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双周学术沙龙举行第13次活动--雷弢研究员谈“区县人大代表选举中的选

2017.08.31 来源：人大国关

2007年6月17日下午，政治学双周学术沙龙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国际楼国际关系学院813会议室举行了第十三次活动。本次活动的主题是“区县人大 代表选举中的选民参与”，北京社会科学院雷弢研究员担任特邀主讲，北京行政学院袁达毅教授应邀担任主评，活动由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孙龙博士主 持。来自人民大学多个学院以及其他多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青年学者、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共3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雷弢研究员曾主持“北 京选民选举心态与参与行为研究”、“首都社会发展与居民生活质量研究”等多项重要课题，先后在《社会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上发表数十篇论 文，出版了《反思社会公平》等多部著作，研究成果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多项学术奖励。他所领导的课题组，自1993年起，在每届北京市区县 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日后一个月左右时间进行随机抽样调查，每五年一次，迄今为止已跟踪了13年共4届换届选举活动，为研究北京选民的参与行为和政治文化 积累了扎实的数据资料。

本次沙龙演讲中，雷弢研究员以“区县人大代表选举中的选民参与——兼论积极型选民的基本特 征”为题，对近四届北京县乡人大代表选举过程之中，选民参与行为和态度的基本特征及其变化趋势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他以“积极型选民”的概念为主线，以 2006年底—2007年初完成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重点分析了北京选民选举参与的新特点。

雷弢研究员首先介绍了自己 长期从事选民参与行为和意愿追踪调研的缘起。1993年北京区县代表选举之后，有关机构公布的高参选率与雷弢研究员自身的观察形成鲜明的反差，北京选民的 参与情况究竟如何？选民是否利用代表选举这个渠道进行政治表达、行使参与权利？北京人关心政治这一说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落实在行为选择上？选民参与的背 后，究竟是政治觉悟还是利益驱动？出于以上关切，雷弢教授在经费极为缺乏的情况下，于1994年1月进行了第一次选后调查。之后，又在1998年、2003年和2006年选举日之后，采取结构大体相同的问卷、大体相同的抽样方法，对18—70岁的北京选民进行了追踪调查。

在长期跟踪调查的基础上，雷弢教授指出，近十余年来，北京选民“亲自”投票率持续下降，厌选情绪越来越严重。就亲自投票率而言，依据抽样调查，1993年区县人大代表选举之中，亲自前往投票的比率在85%左右，此后三届持续下降，到2006年的选举之中，选民亲自前往投票的比率大约在64%左右。雷教授认为，大量存在的“人户分离”情况、可在单位登记可在社区登记的选民登记方式，以及单位动员能力的弱化，是投票率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而投票率持续下降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在注意到投票率持续下降的同时，观察区县人大代表选举的发展，还必须注意到另外一个指标：“积极型选民”比率的变化。雷教授将回答“希望选出真正代表民意的人大代表”的被调查者定义为“积极型选民”。依据调查，从1993年到2003年，积极型选民所占比例呈现上升趋势，而在2006年的选举之中，积极型选民所占比率陡然下降。

雷教 授重点探讨了积极型选民的基本特征，并深入讨论了经济地位、政治身份、生活满意度、教育水平和阶层属性等因素与选民积极性的关系。他发现，中产阶级对区县 人大代表选举的参与最为积极，他们试图以此为平台表达其利益诉求。而进一步的分析显示，积极型选民的政治效能感相对比较高，而且对选举程序的熟悉和了解程 度也比较高，参与具有相对比较强的自主性和自觉性。雷教授提醒研究者注意，2006年积极型选民比率下降，是一个特别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雷弢研究员还描述了北京居民对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的整体评估状况，数据显示，从整体上而言，北京选民对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前景表示乐观。这与他们在区县人大代表选举中亲自投票率的下降形成鲜明对比。雷教授表示，在实证调查和长期跟踪研究的基础上，对北京选民的真实意愿、动机、态度、行为特征及其变化规律进行探讨，对于我国基层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制度建设，可能存在有益的借鉴。

在主题评论阶段，北京行政学院袁达毅教授首先指出，雷教授长期坚持对一个问题进行追踪研究，并且采取科学的方法和规范的程序进行研究，这是值得年轻学者特别学习的。袁达毅教授自1996年以来，即以档案资料为基础，结合访谈和观察，对北京区县人大选举和乡级人大选举制度的实际运行机制进行了研究。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袁达毅教授指出，以档案文献和访问为基础的定性研究和以问卷抽样调查为基础的定量研究，可以互相补充、相互结合、相互印证，从而进一步推进研究的深化。

袁达毅教授对雷教授的一些具体研究结论进行了独到的评论。关于参选率下降这一现象，袁教 授指出，从政治发展角度来看，这未必完全是消极的。换个角度来看，参选率的下降，从一个侧面说明，选民的自主性提高了，有自己的选择空间和选择自由。参选 率的下降，也给制度设计带来了改进的压力，例如，过去参选率被作为选举工作好坏的标准来考察政府动员能力；现在则已经逐渐不在被作为衡量选举工作好坏的标 准。这恰恰证明公民民主法制意识的提高。

在自由讨论阶段，与会的学者围绕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路径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热烈的讨论。袁达毅教 授又强调，在具体的程序和操作性制度层面上的改进，从某种程度上具有更为重要的指标性意义，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个重要举措应该是从细节入手，严格 程序，建立可操作性的规范。积极型选民是自由讨论阶段的另外一个关注点。积极型选民是否存在年龄结构差异、是否存在人生经历差异？如何扩大积极型选民范 围？温岭恳谈模式能否与基层人大制度的衔接起来？针对这些问题，雷教授和袁教授都给出了精彩而中肯的回应。

讲座和讨论为时两个半小时，在场听众仍意犹未尽。参与讨论的老师和同学纷纷表示，雷弢教授的演讲和袁达毅教授的评论，不仅在具体的学术问题上给大家以有益启发，他们扎实的学风和长期坚持对一个学术问题从事研究的态度，更是为年轻研究者树立了榜样。讲座在热烈的讨论之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