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大国关
作者简介
张广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治学》主编
文字一旦编定,其命运便交给了读者,在《中国政治学》第一幕刚刚开场之际,编者不想提前剧透各篇文字的题旨要义与内容情节,只想就“理解政治的知识与技艺,理解世界之中国”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
政治学作为一门伟大的知识与技艺,在中西文明中都拥有着悠久的学科传统和崇高的学术地位。中国古代经典《大学》在一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意思是,伟大的学术以“修己治人”的实践为“功夫”,以人伦生活的至善为“目的”。柏拉图在《政治家》中说:“那支配着其他全部技艺并监护着法律和国家中所有事物、同时把它们编织在一起的技艺,我们可以依其职责把它称作‘政治的技艺’”。柏拉图通过把政治技艺类比为“编织技艺”,不仅强调了政治知识与技艺所具有的超越于诸如医药知识-技艺、赚钱知识-技艺之上的全局视野,而且明示了这种“护国者的知识与技艺”依其本性而拥有的高贵地位。
只要生活在高级文明之中,无论人们对“人”与“国”之间的关系持积极还是消极的态度,他们都无法否认的是,人的“天性”与“天德”与国的“势位”与“利用”之间的离合,必然关乎“群”与“己”的幸福。当《庄子》里道家人物面对自己时代的中国之天下发出“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愤世”之叹时,正如柏拉图《理想国》中智术师人物面对希腊世界说出“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这种“嫉俗”之语时,这正是年青人感愤于世势衰颓,对老年人“德位‘应该’合一”、“正义与幸福‘自然’一致”的教诲充满怀疑的时刻。面对中国世界“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承先启后,引领其门徒,把对衰败的礼法习俗的否思和重建人伦差序的担当精神结合起来,用感通群己伦类的自然仁德呼应贯通天人的圣王政教;遭逢希腊文明的衰落,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回应的方式则是,把年青人对“不义”的愤怒当作契机,邀请他们一起建构“自然”意义上“最好的国家”,以期获得重建正当的群己生活的智慧。无论孔子式的“德位合一”的礼法筹划,还是苏格拉底式的“正义与幸福”相一致的政教方略,都力图驱散伦理虚无主义和政治虚无主义的迷雾,把国家建设为某种伦理与政治生活合一的、自我节制的共同体。
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的政教合一国家只在城邦规模的历史现实中找到自己的影像不同,孔子及其门徒的伦理-政治学说则对中国大一统的“超级国家”的建构发挥了深远的塑造作用。正因如此,那位受过良好西方古典教育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才感叹,自己目睹的中国不仅仅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和军事力量超强的国家,而且是由“哲学家”阶层统治的、不事对外扩张的高度节制的“内向国家”。 然而,19世纪中叶以来,与现代西方的相遇给中国的发展道路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现代中国遭遇的现实的西方,并不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筹划建构的伦理与政治生活合一的、高度节制的政治文明,而是个高度外向的扩张力量,在表征这一力量的结构与动力特点的意义上,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似乎更具有斯宾格勒所谓的“观相学”的重要性。在中世纪封建法权的神学-政治困境中诞生的现代西方国家是个充满矛盾的存在,一方面,它无法把经济原因造成的社会纵向分层和宗教原因造成的社会横向分裂通过古典的政教合一方案整合起来,从而使自己变成一个更加有机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它又不愿听任这些社会力量把国家瓦解回封建邦国的更加破碎的旧局面。其结果是, “主权机器”及其构成的国际体系下的“自由”,使政治家的野心、资本的贪婪和宗派宗教的嫉妒都膨胀为积极对外扩张的动力。在西方冲击下,无论传统中国在区别西式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上被称作“帝国”、“天下-国家”,还是“文明-国家”,总之,中国“以国家兼天下的”传统秩序难以安立了。因为天下大势已变,列强环伺,所以,正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所作的历史时势与战略判断:“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 一切率由旧章当然是不合时宜了,问题是,受到西方冲击的中国需要发生怎样的“变易”,又要保持怎样的“不易”呢?在回应西方挑战的过程中,中国的政制形态发生了三次重要的演变:从君主和士大夫领导人民的国家,到军阀豪绅当家的国家,然后到革命政党领导人民的国家。
抽象估价中国的“古今之变”自然简单,那就是要保持那些“好的”,改变那些“不好的”。问题是,对现代中国来说,如何评估列国政治的优劣短长和如何审视中国历代政治的得失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发生的变化,既有出于“利害”的理由,也有出于“是非”的逻辑,但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应该用什么标准,应该由谁来判断这“好的”与“不好的”呢?如何继往开来,实现中国文明的复兴呢?
理解政治的知识和技艺,理解世界之中国——《中国政治学》愿与同道共同开启一次学术的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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