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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UN的院长——陈健院长专访
来源:人大国关

 2007年末,当中国人民大学迎来了她70岁生日的时候,人大的国际关系学院迎来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新院长,他就是2007年3月才刚刚卸任的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作为一个在联合国工作时间最长的中国人,从1972年起,他作为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首批派驻联合国的外交官之一开始从事联合国工作,至今前前后后在联合国工作了15年。同时,他还长期在外交部工作,2001年起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之前他还曾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部长助理、中国驻日大使等要职。能够拥有这样一位在外交事务领域挥洒了毕生心血的优秀的外交官作为院长,对于全体老师、同学都是一件喜事,于是12月25日,我们代表学院分团委对陈健院长进行了第一次院内媒体的专访,带着国关学子特有的视角走近我们的新院长,走近他不平凡的外交生涯,走近他与我们将要一起创造的未来。

 

年轻时代的理想

       当一个人在暮年拥有成功的时候,我们最想知道的便是他年轻时代的理想。陈健院长毕业于复旦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当时的大学是5年制。他的毕业论文是有关雪莱的诗,毕业时他的理想是考取人大美学专业的研究生,但却与在人大的深造机会擦肩而过。尔后,他又报考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英文播音员,同样也与其失之交臂。这算是他人生中比较伤心的经历。后来他进入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攻读硕士,与外交事业的渊源便由此开始。两个月前,他与当时外交部干部室的一位退休老同志,还有原外交部部长李肇星一起吃饭谈起这个话题时,才知道当时外交部和教育部有个协议,外交部在外语类高校采取优先招生,选择优选的外语类学生进入外交部工作。所以,按老同志的话说便是“你们怎么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就这样,陈健院长走进了外交部。

       他学生时代的理想情况基本上可以用八个字概括:追求真理,服务社会。追求真理是因为当时那个时代正好处在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研讨的一个大环境中。那个时候,毛主席提出了要向雷锋同志学习,所以大家都在探讨人的一生,作为学生也都在研究人的一生中应该树立一种什么样的人生观。同时那时中苏之间关于什么是意识形态、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的大辩论时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学生在学校里除了学好自己本专业的课程之外,有很多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追求真理,寻求人生的真理和世界的真理。另外一个是服务社会。当时学校里相当一批学生是靠助学金完成学业的。陈健院长出身在贫寒的家庭中,父母很早过世,他说他完全是靠政府支持、社会支持完成学业的。他有一个很强的愿望,那就是社会培养了他,将来长大从事工作后,也要为社会服务、报效社会。因此那批人共同的特点就是学习的时候追求真理,工作以后报效社会。

       就这样,陈健带着“追求真理、服务社会”信仰,在外交领域追求着中国人驰骋世界舞台的理想,服务着我们的国家和世界。

 

外交生涯

       从驻日大使,到后来的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院长是如何一步步成为一位优秀、成功的外交人员的?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他又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呢?

       对于这些问题,陈健院长谈到,外交官和其它职业有着很大的不同,它时时刻刻代表着国家、代表着民族的整体利益,所以不管在外交工作的什么岗位上,始终不能忘记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代表着国家。这既是一种荣誉感,也是一种动力。这是这种动力,推动自己要不断的进取,做好这份工作。从自己的大半生的历程中,他体会到一个人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是有限的,主要是掌握一种学习的方法。读研究生时,还要掌握研究问题的方法,而真正的学习是要到进入工作岗位以后才会开始,很重要的是要适应工作岗位的变化对自己带来的挑战,去学习新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动力推动自己愿意不断改变自己,去学习新的东西呢?那便是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来自于“我代表国家”、“我必须要适应国家给我的新任务”。

