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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变革与重构 第五届世界政治前沿对话成功举办
来源:人大国关

2022年11月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中国世界政治研究会协办、《世界政治研究》编辑部承办的第五届世界政治前沿对话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明德国际楼408室成功举办。本届对话以“世界秩序:转型与重构”为主题,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上述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校内外近900名师生以现场和网络参会的方式共同参与了本届对话。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首先致辞。杨光斌教授指出,世界秩序始终是国际关系与世界政治研究的主题之一,未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将一如既往地推动世界秩序的相关研究。杨光斌教授以“三百年、三个民族、三个叙事”为主线谈了对世界秩序转型与重构的几点看法:过去三百年的时间里,世界秩序以格鲁萨克逊人、俄罗斯人为主导分别发生了两次大的变化,而面对当前的世界秩序,中国人的到来将改变以西方为主的对抗性资源分配,并有助于终结霸权时代。与西方相比,中国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致力于全球与国家的治理,从而演绎出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同的道路,这有可能改变过去三百年形成的国际秩序。

本届对话包括四项议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世界政治研究》副主编李巍主持第一项议题“转型中的世界秩序”。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王逸舟以“国际关系中的进化与层化:几点思考线索”为题进行了发言。王逸舟教授认为,对国际政治进化或者退化的现有研究都较为线性,而地质学中的“层化”概念有助于以一个更加丰富的视角理解全球政治和世界政治。“层化”概念在原始意义上指沉积岩的一种特殊结构,用来描述一个多形态、高复杂性的长时段地质演进过程。在研究当代世界政治重大命题的过程中,“层化”的视角能够对这些命题加以深化和延展。王逸舟教授以主权、外交和海洋法的演进为例,说明了这几个范畴正朝着更加多元、多维、多层的金字塔形状发展。王逸舟教授认为,“层化”的观念可以帮助国际关系学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就世界政治中的细小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以进一步落实学科内的宏大命题,从而使得新时代的世界政治研究更加丰富多彩。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正清以“扩展国际社会的理念:对世界秩序的反思”为题,从与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概念对话的角度,阐述了对国际社会和国际秩序的看法。袁正清研究员回顾了以布尔、怀特和沃森等学者为代表的英国学派对国际社会概念的研究,指出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概念更加强调共同观念和共同意识。英国学派把国际社会的扩展明确表达为西方文明的扩张和非西方国家接受西方文明标准的过程,从而形成了一种以自我和他者的框架来理解世界的二元对立图式。基于对英国学派的反思,袁正清研究员进而探讨了当前如何看待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提出中国当前对国际社会的扩展需要批判吸收西方的经验教训,除了探讨对国际社会的存量互动,更要探索如何对国际社会进行增量供给。中国应该改变原有国际社会的排他性、等级性和唯一性,提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图景。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方长平教授以“世界秩序演变的逻辑”为题进行了发言。方长平教授对比了布尔的秩序观和基辛格的世界秩序观,认为二者都强调了均势、合法性(或正义性)以及权力的重要性。虽然布尔的秩序观基于欧洲均势,而基辛格的秩序观基于美国霸权,但二者都具有共同的西方价值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在此背景下,方长平教授提出了世界秩序观演变的三重逻辑:第一,冷战结束前的世界秩序主要聚焦战争与和平,行为主体主要是大国,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体现了这样的秩序观;第二,冷战后世界秩序聚焦治与乱,参与主体既有大国,也有中小国家,G20机制体现了这样的秩序观;第三,新冠疫情以来国际社会对人的安与危高度重视,世界秩序需要考虑人的安全问题。在中国崛起、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未来的世界秩序观既要考虑大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也要考虑大国与中小国家之间的治理问题,还要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安危问题。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学峰教授以“地区安全秩序转型的路径与动力”为题,阐述了他对地区安全秩序的思考。孙学峰教授阐述了既有对秩序界定的几种思路,并认为秩序本身更加接近于布尔提到的行为模式。从这一思路出发,地区安全秩序是在这一地区或一定范围内的国家或相关行为体在维护自身或地区安全的稳定的行为模式,而这些行为模式又可以分为均势和权威两种基本类型。冷战后的均势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塑造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大多数学者都关注大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而当前的东亚地区秩序发生了一定的转型,主要体现在大国竞争的非极端化和由此导致的中小国家选择空间的扩展。孙学峰教授还认为,对于中小国家的进一步研究,应该是未来国际关系学同区域国别学、国家安全学之间的学科交叉点和潜在的合作点。

