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院友徐大同教授访谈录

2017.08.31 来源：人大国关

（徐大同，1928年出生，天津市人，中国著名政治学家，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天津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先后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曾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华侨委员会委员，第八届天津市政协委员、天津市政府法律顾问委员会委员；先后担任中国政治学会常委理事、副会长、顾问，天津市社联副主席、天津市政治学会长、法学会副会长。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20世纪西方政治思潮》、《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现代西方政治思潮》、《西方政治思想史（五卷本）》、《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中西政治思想史》；著有多篇专业论文。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

 

       问：您能谈谈您与人大的渊源吗？

       徐：这次王乐理老师来给我祝寿后带了一本书回去，准备交到学院里，其中第一篇是《我与人大》，写的是我与人大的渊源。我是这样划分的，前三十年是在北京，后三十年是在天津。在北京的三十年几乎又都是在人大度过的。从1949年到1978年，我先后在人大法律系、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所和后来人大停办转入北大国关。

 

       问：那您为什么从法律系转入国政系呢？

       徐： 1950年人大刚建校的时候我是在法律系，当时是没有国政系的。1957年反右倾以后，我们干部在1958年轮流下访，当时人大在丰台看丹乡那里有一个农场。我是第二期下访的人员，跟现在人大高放教授在一个队进行基建工作，即盖房子。1960年中央下达命令要建立三个国际政治系，即北大复旦人大。中宣部开会决定，在人大开设西方政治思想史课程。当时国际政治系主任是杨化男，他是原来法律系的主任。但是当时没有西方政治思想史这个研究方向，我就发挥了法律系的作用，在法律系研究国际与法其实就是政治与法律，杨化男就推荐我去搞西方政治思想史。我们当时劳动期还未满一年，5月份就叫我回来了，所以劳动也就提前结束了，我也没有回到法律系，就直接到了国政系。北大和复旦西方政治思想史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开这门课的。所以人大是第一所开这门课程的学校。

       当时人大西方政治思想史教研室是相当大的，由于文革人大停办，到后来慢慢就分散了，有些人去了马列所，后来就剩下4个人，到最后又走了两位，就剩下我和朱一涛，一直拖延到复校，朱一涛在后来还是一直在搞西方政治思想史。

       1978年复校以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课程还是我去上的，像现在国关副院长张小劲、宋新明都是那一届的学生。1979年以后就是朱一涛老师上课了。

       在北京的30年中，知识积累主要还是在人大。

       我在人大打下了几个基础，一个是马列主义的基础，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其实也包括毛泽东思想。过去讲世界观，现在讲价值论，其实都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另一个是专业基础，在人大开始从事四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一直至今夜没有放弃。还有一个就是做人的基础。

        我一直就当人大是我的母校，在红三楼住了30年。但是由于这两年身体的原因，没怎么到北京去了，人大也就去得少一些了。

 

       问：您为什么离开人大呢？ 

        徐：我离开北京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家属问题。

       我跟我爱人分居了20年，当时她在天津我在北京，父母和孩子的户口问题一直很难解决，一直没有在一起工作。现在的年轻人就很不能理解啊！不过现在还可以开车，那个时候就只能坐火车了，很麻烦。我的两个孩子都是出生后几天才见着面。

       1978年复校以后，人大想让我回去，我的关系还是在北大，而北大又想把我留住。可北大又总觉得我迟早要回人大，所以也没怎么管。所以我就决定回天津。

       我跟人大作了这样一个约定，人大上课需要我，我还是会来的，所以78级的学生还是我在上课。

       不管怎样说，我的成长基本上都是在人大完成的。

 

       问：您是怎样看待人大在在中国的地位的呢？

       徐：我一直是把人大当成中国唯一的文科的学校，对社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问：他们说人大是中央第二党校，您是怎样看呢？

       徐：过去是有这种说法。过去人大招生的时候，特别是外交系，几乎都是干部或者是干部子弟。招生时要求8年工龄，想想50年往前推8年，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大多数能来上课的都是干部，出来过后还是干部，所以人们称之为第二党校。

       其实人大不是第二党校，而是共产党办的第一所正规大学，跟中央党校也有很大的不同。

 

       问：听说您很喜欢京剧，您对艺术是怎样看待的呢？

       徐：我得兴趣很多，京剧是很重要的一个。

       我总觉得，一个人不管是干什么的，要培养广泛的兴趣。知识分子要懂点艺术，调剂一下生活，使生活更充实一些，不能只玩笔杆子，变成书呆子；特别是搞文科的，文科的根是社会，不懂社会怎么搞社会科学，懂得社会方式很多，要接触社会的人，社会的事，文艺是一个方面。

       在天津师范大学，我搞过政教主任，我就要求政工要会点琴棋书画，寓教于乐嘛！在潜移默化中陶冶情操，这也是我现在的看法。

       开始对京剧是一种兴趣，由于我父亲就爱好京剧，从小受他的熏陶。在上初中的时候，我就是在两所学校中选择了一所有京剧社的。京剧对我的教育也挺多的，尽管京剧是戏说，但是正戏说对历史方面的研究还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人大京剧团每年都会演出好多场，我唱老生。从解放前到66年一直在唱戏。第一次登台是在天津，最后一次还是在天津。

       听说人大现在也有戏剧社，希望一直搞下去。

 

       问：当时您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以前从来没有人研究，这是冷门啊？

       徐: 没有没有，那时观念跟现在不同了，那时候都是组织分配。要开这门课，就叫你准备。

       我原来就是搞国家与法的，所以也不会觉得特别疏远。开始搞西方政治思想，后来苏联专家说要搞特色，不能老讲西方的，所就搞起了比较，由于戏剧的原因，我很喜欢历史，后来又慢慢搞中国政治思想史。所以说有些时候不是考虑个人兴趣的，搞起来了就不想放下了，个人兴趣在研究中究竟占了多少呢！可能跟本就占不了多少。

 

       问：我们都知道啊，您在2005年出了一套5卷本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您能简短谈谈吗？

       徐：西方政治思想史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不是说一本书就能讲清楚的。现在有很少是长期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有人可以研究一段时间就出一本书，但要出多卷本的书就很困难了，要保罗万象。处多卷本在很早就提出来的，但是过去可以查找的资料不多，很困难。随着后来多了一些研究的人，以及改革开放后翻译过来一些国外的资料，才开始策划。剑桥想出大部头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但是也还没有作好准备。在整个大陆，这是第一部，在全世界也算是比较全的了。多卷本的第二卷是比较有特色的，其他几卷是在以前的基础上提炼丰富的。

       原来他们想要我出十卷本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但是那个工程太浩大了，光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完成的。

 

       问：马上到70周年校庆了，您能来吗？

       徐：由于我刚出院，身体不是很好，又赶上他们来给我祝寿，所以还没有决定。到时候看情况吧！

 

       问：您对人大有什么寄语呢？

       徐：我只希望人大越办越好，作为真正人民的大学，依然坚持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为国家作贡献。

人大从建立开始就为国家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大多数专业是按国家的需要建立的。现在在宣传部门的绝大多数人就是人大毕业的。人大学子也遍布全国各地啊！

虽然我离开人大30年，但是我心里还是记挂着人大，把人大当成我的母校。