       陈健院长的工作生涯中,工作领域多涉及的是联合国和多边外交,当然期间也经过了几次转折。一次转折是1994年、在联合国担任常驻大使级副代表时,当时一任应该是三到四年,他刚做到一半,就被外交部调回了国内,担当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和新闻发言人,这次对他来说是角色的很大的转换。他找到当时负责的副组长,表示自己不适合干这项工作,因为他喜欢思考,善于动脑,喜欢考虑新问题,新观点,不善于、也不喜欢讲话,而发言人恰恰是一个需要不断的讲话、发言的角色,这和他的性格很不符合。但是副组长却要他服从组织的分配,没有商量的余地。于是他毅然接下这份工作,开始做前期的准备工作。他把前五年外交部发言人所有的讲话搜集起来,按照问题的分类重新整理了一遍,然后分步骤适应、转变角色。第一步是把所有发言人的讲话都背下来,第二步就是体会发言人在那个问题上之所以这样讲有什么样的考虑,体现了哪个国家的利益。这是他在走向工作岗位之前对自己进行的一次大调整,即提前进入发言人的这种思想状态。

       后来,东渡扶桑,做驻日大使同样是一次转折。陈健院长之前从未搞过双边外交,对钱其琛副总理提出了四点自己不适合当驻日大使的原因。钱其琛副总理听了以后笑笑没说话,还是坚持所做的决定。于是他就又进行了一次调整,去做驻日大使。

       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是第三次调整。虽然也是联合国,但他的部门是会议管理部,部内有1200人,工作任务就是管理会议的全套服务,处理“文山会海”。他在那里工作的五年主要干的一件事情就是提高效率,节省开支。就像一个公司的总经理的角色,做管理人员。他说,这又是一次调整,这次调整无论成功与否,与国家利益都没有直接的联系,但与国家形象有密切的关系,中国的副秘书长能不能干好这项管理工作直接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就是代表国家利益、代表国家形象这样一种责任感推动着他不断适应工作的变化、工作的要求,充实自己、丰富自己。

       他对我们说,虽然我们这一代和他们那一代不一样,他们是服从组织安排,我们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但原则上是一致的,就是在工作岗位上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改变自己,重新塑造自己。一个人是否能在工作岗位上取得成功首先就是需要这样一种自觉意识,有这种强烈的责任感来改变自己,重新塑造自己,使得自己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能够为国家的利益很好的服务,体现个人的人生价值。

 

负责任的大国,负责任的副秘书长

       中国人在联合国的角色无论是代表中国还是代表联合国,始终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整体影响力息息相关,陈健院长在联合国的15年,正是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成功崛起,并提出成为负责任大国的过程,在这个大背景下,他在联合国的工作中有着特殊的感受。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在联合国中提出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当时,陈健院长在联合国担任我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体会最深的是我国在安理会中如何使五大国有一个好的合作关系,同时建设与其它十个成员国(非常任理事国)的良好合作关系,共同为谋求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这个十年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提高,中国在联合国内部作为建设性的常任理事国发挥作用的开始。进入新世纪,该作用更加凸现出来,与此同时,他本人也在联合国内部经历了角色的转换,担任了联合国副秘书长,这个角色要求他不再是代表中国,而是代表联合国来行事。尽管如此,他在工作中首先深刻地感受到的就是祖国地位的强大。他当时分管联合国人员最多、开销最多的一个部门——“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他新上任的主要工作是进行“减少开支”的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必然要涉及到多方的利益,比如要提高效率就涉及到一些发达国家的利益,节省开支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引起了两方从不同角度的关注,这个来自发展中的中国的副秘书长的改革所引起的关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上升大国地位的国际影响力。发展中国家因为对中国极大的信任在改革中对他寄予了同样的信任和支持,发达国家也表现出了“愿意合作”的良好态度,国家的背景使得他在进行这个艰巨的、牵扯到多方国家利益的改革中没有遭到明显的、强烈的反对,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并使两方达成了共识。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他的改革给予了高度的赞赏,称其是“一项成功的改革”。“我想,这不是我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我所来自的国家的影响力的必然结果。”当然,一位出色外交官在国际舞台上出色的表演也有利于提升他所来自的国家的国际形象,陈健院长的这个成功改革的事例极大地提升了新世纪初期,负责任的中国在联合国的形象和作用。