第二项议题“大国与世界秩序”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世界政治研究》副主编韩冬临主持。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就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中美俄世界秩序观和战略选择进行了发言。达巍教授阐述了中美俄对于世界秩序看法的共性:三个国家都认同当前的世界秩序面临着新的改变,都认为自身处在被挑战和受威胁的状态中,并且都认为未来十年会是特别重要的时间节点。美国和俄罗斯对于未来的战略认知是较为清晰的:美国试图维持一个有边界的自由国际秩序;俄罗斯则更加坚持一种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力图保持对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力。中国的战略认知却相对模糊,需要进一步明确期待何种国际秩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庞大鹏研究员以“欧亚空间与地区秩序”为题,从大欧亚、小欧亚这两个概念出发讨论了俄罗斯的秩序观。庞大鹏研究员认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从大欧洲到大欧亚的发展历程。大欧亚概念与俄罗斯发展道路密切相关,反映了俄罗斯的世界秩序观,即西方主导时代即将结束;现有体系不符合当今世界的现实;需要建设新的世界秩序。俄乌冲突实际上是过去悬而未决的问题的延续。庞大鹏研究员认为,小欧亚概念与俄罗斯国家安全相互影响,反映了俄罗斯的欧亚秩序观。俄罗斯在小欧亚地缘空间的对外战略面临三组关系的挑战: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独联体内部独和联的关系及“俄罗斯世界”与“去俄罗斯化”之间的矛盾。庞大鹏研究员认为,从俄罗斯秩序观的发展变化看,第一,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优先于发展利益;第二,与西方首先是欧洲建立某种形式一体化关系的前景最终消失;第三,俄罗斯对于欧亚地区的实际控制力在下降。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赵晨研究员讨论了欧盟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及其困局。赵晨研究员提出,自由国际秩序至少涉及国内政治层面、国际经济层面和国际合作层面三重含义。冷战时期的自由国际秩序是强调主权原则的1.0版本,当前的自由国际秩序是淡化主权的2.0版本。欧盟的自由主义秩序观在近年来呈现出一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综合的、宪政式的自由主义,其相较美国有更强的嵌入性。当前,欧盟的自由国际秩序受到了内部民粹主义、“非自由国家”崛起以及地缘政治压力的挑战,这使其会有三种可能的前景:要么可能会从弱化主权的2.0版本重新回到主权优先的1.0版本,要么可能会重新回到保守的欧洲壁垒,要么可能会走向霍布斯式的丛林状态。赵晨研究员认为,无论哪种前景,在当前的多极化背景下,欧盟都没有做好成为世界一极的准备。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勇以“日本秩序外交的国内根源”为题做发言。张勇研究员指出当前的国际秩序研究大部分集中在体系层次,而对秩序外交研究更加集中单元层面的行为。张勇研究员辨析了日本秩序外交目标的几种观点,包括将国际秩序视为工具、作为中等强国的战略实践、追求多极格局的确定性以及在西方国家中起到稳定器的作用等。日本语境下的秩序外交是在特定的国际秩序偏好下的特定国家行为,将秩序视为一种应然性愿景,以国际秩序的名义介入地区乃至全球事务,然后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应用于双边和多边两个层面。从外交实践上看,日本在目前的国际秩序中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而非一个被动的承受者。这一秩序外交的国内根源在于日本的历史传统、战略需求以及国内政治要素。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世界政治研究》副主编尹继武主持了第三项议题“世界秩序与中国外交”。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清敏就二十大后的中国外交进行了分析。他的发言包括中国外交的连续性、变化和未来展望的趋势以及基于外交学视角的思考四个部分。首先,中国外交的连续性体现为国内工作重心的连续性、领导集体的连续性和对外政策连续性。其次,中国外交的变化体现在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对中国国家身份的定位和大国外交理念的发展。第三,未来中国外交发展具有五大趋势:大国外交更加自信、推进与现有大国关系良性互动的政策更加明确、大国担当更加积极、大国特色更加突出、强调斗争的外交风格显著。基于上述分析,张清敏教授从外交学的视角对二十大后的中国外交提出了思考:大国外交需要大国心态,要摆脱“弱国无外交”思维惯性的影响;外交斗争需要遵循外交的本质和规律,在话语权上变被动为主动;在确定对外政策上明确判断“是非曲直”原则的依据,做好底线思维。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张胜军教授以“多边秩序的分层与网络化的中国外交”为题进行了发言。张胜军教授认为,当前的世界秩序已经呈现出了分层化的新趋势。基于生物学界的适应周期模型,目前的多边秩序大致可分为四个层级,美国、中国、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国家分别居于第一层至第四层,四个不同的层级分别处于发展的不同阶段。张胜军教授指出,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二层国家将随时间推移成为未来的主流。面对这样一个分层化的世界秩序,中国外交也需要呈现出网络化的特征。这种网络化的中国外交会对中国带来两个好处,一是赢得他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二是让中国获得弱连带优势。由此,张胜军教授提出,中国当前践行的国际秩序并非建立在对抗西方的基础上,而是基于自身发展阶段和发展需求的自然秩序,中国需要争取对美战略竞争的主动权。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吴日强教授探讨了核武器与东亚秩序演变的相关话题。吴日强教授回顾了核威慑理论,从相互确保摧毁和核升级难以控制这两个基本命题出发推导出核大国无战争这一假说。吴日强教授探讨了在相互确保摧毁的前提下,影响核危机的决心因素和力量对比因素,并指出力量对比因素还可进一步分为常规力量对比和核力量对比两个方面。由此,在过去的核危机中,美苏的决心对比和力量对比实际上影响了历次核危机双方的战略行为。在当前的台海局势下,中美双方面临的情况要更加复杂,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决心对比都难以判断。吴日强教授强调了判断对方意图在中美未来互动中的重要性,对于双方意图的判断影响了中美博弈到底是一个安全困境还是会走向零和博弈。目前双方对于对方行为的吓阻都做的很好,但在保证层面尚需付出更多的努力。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罗建波以“在世界变局中思考中国的方位与应对”为题进行了发言。罗建波教授阐述了当前中国外交所面对的身份压力,指出了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群体中所需要思考的战略价值问题。对于中国来说,需要将发展中国家视为中国外交的杠杆,从而撬动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发展。但是,当前有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出现了现代化进程的倒转,这对学者的理论和现实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罗建波教授认为,中国在此背景下可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其所需要的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的提供并不是中国一厢情愿的,而是需要换位思考,做好三组关系的统筹:积极进取和战略审慎的关系;中国倡导、中国主导和中国参与的相互关系;战略导向和市场导向的辩证关系。罗建波教授认为中国外交还需要讲好中国故事,这要求我们加深知识储备,抱有敬畏之心,真正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国情和面临问题的复杂性。

