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大国关
4月17日下午三点,“国·政”大讲堂·世界秩序研究季第三期活动于第三教学楼3201教室成功举办。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做客我院,为广大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网络时代的中美战略竞争”的精彩讲座。本次活动由田野教授主持,马得勇教授、尹继武教授、李巍教授、韩冬临副教授、左希迎副教授参加活动。讲座吸引了大量听众到场。
在网络时代的宏观背景下,国际关系的内容和基本形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运用“新冷战”等传统地缘政治概念诠释当前和未来中美竞争的状态已显得不合时宜。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解释中美竞争?阎学通教授认为,应对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网络时代相对于冷战时期在竞争环境上的区别。一方面,随着数字经济在主要发达国家和中国的国内经济中占比越来越高,网络时代的竞争领域已经从控制地理和自然资源转向获取无线领域的科技优势。具体而言,中美战略竞争的焦点是5G技术标准的制定权。从5G技术竞争力和国际技术专利的申请数量上看,当前数字经济领域也呈现出三个世界的态势:中国位居美国之后,且两者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构成了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国家的数量远远少于冷战时期,仅包括日本、英法德等少数西欧发达国家和在网络领域新崛起的韩国,同时俄罗斯早晚将跌出这一行列;而世界上其余的绝大多数国家均属于第三世界。这意味着全球化条件下的网络经济将造成更加严重的两极分化。与其他技术不同的是,网络技术不仅决定了国家战争能力的强弱,还决定了社会财富增长的速率,进而决定了社会进步的速度、社会改革的能力乃至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在这样一个充满未知的环境中,国家领导者必须拥有强大的纠偏能力——谁能对自身战略做出及时的调整,谁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上风。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核心特征是快速的成长性,这一点突出体现为由梅特卡夫法则、达维多定律和摩尔定律所组成的“数字经济三定律”。其战略含义在于,能够为国家提供持续创新能力的领导和制度才能引领国家走向胜利。换言之,领导和制度是国际竞争的根本,而改革能力是政治领导力的核心。联系现实,虽然美国在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多个领域均领先于中国,但正是由于其改革能力相对落后,双方的实力差距反而在不断地缩小。美国政府当前面临的重大难题就在于它无法激励年轻人建立起对未来的希望。相比之下,中国的年轻人对未来拥有普遍乐观的预期,这是中国的优势所在。
其后,阎学通教授指出中美竞争的核心是权力再分配问题。从内容上看,权力再分配包括调整现有的国际权力结构和制定新的国际规则。前者的典型案例是亚投行的设立,它可以看做是中国对自身财富与国际权力不匹配的直接反应。后者则可以细分为两类举措,一是对以WTO为代表的现有国际规则进行改革,二是在网络等无规则领域新建规则。从奥巴马时代到当前的贸易战谈判,中美竞争的中心议题就是网络规则的制定。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真实意图是压制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也就是抑制中国对于国际技术规则的改革努力。同时,无论是改革还是新建规则,都必须依据某种原则,例如贸易领域的自由贸易或公平贸易原则。就网络规则的制定而言,中美的重大分歧就在于安全保障和自由流动两大原则孰轻孰重。
进而,阎学通教授围绕中美战略竞争的策略和影响做了以下几点总结:第一,美国近年来一贯奉行单边主义。接下来在5G竞争中,美国仍然不会将围堵中国的希望寄托在盟友身上。相比之下,中国始终强调自己重视多边外交,但现阶段取得的实际成果仍然集中在单边领域。第二,由于大国诚信的普遍缺失,国际社会中的违规现象将越来越多,并出现大量的猜忌和欺骗行为。长此以往,国际规范的约束力将不断下降。第三,诚然技术竞争可以减少常规战争,但如果将网络战归入战争范畴,那么代理人战争的数量很可能会不减反增。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国家主权的回归和强化将成为必然,从而对人员的跨国流动构成障碍。第四,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意味着两国都不具备制定全球性网络规则的能力。在缺乏秩序和边界的网络环境中,前代人必须向拥有更强知识获取能力的年轻群体学习,于是尊老的传统便回遭到破坏。阎学通教授将这种网络时代独有的社会形态称为“后教先社会”,其中依靠代际传递得以维系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将不再发挥重要的作用。根据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内社会的变化势必会影响国际社会的发展,因此国内年轻人的意识形态会导致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国家的国际身份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此时,如果地缘政治因素继续存在,其发展方向就是世界中心向使用网络最多、网络竞争最激烈的东亚地区转移,一言以蔽之,这个时代各国争夺的是网络。
最后,阎学通教授基于道义现实主义的视角归纳了中美竞争走势的决定性因素。如前所述,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是政府的领导力,而领导力的强弱取决于改革能力。所谓改革是由方向和能力共同定义的。改革与倒退的区别就体现在各自的方向不同。相比而言,倒退比改革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还要明显。管子云:“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中美两国领导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防止倒退,而特朗普当前的种种举措很可能造成美国倒退。与此同时,改革能力越强,国家实力的增长就越快,自然也就越有利于国际竞争力的积累。总之,网络时代的中美战略竞争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全新的。对于中国而言,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两国的国际关系研究重新回到了同一起跑线,这赋予了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一个超越和创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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