 

带领国关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为新一任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在谈到国关的未来时,他提出了诸多期许和展望。

  陈健院长的母校是上海复旦大学,在复旦百年校庆之际,他被聘为了母校的荣誉教授,今年,结束了15年在联合国的工作回到祖国之际,他便又一次投入到了祖国的教育事业。“能来到人大国际关系学院担任院长,是一件十分荣幸和骄傲的事情,因为众所周知,它是全国最好的三个国际学院之一,希望将来能够同其他领导一起为它的建设和发展作出努力和贡献”,陈健院长坦诚地说出了把我院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国际关系学院的心愿。在准备接受我们采访时,陈院长把一张剪报送给了我们,以回答我们提出的他对我院前景希望的问题,那是2007年12月24日的《参考消息》,转载了英国《金融时报》12月17日的一篇题为《亚洲亟需“仗义执言”》的文章,主要内容为“亚洲正在蓬勃发展,但是在媒体、会议、论坛上把亚洲的变化和变化背后的思想、观念告诉世界的却是一些西方的面孔,他们扮演着‘思想导向者’的角色,而代表亚洲说话的发言人却几乎没有,特别是在当亚洲的一些知识分子有不同于西方观点的时候,在全球论坛上却听不见他们阐述自己观点的声音,亚洲的政府、知识分子和媒体因该共同努力,培养自己的思想领袖,在世界知识界发出自己的声音。”陈院长认为作为国内最好的国际关系高等教育学府之一,我院应该朝着“培养世界文化界思想的导向者”的方向努力,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而奋斗。

       对于国关学院里众多有意致力于外交事业的青年们,陈健院长在如何完善专业素质、培养职业素养方面也有着中肯的意见和希望。  将来走上工作岗位,能不能做到对社会有用,能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陈院长认为关键是兼备“德智体”三方面的素质,要有一种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服务于新的世界的道德观念。80后的两代人生长在一个好的时代背景之下,但也有这个社会大背景塑造的特殊的弱点和缺陷,比如“自我”。“但是,”陈院长幽默地说道,“时代不同了,在我们那个年代,这种思想是要受到批判的,那时不能有个人利益,而你们的时代里,‘自我’已经具有合法性,它在积极的层面上代表着追求个人的理想和价值,这是你们的财富。”接着,他强调要在“社会、中国和世界、公益”的范围内寻求发展,陈院长就自身的发展过程解释说:“如果没有国家的发展,没有国家外交的大开拓,我就不可能从事这些我曾经从事过的工作”,“只有好的大环境才能决定你有好的小环境,所以要在好的大环境下寻找自身立足点,特别是当我们往前看十年或者二十年,当你们这一代人担任一些部门的领导,管理我们的国家时,那个时候按照现今的各种预测,中国应该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你们要学会考虑作为一个‘大国’的‘负责任的公民’要有怎样的意识去作出兼顾自身利益和国家公益的决策,因为‘把同时考虑本国和世界人民利益作为出发点,作负责任、受世界尊重的大国’是你们这一代人特有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的使命是推动中国经济的起飞,在经济起飞之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上怎么发挥作用就要看你们的作为了,所以你们要有一种意识,那就是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要有‘全球眼光’,由此我建议你们在学校的时候‘闭门读书,开门参与’,参与到全球国际关系发展的讨论当中,尤其当今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最大的一次调整中,‘全球化’‘多极化’两个趋势加速发展,现在的国际关系是什么样子,未来的国际关系是什么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子,是世界范围内的热烈讨论的话题,你们应该从现在开始积极主动地参与进去,使得书本知识和现实实践有个很好的结合,为将来成为一个具备全球眼光的国家决策者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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