第四项议题“世界秩序与东亚区域秩序”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世界政治研究》编辑左希迎主持。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吴志成教授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题做了发言。吴志成教授认为,全球治理体系是国际社会为了治理全球问题管理全球事务而创设的组织机构、体制机制、原则规范、条约协定等东西形成的整体系统。吴志成教授指出,积极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首先是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不足:目前的全球治理体系难以应对不断增加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国际力量的变化,全球治理的理念陈旧落后,现有全球治理的实际效能存在着不足。这些问题都迫切要求对全球治理体系进行改革。其次,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进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话语权不足、高端人才短缺和规则设置能力有限等相关方面。再次,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是负责任的体现,要系统优化全球治理战略的设计,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多边治理体系。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魏玲教授以“大国竞争、地区韧性与东亚可持续和平”为题讨论了东亚地区秩序的相关问题。魏玲教授认为,在当前大国竞争的背景下,东亚区域的和平与地区的战略韧性息息相关。这一体系的战略韧性类似于一种社会安全网络。魏玲教授提出,处于应然和实然之间的秩序需要从合法性问题入手,以开放性的过程引导秩序建设,并基于特定地区本身的文化背景来完成主动塑造。在东盟的实践过程中,其至少有三个阶段主动塑造了区域秩序,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冷战结束后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面对着不同的地区压力,东盟分别实现了不干涉规范和协商一致的地区方式的确立,强调包容性的合作安全观念的确立以及基于地区文化的国际合作的确立。魏玲教授由此指出,东亚的情况更加类似于一个“意大利面碗”式的网络,因此其开放性和平等性要更强,东亚地区需要创建更具包容性的多边主义和多边秩序。

