。2021年的竞选纲领重点聚焦未来三大任务，有关气候保护、交通转型和数字化转型问题纲领内容的调整有效呼应了时代主题。由此可见，社民党在坚守传统和开拓创新之间做了较好的平衡。

（三）党内派系的平衡

关于是回归社会公正的传统，还是延续政治妥协的路线，社民党内一直存在分歧。自2019年舒尔茨在党主席竞选中败给埃斯肯和博尔扬斯以来，党内左翼力量日益强大，迫切渴望摆脱联盟党的阴影，以结束大联合政府对社民党的持续消耗。但当大选在即，舒尔茨在党内左右两派中的支持率都占据领先，最终代表社民党参加大选并一举获胜。由此可以看出，党派忠诚与政治实用再一次战胜了左派的愿景。或许更值得党内左派反思的是，应该怎样建立培养干部的关系网络，进而推出自己的候选人，以及如何将社会公正的理想落实转化为具体的政策，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不参加“大联合政府”的口号上。

默克尔对德国的塑造是长久的。过去的十六年，她既要在东西方对峙的大格局中作为第三方争取“二战”以来最大主动权，又要在价值观和政制体系上有所选择和表态。默克尔以维护欧洲一体化的方式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并为社民党接下来的执政设置了诸多前提。接过权力的社民党能否如它的新主席拉尔斯·克林贝尔（Lars Klingbeil）所言，因由这次联邦大选的胜利，迎来塑造社会民主主义未来十年的契机？历史上，社民党每次执政，总被迫与不利的情况做斗争：1918-1919年战败后的内外交困与工人运动的分裂令他们在政治上承受压力；上世纪70年代的社会自由联盟时期，不得不应对石油经济危机；而如今，福利国家的财政负担、技术发展对传统劳工的威胁、低碳环保的转型压力、难民问题、新冠疫情等，困难重重，最近爆发的俄乌冲突更是对整个欧盟的集体安全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社会民主主义能否回归，考验着这个百年大党在传统与实用、开放与封闭、自由与安全之间的精准定位和巧妙平衡，以及在党内外政治派系与利益集团之间纵横捭阖的政治智慧。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拥有一百六十年历史的曾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的历史沿革与现实困境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西方改良进程中的一个绝佳案例。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执政经验及相应局限的持续追踪，于同为百年大党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有他山之石的意义。

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