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胡波研究员以“东亚海洋秩序的历史及未来”为题进行了发言。从历史角度来看,在公元1500年以前,基本不存在一个全球性的海洋秩序,随着英国的海洋权力上升,单极海上权力在19世纪末达到了巅峰,而在1945年之后,随着技术发展和武器的进步,防御变得更加容易,单主导的海上秩序变得更加困难。展望未来的东亚海洋秩序,五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得到重视:第一,东亚海洋秩序的维持和发展仍以力量对比为基础,特别是中美的海洋力量对比;第二,东亚国家在21世纪以来走向了群体性的崛起,东亚海洋力量得到了显著上升;第三,海洋问题的丰富性得到进一步拓展,在军事和渔业之外还增加了油气资源开发及环境保护等问题;第四,当前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能满足海洋问题的现实需求;第五,中美以外的行为体也会对东亚合作的规范造成显著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俊生以“新时期我塑造周边安全之需的思考”为题进行了发言。从必要性来看,当前中国周边的安全压力不断增加,要应对包括QUAD、AUKUS等在内的周边环境压力,中国需要在周边安全秩序的构建方面做文章,当前的俄乌冲突也为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协调带来了挑战。从历史经验教训来看,美俄两国都重视周边安全秩序的构建,也都注重对安全资源的投入,但美俄也存在着不同,主要体现在两国对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权衡不同,以及对软环境及软实力的重视程度不同。通过上述两个维度的分析,王俊生研究员对如何塑造中国周边安全秩序提出了几点思考:第一,中国应该持续走和平发展道路;第二,中国应该增加在安全资源方面的投入;第三,中国应该综合运用安全和经济手段,坚持综合性安全、推动数字经济合作、加强产业供应链的融合;第四,中国应该塑造软环境和软实力。

最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主编田野做了会议总结。田野教授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归纳:第一,本届对话从理论、历史和现实三个层面对世界秩序转型与重构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第二,作为社会科学三大核心要素在秩序研究上的反映,本届对话涉及的秩序包括作为观念的秩序、作为行动的秩序和作为结果的秩序;第三,本届对话从多个学科视角切入对秩序议题的研究,甚至不局限在社会科学学科,吸收了地质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学科的营养;第四,本届对话从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讨论了秩序,从而以理论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式探索了未来可能的世界秩序。在热烈庄重的气氛中,本届对话圆满落幕。

《世界政治研究》旨在从全球视野来研究重大政治问题,促进国际政治研究与比较政治研究的整合,推动区域国别研究与政治学理论的结合。作为年度论坛,“世界政治前沿对话”已经举办五届,前四届的主题分别是“金融危机十年来的世界政治变迁”“跨国人口流动与世界政治变迁”、“不平等与世界政治变迁”和“政治思潮与世界政治变迁”。

文字 | 杨沛鑫

图片 | 晓畅

编辑 | 张思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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